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多维审视

[摘 要]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何理解中国道路？如何认识中国道路与中国梦的关系？从历史维度、实践维度、世界维度、未来维度解读中国道路的必然性、正确性、优越性、引领性，以加深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增强道路自觉和道路自信。

[关键词]多维视角；中国道路；道路自信；中国梦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4）05-0044-05

[收稿日期]2013-11-10

[作者简介]吴丽萍，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教研部副主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既阐明了道路的重要性，还发出了一个强烈的声音：实现民族复兴，必须沿中国道路走下去，不容任何迟疑和退缩！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如何理解中国道路？如何认识中国道路与中国梦的关系？本文试图从以下视角解读中国道路的必然性、正确性、优越性、引领性，以加深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进一步坚定人们对中国道路的自觉和自信。

一、历史维度看中国道路的必然性

人们对道路的探索和选择，不可能随意而为，道路更不会凭空而来。从历史维度看，有着5千多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而辉煌的华夏文明，曾引起西方世界的无限遐思和向往。只是到了近代，由于清政府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中国才开始逐渐走向衰落。鸦片战争的爆发与《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学派、不同党派先后探索过不同的道路。以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为了挽救封建统治，先后提出和实践了“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革之道；以洪秀全、洪仁玕为代表的农民阶级积极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制定出《资政新篇》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治国方案；以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改良派引进天赋人权论、进化论、民权说等，试图走君主立宪之路；以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探索与实践了民主、共和、宪政之路等等。然而，这些探索或因西方的坚船利炮而被迫终止，或因封建势力的强大而被扼杀在摇篮中，或因胜利果实被人窃取，都没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结束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直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中国前途和命运才由此改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成功地进行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对这段历史作过阐述：“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到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的前夜，共计70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了，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到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1] （P1513-1514）“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历史的结论。”[1]（P1471）这生动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通过各种学说的比较与观察，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科学理论，认识到如何运用该理论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使人类摆脱艰险繁重的劳动，摆脱贫穷困苦的生活，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摆脱阶级的剥削与压迫，使每一个人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有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条件和现实需要。正如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1]（P1515）

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实际相结合，先后探索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以苏为鉴、独立自主”的建设道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与科学发展之路，最终形成了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即党的十八大报告概括的：“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条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正如胡锦涛同志所说：“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改革开放，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2]（P5）回望历史，找到这条正确道路，极为艰辛、来之不易，经历了成功与挫折、正确与错误、经验与教训的相互交织，它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千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二、实践维度看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党的十七大报告鲜明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党的十八大报告号召全党要坚定“三个自信”即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成就奠定自信的基础，自信激发奋进的动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实践和成就证明，中国道路完全正确，这已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最大共识。

这条道路是一条改革开放之路。改革是中国的动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这场伟大革命，实现了“三个转变”，即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墨守成规到各方面的改革。中国共产党人果断抛弃了窒息经济发展活力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随着农村改革取得成功，改革从农村发展到城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领域的改革稳定推进。以兴办经济特区为重要窗口，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也逐步形成。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消除了束缚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使中国获得了最大的发展空间，大胆吸收了人类社会的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使中国享受到了改革开放这一最大红利。

这条道路是一条快速发展之路。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连续30多年保持近10%的经济发展速度，从1978年到201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由3645亿人民币增长到47万亿人民币，年均增长速度超过1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史的奇迹。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超过西方七国中的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十几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解决了温饱。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前说，我把四亿人口吃饭的包袱甩给了共产党。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莱斯特·布朗也曾发出了“谁来养活中国”的疑问，认为中国将陷入粮食危机，对世界将产生重大危害。然而，“包袱”被解决了，“预言”也没有发生。2012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总干事达席尔瓦指出，中国为世界粮食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脱贫工作取得巨大进展，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10年底的2688万，提前实现了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贫困人口减半的目标，为全球减贫事业做出超过70%的贡献。人民生活总体上已达小康水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上升到2012年的24565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33.6元上升到2012年的7917元，这些鲜活的数字展示了中国发生的巨大变化。“实践证明，始终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对于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抵御风险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3]（P476）

