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不移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王伟海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把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盘子，并将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作为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重要任务作出部署，充分表明党中央坚决破除制约军民深度融合政策性障碍和体制性顽疾的决心意志和改革魄力，我国军民融合发展将迎来新的历史契机。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意义重大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是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内在要求。富国之本系于经济建设，强军之基系于国防建设。习近平主席指出：“走军民融合式发展路子，是实现富国和强军相统一的重要途径”。如果我们把经济系统和国防系统看作“两个蓄水池”，高水平面的是经济系统，低水平面是国防系统，显然，当两个蓄水池相互隔离、水流不互通时，增加国防系统的蓄水量必须以减少经济系统蓄水量为代价。而当两个蓄水池之间有诸多管道互联共通、能够保持水流互通循环时，高水平面的水也可自动流向低水平面，相反亦然。因此，联通两大蓄水池的管道，就是军民融合的体制机制；两大蓄水池中资本、人才、技术各种要素双向扩散、共生互长的过程，就是军民融合的过程。在这里，正是军民融合，才确保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良性互动。前苏联在追求富国强军进程中，两大体系不连通、军民分离，导致其国防体系蓄水池的持续上升，是以不断抽干国民经济蓄水池中的优质水流为代价的，军队是强大了，但人民生活却处在水深火热中，教训极为深刻。

与军民分离的体制相比，军民融合体制具有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就在于其可释放出巨大的融合发展红利。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资源节约红利。两大体系的互联互动，能够使得一笔投入产生双重效应，从而节约国防建设初始资源投入，减少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例如，民用机场建造贯彻国防要求后兼作军用，可节省数十亿元的国家建设投入。二是规模经济红利。融合发展格局下，军民优质资源互通互补，扩大了两大体系的资源利用范围，可在军民两个方面实现规模经济效益。北斗导航系统最初是为军用开发的，当向民用开放以后，在金融、交通、电力、渔政等各行业规模化应用，每年产生上千亿元的产值。三是技术创新红利。两大系统的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双向扩散，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这种组合不是简单的物理混合，而是一种化学反应，能够产生新的技术进步。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蕴含着助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新动能。军民融合发展，横跨军地、辐射面广、产业带动性强，市场内需潜力大，既可拉动投资和消费需求，也可促进技术创新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强大动能，对于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多重助推效应。需求创造效应：通过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许多原本由军队或军工系统自我经营、自我保障、自我配套的事情逐步交由市场和社会去做，会向社会释放巨大的市场内需潜力，形成拉动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技术创新效应：历史表明，许多革命性的科技创新都源于军事需求的强制性拉动。军队和军工系统长期积淀的优质创新资源和技术，一旦加速向民用领域开放共享，并与市场需求相结合，就会激发无尽的创新活力，催生一大批新技术、新产品、新产业，加速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就业创造效应：军民融合产业往往都集中在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领域，创造的就业岗位一般都是高质量的，有助于解决当前大学生就业难等问题。资源节约效应：军民之间体系壁垒的打破、利益高墙的拆除、市场力量的引入，必将带来更加显著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分工效率，根治军地重复建设、效益低下，共享不够、浪费严重的顽疾，确保把有限的国家资源用在安全和发展的刀刃上。

以体制机制创新完善军民融合发展

体制机制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基础性建设。体制机制影响利益分配格局，利益分配格局引导各类主体行为方式，行为方式决定发展模式的取舍。如果没有体制机制的创新和重构，就不可能有军民融合发展模式的根本性确立。因而，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在国家层面建立推动军民融合发展的统一领导、军地协调、需求对接、资源共享机制”。这是首次站在国家层面进行的总体制度设计，抓住了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牛鼻子”。

建立统一领导机制。强有力的权威领导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关键，只有建立健全统一领导机制，才能从国家宏观管理层面上加大“统”的力度，切实解决军民融合发展过程中各自为政、多头领导和分散管理问题。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家之所以能把全国众多国防科研院所、民用工业部门、高校和地方科研单位等多方力量统一组织起来，干出了“两弹一星”的伟大工程，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一个既能管军又能管民的高层领导机构。当前，推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尤其需要在国家层面建立横跨军地双方、权威的顶层领导机构来强力推进。

建立军地协调机制。军民融合涉及范围广、牵扯部门多、协调难度大，必须建立衔接顺畅、运行高效的军地协调机制。虽然目前在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队保障社会化、国防动员等领域建立了一些跨军地、跨部门的协调机制，但一些跨领域军地专项协调机制还存在职能交叉、分工不够明确等问题，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加以解决。比如，应建立和完善各级国防动员机构与应急管理机构定期会议和联合办公制度，促进国防动员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相互兼容，以便对国防动员及各种应急管理活动实施集中统一的领导和指挥，逐步形成高效一体的应对“大公共危机”的局面，实现平、灾、战三种机制的灵活转变。

