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称谓的文化思考

2014-06-21 11:55
湖北科技学院学报 2014年9期
关键词:词语汉语文化

杨 红

(江汉大学 武汉语言文化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56)

语言作为一种载体,真实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和人们表达世界的方式。萨皮尔说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马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到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的反映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我国学者罗常培先生也认为语词的语源和变迁情况折射了过去文化的遗迹,语词的意义变化与人类社会文化演变这两个过程之间有具有密切的内在关系。罗常培先生还专门研究了亲属称谓与婚姻制度的关联现象,他指出:某些民族中的姨表亲、舅表亲、姑表亲等亲属称谓较为特殊,实际上与该民族的从表关系和优先婚配的婚姻制度及家庭制度有关。本文从文化的角度探寻关系名词中亲属称谓的文化印迹。

一、亲属称谓和家庭观念

研究者认为语言的亲属称谓系统与该语言使用民族的社会文化有关,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中国宗法制度将伦理作为调节社会人际关系主要方式,从而对汉语的表达习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明显的体现在汉语称谓中,如古代有君臣之分,但是人们都把君王当做自己的父亲,因此就有“君父臣子”;把知府官当做称为“父母官”;现在商家将客户称为“衣食父母”;邻居之间,并无血缘关系,但仍以“叔、婶、伯、爷”相称,将原本冷冰冰的社会关系融化在家庭的温情脉脉里,家庭观念在社会各类表中演绎得淋漓酣畅。常敬宇曾说“各民族文化的个性特征,经过历史的积淀而结晶在词汇层面上。一个民族语言的词汇系统能够最直接、最敏感地反映出该民族的文化价值取向”。在中国古人的眼中,人和泥土最亲密,人们生活离不开土地的耕耘和播种,中国的农民是世世代代的生活在祖宗留下来的田地上,如果不是特别的原因,很少迁徙到外面,遇到的自己的都是亲人、族人等等,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亲属称谓词语。人口的繁衍必然导致家族的庞大,家族中的人由于生存的需要会到外地谋生发展,但是宗谱忠实地记录着这个家族的来源,如费孝通的祖籍是在湖北江夏,他的祖辈迁至江西七代人,但是在门口的灯笼上印着“江夏黄”三个字。因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是其他文化的基础,从而进一步发展为宗法制度的雏形。

二、亲属称谓和宗法制度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宗法制度,他的主要结构是建立在由一个个家庭组织上,其结构也是错综复杂,冯汉骥提到“整个社会结构的协调运作必须以家庭内部的亲属制度的调整为前提”。亲属制度通过辈分、等级、地位区分家庭成员的身份,组成一个有序、稳定的庞大家族,并影响着当时社会文化、教育的发展。亲属称谓是宗族观念的产物,文化是语言的镜像,亲属称谓词语直接反映着宗族文化。

很多国外学者很早就注意到汉语中有着非常丰富的亲属称谓词的这种现象,这正是反映了中国古代宗族至上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历史痕迹;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都注意到汉语亲属称谓的纷繁复杂与汉族社会的亲属制度、婚姻制度以及民族文化的深刻联系;他们发现汉语亲属称谓明显地体现了“宗族制度等级不平等的文化特征”。主要表现在内外有别、男尊女卑、长幼有序三个方面。