这条道路是一条持续稳定之路。稳定是发展的前提。中国共产党致力于转变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20世纪80年代初着手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先后建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退休制度、有限任期制度、平稳有序的交接班制度、集体领导制度等政治制度，减少了权力过分集中带来的腐败。同时党和政府致力于建设法治国家，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发展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等。这些政策举措使中国几十年保持政治社会稳定，人心思稳，人心思定，没有出现大的局势动荡。2009年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著作《中国大趋势》中指出：“中国没有以民主改革的名义使自己陷入政党争斗的分裂局面，而是在一党执政体制内进行了调整。”[4]（P44）他认为中国发展的是一种纵向民主，这是形成稳定、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纵向民主虽然有一定的框架，但是它的优点也是毋庸置疑的：不会因政治党派之间的争斗、政治作秀而浪费资源，而且符合中国人对于和谐稳定的追求。纵向民主模式不是急功近利的，不需要向特殊利益集团低头，也不需要担心选票、游说与幕后操作。”[4]（P57）他还预测在未来几十年中，中国将以自身的模式挑战西方的民主政治。

这条道路让中国取得一系列新的历史性成就，迈上了三个大台阶：即社会生产力、经济实力、科技实力迈上一个大台阶，人民生活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迈上一个大台阶，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国际影响力迈上一个大台阶，国家面貌发生新的历史性变化。这些发展是对质疑中国道路的最好回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确立道路自信的基本依据。

三、世界维度看中国道路的优越性

2004年5月，一位名叫乔舒亚·库珀·雷默的人写了一份“中国是否能够成为另一种典范”的研究报告，引发了一场中国经验、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大讨论，讨论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功，在于她走了一条借鉴西方经验但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中国这条道路，不仅改变了中国，而且还在帮助和重塑着这个世界，给世界带来了希望。持“历史终结论”即“共产主义失败论”者——日裔美籍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也不得不主动修正自己的看法：“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需为中国留有一席之地。”[5]

中国道路超越了前苏联社会主义的僵化模式。前苏联社会主义曾经建立起了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文化上高度统一的模式，该模式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曾起到了特殊的作用，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该模式越来越不适应苏联的国情，直至僵化、封闭到最终使苏联解体。正如前苏联学者布坚科认为的，“苏联建成的社会主义是斯大林式的，即国家行政、国家官僚、兵营式的社会主义，而不是科学共产主义奠基人所预见的社会主义”。[6]（P764）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说，“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7]（P57）中国道路与此不同，在总结与借鉴本国和苏联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既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积极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科学技术，走科技创新之路，走改革开放之路，走科学发展之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使中国道路始终充满着生机和活力。

中国道路避免了权贵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权贵资本主义如马克斯时代的菲律宾、苏哈托时代的印尼，权贵阶层靠权力获得利益和财富，侵吞国有资产，政治上搞近亲繁殖。中国道路坚持缩小贫富差距，走共同富裕之路，如何保证共同富裕的实现？其一，中国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其特色和优势在于两个“毫不动摇”：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这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既保证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又使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其二，中国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分配制度，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此外，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使收入分配更加合理，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中国道路打破了新自由主义的神话和迷信。新自由主义迷信经济上的全盘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政治上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曾作为许多国家的“救世良方”广为推崇。21世纪初拉美一些国家照搬新自由主义道路，坠入“拉美”陷阱，使得拉美国家损失惨重。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持续时间久，危害深，波及领域广，史无前例。这场危机同新自由主义强调的自由放任密切关联，是新自由主义提出的“华盛顿共识”所推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的必然结果，危机频发表明新自由主义使资本主义日益陷入困境。而中国道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实行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改革市场监管体系，完善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不断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在应对金融危机中回应及时、举措有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得到彰显，打破了对西方自由主义发展道路的迷信。