建立需求对接机制。需求对军民融合发展具有牵引作用。实践告诉我们，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前提是形成全面、准确、清晰、具体的融合需求并实施全程管理。如果需求主导作用发挥得不好，军民融合发展就可能事倍功半，甚至可能要落空。目前，需求对接还存在论证不充分、对接主体不明确、对接程序不规范等问题，要逐级建立完善需求提报机制，明确需求对接主体，规范需求提报、论证、审核、落实的程序方法，使需求对接规范化法制化。应明确赋予军地综合性部门军民融合需求的管理职能，统一负责军民融合建设需求的总体衔接、综合平衡和统筹协调，并分解到军地相关职能部门负责具体落实。在总体需求对接和平衡的基础上，各个专业领域的融合发展，可由军地有关职能部门进行分头对接和具体协调。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军地资源共享的范围越大、程度越深，军民融合的实现程度就越高，军民融合的经济效益就越明显。资源共享涉及资源的重新配置，其背后是利益的调整，仅靠行政指令和自觉自愿是很难推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有利于国家整体利益和全局利益的资源共享只有转化为各部门、各地区、各单位的内在利益驱动，军地资源共享才能推得动、走得远。应坚持依法依规、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基于军地比较优势的原则，有序推进资源共享。可按照存量、增量两种资源类型和军为民用、民为军用、军民共用三种共享方式，明确军地各部门在资源共享过程中的权利义务、职能责任、激励约束和奖惩补偿措施，使军地资源共享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市场能够配置的资源交给市场，军队配置的资源应转向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核心领域。

重点突破全方位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决定》对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军队人才培养、军队保障、国防动员等领域的军民融合改革任务作出重点部署。这些领域是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的重点领域，只有这些领域的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跃升。

改革国防工业体系，加快军工产业开放竞争步伐。开放带来的强有力竞争，能够改进生产效率，激发创新活力。应通过引进竞争机制，培育合格市场竞争主体，构建开放竞争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格局。继续推进军工集团公司跨行业专业化重组、产研结合、内部重组以及相关配套企业的股份制改造，从根本上增强军工行业创新动力和活力，增强以信息化为导向、以先进研发制造为基础的核心能力。积极吸纳可以利用的一切资源，深化机制改革，逐步实现军工企业之间、军口民营企业之间的有序竞争，扩大协作配套范围，加快构建根植于国民经济的武器装备的科研生产体系。

改革武器装备采购体制机制，深入推进装备竞争性采购。装备采购应尽可能面向市场，采取竞争择优的方式，吸收和利用民用领域的先进成果和技术。综合运用需求牵引、政策引导、计划调控等多种手段，加快建立装备竞争性采购制度。扩大武器装备科研生产任务竞争范围，鼓励和引导社会优势资源承担军品科研生产任务。推动“民标军用”，深入研究军用与民用标准之间的关系，对现有的军用标准进行全面的清理，制定分步采用先进民用标准的计划，加强军民共用标准的制定与修订，逐步实现共性标准的军民统一。

改革完善依托国民教育培养军事人才的政策制度。坚持军地通用专业主要由国防生培养补充、指挥专业和军事特色鲜明的专业主要由军校培养的大方向。科学预测部队建设对军事人才的需求，统筹确定各类生长干部来源结构比例，精确测算国防生培养数量、专业和补充岗位，科学制定任务规划和年度招生计划。聚焦重点高校、优势学科、紧缺专业，进一步调整优化国防生培养规模和布局。研究解决地方大学生入伍后发展及退役后安置问题，各级政府应当在大学生士兵退役后公务员选拔、就职创业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和配套措施。

拓展军队保障社会化范围和领域，减轻军队“办社会”负担。按照有利于履行军事职能、有利于提高保障质量、有利于提高军事经济效益的要求，拓展军队保障社会化范围和领域，继续压缩军队保障摊子。依托社会力量搞好装备维修保障，扩大社会力量参与军队装备维修保障的范围，逐步形成部队维修力量、装备承研承制单位和地方相关企业相结合的装备维修保障格局。依托市场资源推进军队生活保障社会化，逐步将军人社保、医疗、退役安置等纳入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积极为地方企事业单位参与军队生活服务、工程建设、军事物流、装备维修等创造条件。

健全国防动员体制机制。国防动员是军民融合的重要组织形式和桥梁。健全国防动员体制机制，深化国防教育改革，深化民兵预备役体制改革，优化后备力量规模、结构和布局，完善平时征用和战时动员等法规制度，增强打赢未来战争的国防潜力。按照“军队提需求、国动委搞协调、政府抓落实”的基本工作格局，积极推进国防动员体系与国家应急管理体系的融合。找准国防动员与应急管理的结合点，有针对性地设计完善其相互融合的顶层规划，切实推动国防动员与应急管理在规划计划、专业队伍、信息系统、潜力资源、物资储备、技术标准和体制机制上的深度融合。

（作者单位：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杜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