(一)内外有别

在亲属称谓中,以父系为中心的内外之分。父系男性亲戚称为宗亲,父系女性亲戚和母系亲戚称为外亲。父系兄弟的称谓分得较细,如伯仲季叔,都是用来指称父亲的兄弟,而母系这边的兄弟则统称为“舅”,年龄大小没有特别的称谓。父系的称谓是没有标记,如爷爷、奶奶,孙子、孙女、侄子、侄女,而母系的称谓是有标记“外”,如外公、外婆、外侄女、外孙等等。父系宗亲也有内外之分,父亲的直系血缘关系为内,旁系则为外,如直系的兄弟姐妹,称为“哥哥、姐姐、弟弟、妹妹”,旁系的则称之为“堂哥、堂姐、堂弟、堂妹”,有标记“堂”,由婚姻关系产生的兄弟姐妹,有标记“表”,如“表哥、表妹、表姐、表弟”等,家族分支更大还有“表叔、表姨”等等。并列结构中的关系也体现了有内外之分,如“姑嫂、姑舅”等,内亲在前,外亲在后。在封建社会,允许一夫多妻,因此就有嫡庶之分,嫡长子有着继承父亲的大部分财产和权利,宗族观念在人们脑海中的根深蒂固,是家族维持发展的根本。现代社会制度不允许一夫多妻,因此没有嫡庶之分;计划生育的实施,提倡一对夫妻只有一个孩子,在未来的岁月中,很少产生表亲、堂亲等庞大的家族。亲属称谓作为一种基本词汇存在于所有语言之中,同样展现出不同民族的文化特点。

(二)男尊女卑

称谓词语体现着男尊女卑思想,如有的称谓有好几种称呼,如婚姻中的男方,称为丈夫,同义的词语有“先生、官人、老爷”等,语义都是偏向于尊重。对于婚姻中的女方,同义的词语有“贱内、拙荆、内人”等等,称呼中显示地位不高。这是在古代汉语中,经常看到的词语,现在可能很少用到。在解放初期,妇女的地位有所提高,但是不至于到一个与男性平等的地位,如有的小说中,称呼自己的妻子的时候,则是“我那口子、当家的、孩子他妈”等等,连名字都没有,其主要的功能是一个主持家务生小孩的人;到了现代社会中,妇女的地位日益提高,最常见的称谓有“妻子、老婆、爱人”等,其中“爱人”可以用于夫妻双方的称谓。男尊女卑还可以体现在职位上,如地位高低有标记,如局长,多半是男性,如果是女性的话,就会加上一个性别以示强调,在北大语料库中搜索,女市长有96例,男市长一例也没有。在并列结构的关系名词中,如夫妻、夫妇、父母、子女等等,男性在前、女性在后,位置的先后体现角色的重要性。从称谓中,也可以看出男尊女卑的文化内涵,如父亲的兄弟,年长的称为伯、年少的称为叔,而父亲的姐妹不论年长年幼,都称为“姑”,母亲的姐妹不论大小都称为“姨”,若有几个姑妈或姨妈的话,则是通过在称谓词语的前面加上数字来区分。

(三)长幼有序

汉语称谓系统中,长幼有序是一个重要的特征,首先是辈分上的长幼,父母的兄弟姐妹都有个不同的称谓,如“伯叔姑舅姨”,“伯叔姑”是父亲的兄弟姐妹,“舅姨”是母亲的兄弟姐妹,划分非常清晰。在亲属称谓中,辈分和年龄两个因素是只考虑辈分;在社会称谓中,和陌生人交往到一定程度成为熟人之后,只有考虑年龄,很少考虑到辈分。兄弟、姐妹,是同辈之间的泛称,但是包含了到四个称谓名词,哥哥、弟弟、姐姐和妹妹,有着四个称谓名词所组成的亲属关系名词是严格按着长幼排列,如兄弟、姐妹、兄妹、姐弟,年长者在前,年幼者在后。有两个词语很例外,嫂娘和弟兄,辈分小的或者年龄小的在前面,辈分大或者年龄大的在后,这与长幼有序文化传统有一定的差异,但是仔细看来,还是与宗族紧密相连。先说“嫂娘”,在中国的宗族文化中,是以家庭为中心向周围扩散,因此扮演家庭成员的角色的显得特别的重要。“嫂娘”虽然是并列结构,但是不是嫂和娘的叠加,而是嫂子的身份和娘的责任的一种重合。在古代,兄弟姐妹较多,父母亲身体不好或者早逝,长兄和长嫂就扮演着父母亲的角色,负责弟弟妹妹的生活日常起居。因此就有“长兄如父”的说法,但是具体的实施者是长嫂,像母亲一样的照顾孩子,弟弟妹妹们对嫂子有了母亲般的依恋,因此就将扮演“母亲”角色的嫂子,尊称为“嫂娘”。如下例:

我们相依为命,她可真谓是我们的嫂娘啊。(北大语料库)

再说弟兄,与兄弟同义,但是两者的使用频率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如在北大语料库中搜索的兄弟和弟兄,得出的结论是兄弟的使用频率比弟兄高很多,在古代汉语中分别是20140次和4203次;现代汉语中分别是12 558次和3 108次。由于家族观念深入民心,因此将家庭成员内的称呼用来表示家庭外的称呼,由于家庭外部更在乎的是志趣是否相投,因此弟兄多用于社会关系,并且仅用于“书面语”,“兄弟”则可以用于多种文体的称谓,频率自然比弟兄要高出很多。

宗族文化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特别是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国家,人们通过宗族来划分集体,词语记录了社会宗法制度的过程,通过词语可以窥见一个家族是如何有条不紊的管理家庭成员,如果要和西方文明相比较的话,费孝通认为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是一捆柴,每一根柴都有他的归属,泾渭分明。“中国的社会结构就好比把一块石头丢到水中所形成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锁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就发生联系。”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圈子”,但是每一个“圈子”所波及的人物不是相同的,同一个社会的人,可以通过这一个圈子来辨认他们的亲戚。如你的父母不是我父母,兄弟可以有相同的父母,但是他们有各自的妻子和儿女;亲属关系是这样,地缘关系同样也是这样的,如你的邻居不一定就是他的邻居,以个人为中心,都有属于不同的地缘“圈子”。有些关系只有在中国背景下才有,如父子、夫妻和表兄弟姐妹等等,抽象的关系有专门的词语阐述,具体的关系有着清晰的称谓,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西方国家,表兄弟姐妹只用一个词来代替,而中国却分得很细致,这就是波纹所带来的影响。还有一些经典可以进一步的证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宗族文化是核心,国家是在宗族体系上逐步完成的,其实在封建社会中,国家就是一个被扩大了的家庭组织。

三、亲属称谓与儒家文化

就中国思想史而言,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汉朝的独尊儒术是儒家思想进一步明确和深化,虽然不同时期儒家思想有不同主旨,强调儒学中的政治称之为“汉儒”;以强调儒学中的道德是“宋儒”。但是不管是哪一种,都对汉语言中的称谓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非常的亲密,有时同步有时滞后,更重要的是语言的背后是以文化为支撑的。萨皮尔在《语言论》中提到“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也就是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习惯、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和”。 儒家文化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亲属称谓反映文化特征,同时也受到了文化的制约,如汉语中称谓词的来源产生与所生活的区域、习惯等相连。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承担着框架作用,各行各业都受着框架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点:一是强调等级制度,现实生活中可以在称谓词语窥见这一现象。如在职位称谓上,医生是受人尊重的职业,护士相对医生而言,受尊重程度要低一些,但是患者往往在称呼“护士”的时候,也称之为“医生”。从某个方面来讲是尊重对方的表达。还有会计和出纳,虽然是同一个部门,但是会计可以经常用于称呼,出纳却很少用于称呼,这是根据职位的重要性来确定。级别称谓可以体现等级制度,如很少人喊科员,但是经常可以听到人们喊科长。那么相对而言,级别可以代替称谓。二是通过礼制约束人们的行为准则,在语言的表现是可以从谦称和尊称观察得出。如在向某人打听事情或地点时,都用尊称来称呼对方,如被打听的人是与自己差不多的女性,就称呼对方为“大姐或大嫂”;如果看似比自己长一辈,就称呼对方“大娘或奶奶”等等。虽然并不是与自己有亲缘关系。或者是在询问别人的家人时,会用表示尊称的“令尊、高堂、萱堂、令爱”的词语,以表尊重。如在介绍自己或自己家人时,则会用谦称“家父、愚弟、愚侄”等来表达。“礼”是儒家的核心,体现了儒家哲学中的伦理观。他将人从家庭到社会的一切活动作了规定,因此汉语亲属称谓中才有明确的划分,在人际交往活动时,在称谓词语运用上以“尊他抑己”为核心,形成汉语特有称谓系统。