中国道路克服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缺陷。民主社会主义是世界各国社会党、社会民主党、工党、社会党国际所信奉的政治理论和意识形态，主张在民主体制中进行社会改良，它强调国家提供良好的福利保障以进行财富再分配。民主社会主义以北欧为中心，以瑞典、挪威、芬兰等国为典范，曾经创造出执政的奇迹。然而它否认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性，认为社会主义仅仅是一种道德上的需要。它主张思想的多元化，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该道路的实质就是改良资本主义，信奉该道路的政党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病床边的医生和护士。况且，“高税收、高福利”的政策由于效率低下、活力缺乏、滋养懒人、国家负担重等问题也常常备受质疑。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冰岛濒临破产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邓小平早就讲过，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实行民主社会主义的国家人口少、资源丰富、历史上受战争破坏小，这些与中国的国情大相径庭，不能照搬照抄。因此，历史条件和现实国情都决定了中国不能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批判地吸收民主社会主义的政策主张，注重收入分配

更加合理，坚持效率与公平兼顾，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克服了民主社会主义的根本缺陷。

四、未来维度看中国道路的引领性

道路承载着过去，也标示着未来。中国道路带领中国走向哪里？拥抱中国梦！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换言之，中国梦就是现代化之梦，社会主义之梦，民族复兴之梦。

中国道路符合实现中国梦的内在要求。中国道路包含着在中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基本路线、根本任务、总体布局和战略目标，深刻揭示了其本质内涵和关键要素，其未来指向是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国梦，也是要实现现代化之梦，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和进步。“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有梦想，有机会，有奋斗，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能够创造出来”。由此我们看到，中国道路的内涵、价值指向与中国梦的内在要求是高度一致、吻合的。有了追梦的方向，又有追梦的正确道路，梦想就一定能实现。

中国道路是实现中国梦的根本保障。中国道路使“青藏铁路梦”终圆。这一条寄托了几代人梦想的铁路，成为离天最近、穿越冻土里程最长、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攻克了修筑铁路面临的多年冻土、生态环保、高寒缺氧等世界性“三大难题”，打破了外国人“有昆仑山在，铁路就到不了拉萨”的预言。中国道路使“航天梦”终圆。从2003年到2013年11年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创造了100%成功的纪录，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独立开展载人航天、独立掌握航天员空间出舱和空间交会对接等关键技术的国家。中国道路使“潜水梦”终圆。“蛟龙”号载人潜水器进行深海下潜试验，成功突破7000米深度，宣告了我国载人深潜水平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成为世界上仅有的5个能制造深海载人潜水器的国家。可见，中国道路使“敢上九天揽月，敢下五洋捉鳖”的梦想得以实现。中国梦是由一个个这样的梦想构成，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归根到底靠中国道路的坚强保障。

中国道路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想。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曾指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过程存在着“悖论”：“现代性孕育着稳定，现代化的过程滋生着动乱”。[8]（P31）对于中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现代化过程虽然没有出现大的动乱，但遇到的困难和风险可想而知。只有坚持中国道路，迎难而上，才能应对和处理崛起中的各种棘手问题，中国梦才有可能实现；若畏首畏尾，迟疑不决，带来的将是坐失良机、千古遗憾。肩负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唯一的选择就是胸怀理想、坚定信念，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进。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再过7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再过35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只有坚持并不断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使中国道路越走越宽阔，使广大人民在中国道路上越走越自信，这“两个一百年”的梦想才可能实现。这是一条探索之路，这是一条幸福之路，这是一条圆梦之路，这是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3]孙占元.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史[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2.

[4][美]约翰·奈斯比特，[德]多丽丝·奈斯比特.中国大趋势[M].魏平，译.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9.

[5]张维为.在国际比较中解读中国道路[J].求是，2012，（ 21） .

[6][苏]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别无选择[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9.

[7][俄]普京.普京文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郑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