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师亦友 伴我前行

朱 江

（南通市档案局，江苏南通，226018）

2004年10月25日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前

《档案与建设》诞生于1984年，那时候我还在高中苦读。两年以后，误打误撞进入档案专业学习，毕业以后一直在档案部门工作，也一直在同一个单位供职。如果1986年可以算作与档案事业结缘的话，我的档案生涯仅仅比《档案与建设》晚了两年。回顾已经走过的档案历程，《档案与建设》如同一位师长，不断地给我启示，又如一位老友，见证了我的成长。

蹒跚学步时的扶持

探讨档案学理论的兴趣，是在苏大档案专业学习时养成的，而其中的关键点在于《档案与建设》对我的影响。这个故事，曾经在1994年《档案与建设》十周年时，我撰写的《提携新人播撒希望》里详细描述过。20年过去，对此又有了新的感悟。

记得刚刚入学的时候，当时档案专业的学科带头人王李苏给全班同学作了一个讲座，这是一次关于档案、档案工作和档案学的启蒙。这位留校任教的年轻教师意气风发——也是当时苏大档案专业年轻教师群的写照，他表达了对丰富理论贫乏的档案学的信心，也鼓励同学们加入这个行列。

而此时的《档案与建设》显然与此类似，青春、热情、进取，这似乎是新生的事物固有的特征。惺惺相惜也好，相互鼓励也罢，反正《档案与建设》对苏大档案学子始终是关注的，对于同学们的科研热情是支持的。而我，也是其中的受益者。

1989年第3期《档案与建设》发表的《对档案双学位的思考》，今天看来极其幼稚，然而这是我学术之路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它提供给我足够的自信，激发了我对研究的兴趣，奠定了我延续至今的档案学术探索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档案与建设》指导了我的人生之路。

始终非常怀念1980年代末独有的学术氛围。那时候的天很蓝，学生与老师关系也很纯粹，可以做老师的不速之客。记得王李苏住在学校南校门附近一间陋室，那里有他的指点、勉励与期盼，如同在那里旋转着发出光和热的取暖器，带来冬日里的暖意。《档案与建设》，则是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给了我沁人的雨露。

学术求索时的助力

1990年大学毕业，跨进档案部门的大门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而这一呆就是二十几年。也许是书生意气，做每件事、干每样活，总是先用理论去衡量一下，事后又总想能总结点道理、推论些规律，有思必有得。

早年——大致是1990年代，多少是因为刚走出校门，实践还不够，我的着眼点主要是从宏观角度，观察档案对于国家主权、公民权利的作用，研究国有档案继承以及散失国有档案的收集。那时候没有网络，手上资料很少，附近也没有像样的图书馆可用，期间的艰辛可想而知，但这阶段却是我对档案学研究的黄金时期，《档案与建设》则是我努力探索的见证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第5期发表的《论国家档案的继承》一文，被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全文转载。数字时代之前《报刊复印资料》是研究者的指路明灯，至今依旧有其学术的权威。上大学的时候，看的最多的参考文献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报刊复印资料》系列中的《档案学》，经常心生羡慕，幻想着能有一天也在上面露脸。尽管之前《论国家散失档案的收集》曾被摘要刊登，但《论国家档案的继承》被全文转载毕竟是莫大的荣耀，总算了却我学生时期的一大愿望。

随着档案工作年限的增加，加之经过多个岗位的轮换，我对档案工作规律的认识不断加深。完成一件有意义、或有影响的工作，我都会有相应的文字留存，细数1998年至2011年的《档案与建设》，有幸在上面发表的文章，几乎就是我思考的年轮。《医疗保险档案的建立》（1998年第11 期）反映了从事业务指导工作时，在全省率先规范化医保档案的经历。参与破产改制企业档案处置，则有《人民法院——破产国企档案处置的关键环节》（2000年第12期）和《国有企业转制档案处置中若干问题的探讨》（该文发表于《档案与建设》2007年第6期，被2007年第6 期《档案学》全文转载）。在办公室工作期间，思考过《档案用品标准化与档案工作标准化》（2003年第5 期）。《档案史料征集中的互动》（2007年第11期）几乎就是从事征集工作的实录。2004年去美国密歇根大学参加档案培训，次年发表了相关考察报告3 篇（分别见2005年第2、4、6 期）。2011年赴台湾征集档案，除了执笔《台湾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考察记》（2010年第9 期）外，还撰写了《谈台大档案馆的创意》（2011年第2期）。

也就是这个时期，《档案与建设》发生了华丽的蜕变。形式上，开本变得大了，内文也从黑白到全彩色；出版周期从双月刊提速到月刊，而且内页增加，容量明显扩容。更为重要的是，在编辑部辛勤耕耘下，《档案与建设》已经成为档案学界的翘楚，连年跻身档案学核心期刊前列。不仅如此，《档案与建设》还成为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江苏省优秀期刊等，成为中国档案界的一面靓丽旗帜。值得庆幸的是，《档案与建设》壮大的过程，也是培养、提携基层作者的过程，我便是其中的受益者。我既目睹了《档案与建设》的发展，也为之贡献了小小的一点力量。《档案与建设》促使了我的进步，使得我没有辜负自己的青春；同时，我在档案事业上倾注的心血能够通过《档案与建设》这个载体得以体现，实为幸事。

研究转型时的鼓励

1996年到南京参加全省档案知识竞赛，是我工作后第一次出差。比赛结束次日，南通代表团一起到《档案与建设》编辑部小坐，见到了神交已久的各位编辑，至今还记得卜承志主编那番情真意切的话语。后来去省档案局办事的机会渐多，《档案与建设》编辑部就像一个驿站一样，总要去坐一坐。对于我这个不速之客，编辑们总会放下手上的活，热情地接待，没有居高临下，更没有盛气凌人。也许是志同道合，所以共同语言甚多，交流自然、融洽、深入，许多稿子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诞生的。

2007年开始，我研究的重心逐渐向地方文史转移。说来有趣，中学时我最不喜欢的学科就是历史，但大学所读的档案专业偏偏设在历史系。尽管学习了世界近现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却始终提不起兴趣。现在想来，那不是历史学本身的错，而是提纲式教学的问题。丰富多彩的历史本身，被一些条条框框和提纲所覆盖，让人索然无味。当我接触越来越多的档案，被历史的复杂和细节所震撼时，自然就有探索真相的愿望，并驱使我越来越深入地研究。

2008年第7期《档案与建设》发表的《日机轰炸南通基督医院始末》，是我在历史研究方面的起步之作。文章很长，超过了一万字，当时的《档案与建设》登这么长的文章，着实少见。对于这份鼓励，我铭刻在心。《日机轰炸南通基督医院始末》的问世，是我日后专门研究美籍护士麦文果的起点。通过我坚持不懈的寻访，以及在众多媒体上发表相关成果，这位几近被历史湮没的魏特琳式的人物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我的第一本专著《麦文果》被收入《江海文化丛书》，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也算是对母校的一种致敬。同时，张謇与近代南通也是我关注的对象。南通档案馆珍藏的张謇与大生档案作为我的工作对象，引发了我的系统的思索，同样也能在《档案与建设》上看到。

围绕着档案进行历史研究，可以归纳到档案文化建设，这是《档案与建设》近年来着力拓展的领域，是《档案与建设》走向成熟的标志。现在的《档案与建设》主要围绕着两个轴心发展，一方面是学术类文章，高端、前瞻；另一方面是文史类文章，由于本源于档案，因此可读、可信。两者相得益彰，共同提高了杂志的品味。三十载春秋，坚持不易，由衷地向默默奉献、甘为他人做嫁衣的编辑们道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