四、亲属称谓和类型学比较

关系名词的形式是沿承着古代汉语的构词方式,并且受到当时思想形制的影响,如在先秦时期的表人物的关系名词并列使用,有一种泛指的作用,在随后的关系名词中,也沿袭着这样的一种方式,词语也不是随意并列,而是受到当时礼制的约束,如父子、君臣、朋友、兄弟等等,有着严格的等级序列,这种序列至今影响着人们的思维观念和行为准则。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影响着这个民族的语言表达,汉民族是强调以家庭为中心,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讲究序列和等级,加上在先秦时期的语言是以单音节为主,因此为关系名词的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在以英语为例,英语中有表示称谓的关系名词,如妻子-wife 、丈夫-husband。但是对于表示关系的名词则需要短语来表达,如夫妻-wife and husband,父子—father and son,母子—mother and child;但是如果表达同学、同事、同乡或者亲戚的话,则有相对应的词语,如同事—mate、colleague,亲戚—relative、sid等等,含并列义的关系名词是用短语代替。汉语称谓称呼划分细致,如汉语中的哥哥和弟弟,英语都称为“brother”,姐姐妹妹,都称为“sister”。汉语中有表哥、表姐、表弟、表妹之分,但是英语国家只有一个“cousin”就可以代替;汉语中的“叔叔、伯伯、舅舅”等父母的兄弟用“uncle”可以代替。还可以从词语的距离来证明,汉语中的夫妻和英语中的“wife and husband”,距离近关系紧密,距离远则关系生疏。

表1 并列义的关系名词类型学比较

后又选取中国历史源流比较接近的国家,如日本,同样也讲究等级次序,因此对于表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同样有专门的词语,而不是用短语代替,有的词语甚至比汉语还要严谨,如日语中的父母,有三种表达方式,两亲用于口语,如汉语中“他的父母亲是老师,”则可以用两亲来代替,如父母之恩当涌泉相报,其中的父母在日语中是用“父母”,相当于比较书面化;亲,表示泛称,指有子女的人。英语中的父母,说话人既可以是女的,也可以是男的,而汉语中的父母则是根据自己做父母的经历来的称述,通常是指泛指。越南是中国接壤,同样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反映在词语中除了“婆媳”一词为短语,中间的连接词为“và”,其余的都是为词语。所以对于词语的表达方式从上承袭下以及与周边环境的互动,影响该民族的词汇系统。

受中国文化影响的还有越南、韩国、蒙古等,在亲属称谓词语趋于一致。在中国的“爷奶父母、夫妻子女孙;兄弟姐妹、伯叔姑姨舅;侄甥堂表、婆媳翁婿亲”等基本称谓中,除了堂妹没有对应的称呼,其他的基本上与汉语称谓相对应。

英国伯明翰学派曾经对承载意识形态和其他文化意义的符号系统进行了细致分析,他们倾向于将文化理解为一种承载“社会关系”的符号系统。称谓亲属作为一种语言符号,在本质上是反映人类社会关系的一种文化载体,他必然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而日益丰富,特别婚姻制度逐步建立之后,人们之间的关系逐渐也变得复杂和繁琐,盘根错节,对于定义一个人的称谓和分清两个人之间关系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关系名词中亲属称谓着手,探讨了亲属称谓的历史文化渊源,通过亲属称谓这条线路,简略的描述了受到亲属称谓影响的社会称谓,为以后讨论社会称谓提供参考,不足之处,还请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1]陈 佳.从汉语血缘亲属称谓看语言对文化的反映[J].语言研究,2002,(特刊).

[2]常敬宇.汉语词汇与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3]罗常培文集编委会.罗常培文集(第5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8.

[4]冯汉骥.中国亲属称谓指南[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

[5]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6]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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