生态环境变迁中的原生态体育发展

谭志丽

体育的产生、发展与自然息息相关，随着工业革命结构性变化带来的生态危机，引发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我们在享受先进科技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向往回归自然界的纯朴，在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对立中，人们对现实改造的步伐越快，对遗失的渴望越强烈，但是过去不可能复原，只能创造条件满足现实的需要。原生态体育强烈突显人与自然的和谐境界，在历史演进的长河中，在生态环境变迁的前提下又该如何抉择？

由普罗达哥拉斯（Protagoras）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即人类中心论开始，到工业文明带来的生态危机，再到生态文明的构建，人类在征服世界的同时又在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存在。人与自然息息相关，正如马克思论述到：“自然界……是人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1]。人类对自然的态度又集中投射于生态体育发展的倾向中，反映了人类在处理人、自然、体育三者关系时的一种意识倾向，使其显现出不同的特色与形态，如绿色体育、生态体育、原生态体育等。原生态体育的发展受自然、社会、技术、经济、文化规律的影响，其发展具有相对性，我们在探讨原生态体育的发展，就要解决原生态体育自然与应然状态的关系，解决表征特征与规律之间的关系。当人们论及原生态体育时，总认为是原始的、没有被雕饰的本真状态，“在文化多样性发展下追求保留初始状态的、质朴的、更贴近生产生活源头的体育文化发展形态。”[2]基于哲学观，原生态体育不可能停留在始发阶段，他的”原”具有相对性而非绝对性，任何事物的发展离不开环境的变化与人文环境的演进，因此原生态体育是在生态系统相对稳定的环境中所体现的一种体育文化形态，具有地域性、连续性、自发性、独特性等特征，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较强，是一种和谐的自然人文形态。

1 原生态体育的环境变迁

1.1 原生态体育的自然环境变迁

纵观人类历史长河，面对自然环境，人类从原始雕琢到破坏性挖掘到弥补性改造，从畏惧到征服到恐慌，在掌握自然规律的同时又在反规律发展。工业文明背后的惨痛教训使人类反省自我的生存方式与手段。在生态环境变迁的进程中，原生态体育的自然环境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体育的萌芽蕴育于自然，即自然环境造就了形形色色的体育萌芽形态（见表1）。人类在经历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后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原生态体育的自然环境变迁主要体现在：首先，人口非线性的发展，造成原生态承载力下降，生物圈负荷加重，自然资源减少，物种多样性缩减，适宜生存的环境逐渐紧缩。自然在向人类退却的同时，原生态环境的稳定性、有序性遭到破坏，破坏了原生态体育的土壤；其次，生态系统群落的异化，导致的生态失衡，使原生态体育仿生物学环境在逐渐缩减。最后，人类对原生态体育环境的破坏，在时间链上表现的滞后性，往往是体育形态的遗失与再造。云南省通海县兴蒙乡的蒙古族，迁徙落户于湖水碧波的杞麗湖畔[3]，渔猎成为生活的主题，游泳、赛船成为新的生态体育，可是随着自然环境的变迁，由天然湖变成人工湖，原生态体育失去了自然的屏障，逐渐退却历史的舞台，转为划旱船、渔夫与海蚌、虾灯等民俗活动。自然环境的变迁，对原生态体育的种类与演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2 原生态体育的社会环境变迁

体育是客观存在的社会性产物，原生态体育在自然环境基础上，通过人类长期意识活动形成了一种具有物质文化体系的特殊形态，受政治、经济、法制、科技、文化等宏观因素与家庭、学习条件、族群等微观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变迁对原生态体育的影响表现在：首先，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演进即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和谐主义，重塑人的主体性结构，来诠释原生态体育的发展。其次，大众传媒与现代体育对原生态体育的冲击；第三，文化包括教育、科技、道德、宗教、价值观念、风俗等对原生态体育的潜移默化的转型；最后，外来文化对原生态体育的渗透。作为入滇迁徙的蒙古族，具有民族代表性的那达慕三项的发展可谓是一波三折，由战败的逃避到族人的向往再到种族的复兴，受社会环境的变迁，成为民族复兴的手段，成为民族性的标志与品牌。

2 原生态体育发展的逻辑起点

2.1 原生态体育发展的必然性

原生态体育是一个不断变化与发展的有机整体，其发展有着必然的趋势，人类参与了整个过程。作为特定历史环境中的原生态体育事件已经成为事实，这些事实的存在又对原生态体育的发展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如生活在深山密林中的云南哈尼族，为采集果实而形成的攀爬技能，由最初的生存需要到体能优越性的展示再到民族习俗，其功能与特征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呈现，但却构成一个统一整体。原生态体育在人类社会中有其发展的必然规律，其发展的进程也非直线型，我们要以历史的角度全面的认识与了解它。

2.2 原生态体育发展的相对性

原生态体育存在于时间与空间两个维度之中，其发展具有相对性。首先，认识主体的相对性。从空间上划分，原生态体育的认识主体主要包括族内认知与族外认知。对于族内来讲，原生态体育从未离开，是一种应然状态，对于族外群体来讲，却是实然状态。其次，发展主体的相对性。原生态体育遵循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其时代特性有所不同，虽然所处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但是依然存在于现实，还是“原”来的形态。如果对原生态体育一味的追求回归，追求远离现实退回始发状态，那么原生态体育的生命力将无法延续。这就要求我们在处理实然状态与自然状态的关系中，应该将自然之必然性转变为应然之必然性。

2.3 原生态体育发展的人文性

原生态体育是自然环境的基础上的人类有意识的活动，那么其发展与演进必然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如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如云南傈僳族在每年农历的二月初八举行的刀杆节，人们穿着节日的盛装赶到聚会地，由长者宣布“刀杆节开始”，几个壮汉赤足跳进火坑，用手捧起烧红的火炭，飞快地在脸上擦一下……。“呀格，呀格”，这是“下火海”，是上刀山（杆）的前奏。威猛勇士要经历火的洗礼才能具有赤足爬刀杆的资格[4]。爬刀杆成为节日的主旋律，成为体现族人勇敢、无畏、坚毅的品质，成为民族凝聚力的象征。原生态体育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文化系统的形态，不仅与山脉、河流、海洋等自然条件融为一体，而且反映着民族的居住地、环境、先前的社会观念、现实生活流行的新观念，以及社会、社区的特殊发展趋势。

2.4 原生态体育发展的差异性

原生态体育产生于人类的实践过程，如劳动、军事、宗教，其主体类型的差异性、价值功能的特殊性、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决定了其发展的生命力与方向。有的在演进，如狩猎，“最初为了生存而形成的狩猎、采集技能，为了更好地提高劳动技艺，有了最初的比赛。当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人们的生活不再完全依赖于狩猎活动后，竞赛的性质再一次发生了变化，成了力与美的展示与竞争，也是技与巧的表演，目的已不再是获取野兽，而是得到他人的敬慕或是爱情。”[4]有的在退出历史舞台，如贵州水族的拳种的减少，原生态自然村落的消失等。总之，原生态体育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突显时代的特征，从时间与空间上来讲具有相对性，由于原生态体育主体差异性的存在，有些项目退出了历史的舞台，有些项目的特性发生了变化。

3 原生态体育的系统阐述

3.1 原生态体育类型

体育是人类意识活动的产物，而原生态体育又与自然环境密切相关，根据自然环境的完整性、人文环境的完善性，我们可以将原生态体育分为3类（见表2），即自然、人文一体型原生态体育；自然环境供养型原生态体育；人文环境供养型原生态体育3种。

3.2 原生态体育系统组成

生态系统是生态学上的一个主要结构和功能单位，指在一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内，在各种生物之间以及生物群落与其无机环境之间，通过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而相互作用的一个统一整体，生态系统是生物与环境之间进行能量转换和物质循环的基本功能单位[5]。

表2 原生态体育类型及其环境Table Ⅱ Categories of Original Ecological Sports and the Environment

原生态体育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包括自然、社会、体育三大系统（见图1），每个系统都有相对独立的完善运行机制，具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彼此之间进行着能量、信息、物质交换。能量流动、物质循环是生态系统的两大功能。例如，体育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包括物质、制度和精神层面。物质层面包括地理环境、体育场地器材、比赛服饰等；制度层面包括比赛规则、民风、民俗、宗教信仰等；精神层面包括价值观念、家庭结构、社会组织等。Whittaker(1975)生态位的概念认为，每个系统在群落中的时间、空间位置及其机能都有一定的关系，或者说群落内一个物种与其它物种的相对位置也是相互关联。三大系统处于相对应的生态位上，每一个生态位的变化都会引起其它变化，甚至影响整个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属性。

图1 原生态体育系统Figure 1 Original Ecological Sports System

3.3 原生态体育系统的承载力

原生态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体育形态，对自然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具有自我维持、自我调节的能力。随着社会变数的影响，其承载力的强弱影响着发展的方向与时代的特征。这里讲承载力是为了探讨原生态体育的传承与演进，这与主导者们的价值与行为紧密相连。原生态体育系统的承载力是其固有功能的表现，不仅与自身的结构有关，还与外界的输入与输出有关，涉及到体育文化变迁的内容，文化之间的相互碰撞会引起现存价值与行为的变化。在一个稳定的环境中，原生态体育的变化是温和而缓慢的发生，不会以任何根本性的方式改变该文化的潜在逻辑，但是也有可能在相对短暂的时期里，变化的步伐突然加快，导致原生态体育的消失。将原生态体育的承载力看成是一个函数（OESBC），至少包括3个自变量：时间（T）、空间（S）、人类活动（C），OESBC=f（T,S,C）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上，将原生态体育系统自身的固有特征视为定值，则承载力随人类活动的变化而变化（见图2）。

4 小结

人类发起了工业革命，为人类带来了极大的福祉，同时也造成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这种负面效应不断累积的结果，在今天甚至超过了政治、经济、种族、文化等方面的矛盾和冲突，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20世纪70年代以后，生态运动日益高涨，推动了各国和国际环境机构的建立、环境法律的颁布和国际环境公约的签署。只有实现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的转型，人类才能从总体上彻底解决威胁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文明范式的转型，是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必由之路[6]。生态环境的良性运行势必是人类长远发展的保障条件。作为原生态体育，究其发展规律，自然环境是基础，文化是核心，观念意识的强弱是动力。要使原生态体育继续留存发展，变为一种常态，丰富文化多样性，那么原生态体育的发展必然经历历史的洗礼。为了保持文化的多样性，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发展，维持体育的可持续发展，就要确立正确的自发模式，被动的保护只是一种手段，只是表征特征的保存与留存，其生命力荡然无存，仅仅是一种欣赏品，一种娱乐。要完善原生态体育的文化互动，寄托于自然，凝固于文化，产生心灵的交互，享受和谐的快乐。

图2 原生态体育承载力影响因素结构图Figure 2 Structure of the In fl uencing Factors of Original Ecological Sports Bearing Capacity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95

[2]李延超,虞重干,杨斌;论原生态体育的内涵—以苗族村寨体育为例[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06

[3]谭志丽,袁园.入滇迁徙蒙古族传统体育的现状及其发展策略——以通海县兴蒙乡村落调查为例[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03

[4]饶远,刘竹.生命活力的迸放:云南民族体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0.12

[5]许传宝.体育生态学—绿色体育的理论基础[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01.04

[6]布赖恩•巴克斯特.曾建平译.生态主义导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 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