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建设社会驱动研究——以浙江省杭州市为例

高立旦，谢和生，朱 霖，章滨森

（1. 浙江省林业技术推广总站，浙江 杭州 310020；2.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科技信息研究所，北京 100091；3. 浙江省林业种苗管理总站，浙江 杭州 310020）

生态问题和生态建设已是全球的共同课题，我国已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确定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生态战略。环境社会学家汉尼根在环境治理或生态改善的问题上曾引用洪大用和肖晨阳的观点，他们指出目前的生态环境治理是由正式机构所支配的，也是脆弱的，并且不是十分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机构或手段的变革，必须考虑让更多的公众参与[1]。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今天的社会已经越来越关注生态保护、生态恢复与管理等生态建设的行为。除了国家或政府机构的投入不断加大外，越来越多的社会力量也参与其中。社会造林和城市森林建设的热情日益高涨，这无不表现出社会巨大的驱动力所在。那么如何理解或评价生态建设的社会驱动及其作用大小，如何调节社会因素，让社会力量适当地参与到生态建设中来，加快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中国。本研究以杭州市为例，通过理论、经验和已有研究选取重要的社会要素，通过因子分析法，探究杭州生态建设的社会驱动因子，有利于推动“美丽杭州”建设和杭州生态文明建设。

1 概况

众所周知，生态环境的变化与社会活动密切相关。崔风和唐国建从行为类型来观察，他们认为集中于生态问题的研究还忽视人作用于生态和环境的另一种行为，人类除了导致生态和环境问题的破坏性行为，还可以选择导致环保运动和生态保护等性质的保护性行为[2]。关于一些社会因素促进生态改善方面的积极驱动逐渐引起环境社会学研究者们的注意。

在生态建设与社会转型方面已有不少研究，社会转型意味着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非国有化程度高的社会经济系统。我国的社会转型以及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对生态环境管理方面起到的作用[3]，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就已经体现出，利用市场经济制度可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搞好生态与环境保护等问题[4]，并纷纷提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还有产权制度代表的公平程度一般有利于创造促进或抑制环境资源管理的激励结构[5]。

在生态建设与城镇发展中，城镇化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城镇人口的增加，随着城镇社会经济的发展，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将会增加，根据倒“U”型曲线理论[6]，城市生态问题随之减少。这其中的内在机理就是城镇居民的“马斯洛”需求发生了驱动作用[7]，章滨森等人关于城市森林建设的社会驱动研究就说明了这一点[8]。

生态建设实际上与社会保障关系密切，刘丹和唐绍均的研究指出由于我国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缺失，导致农民与森林“争地”，进而造成毁林开荒、过度农垦现象的增多[9]。从世界各国来看，在欧美，尤其是欧洲社会保障体系发达的国家，相比其他国社会保障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生态环境保护得更加良好，环境更加优美。可见，发达的社会保障制度对生态保护的重要作用。亦即人们总是在无后顾之忧（良好的社会保障）时才会真正的去关心生态环境的问题，或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人们才愈加投入到生态建设和环境改善当中。

生态建设与卫生健康方面，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生态问题、环境问题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卫生与健康，因此为了解决社会公众的卫生健康问题，提高人们群众的生活质量，社会公众也开始越来越关注自己周边的生态环境的改善。有研究指出人们在自己的社区里不常看到树木，不易呼吸到新鲜空气，他们就会去说服社区领导或管理者，要求开展一个良好的树木计划，改善社区居住环境[10]。

社会和谐稳定，包括贫富差距等与生态建设具有重要联系，其中家庭和谐在最近的研究中受到关注，其最新的研究显示，离婚率与生态环境也有密切关系，其中来着美国的研究显示，离婚率的攀升使住户数激增，而每户的人口减少，其结果是对居住空间、能源、水资源的需求大增[11]。

生态建设中，社会的积极参与直接促进了生态坏境的改善。如公民社会组织或社会团体在生态建设中的作用巨大，且功能是多样化的，包括既能宣传鼓动，提高广大群众生态建设和生态融资的积极性，又能开展生态补偿活动和生态融资活动，也能检举揭发各种生态破坏行为等[12]。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市场主体的成长，主体意识的觉醒以及公民社会的崛起，生态建设必将由政府一元独占向政府、市场、公众三元分享的趋势发展,并逐渐形成一个新模式运作体系，由此也可见社会公众的参与在新的生态建设模式运作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社会参与一个重要表现是除了政府之外的社会主体的参与，其中有研究从非政府组织与生态关系的视角来探讨，该视角认为人类活动是环境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环境问题的治理需要非政府组织功能的发挥[13]。

虽然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显示社会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紧密关系，但以上关于社会因素与生态建设之间的研究还相对分散，没有集中体现出整个社会系统的驱动力。

2 研究方法

根据已有理论和以上研究基础确定以下具体的社会指标，并收集杭州市2002年至2012年的社会统计数据，结果见表1。

采用因子分析法找出影响生态建设的主要社会因子以及它们的影响力。其中实际利用外资和林业非公有经济主营业收入，作为社会和生态建设转型的重要表现。城镇人口比例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当地城镇化发展，社会保障的财政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直接反应一个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人口死亡率从另一个侧面反应当地的医疗卫生水平，农村城镇居民收入比和离婚登记数从不同侧面反应了当地社会和家庭和谐与稳定状况。社区和民间组织往往是继承传统价值和文化的社会载体。社区的文化价值观念、社区纽带对于居民环境意识的提高、环境保护有重要的作用，而政府和市场在实践证明下难以承担象社区这样的主导作用，这指标分别用X1、X2、X3、…、X8表示。

表1 杭州市2002-2012年生态建设的社会影响因子Table 1 Social factors for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Hangzhou from 2002 to 2012

3 结果分析

3.1 因子抽取

通过SPSS18.0软件分析，分析提取因子所能解释的总方差，即所提取因子能够解释的各变量的变化程度（表2），显示提取前2个因子能够解释8个指标的89.613%的变化程度，能够达到分析要求，因此提取2个因子是最合适的。

表2 解释的总方差Table 2 Total variance explained

分析直接提取因子得出的成分矩阵，为了突出各个主成分的典型代表变量，采用具有Kaiser标准化的正交旋转法，得出旋转成分矩阵（表3）。

由表 2可知，因子F1能够解释 76.577%的总体变化量，表示的是实际利用外资、城镇人口比例、林业非公有经济主营业收入、社会保障与就业财政支出占GDP比重、离婚登记数、社区或民间组织数、人口死亡率这 7个因素可以综合认为是杭州城镇社会发展程度或指标的不同反应，可看成是区别与城镇经济发展的城镇社会发展，这些因素都不同反应了一个城市的社会侧面，而不是经济侧面，因此，因子F1用城镇社会综合发展程度表示。因子F2能够解释 13.037%的总体变化量，表示的是农村城镇居民收入比，可看成是杭州的社会贫富状况。据此杭州生态建设的社会驱动主要由两个主成分构成，城镇社会综合发展程度和社会贫富状况（或城乡收入差距状况），其中城镇社会综合发展程度对杭州生态建设的驱动最大。

表3 成分矩阵和旋转成分矩阵Table 3 Correlation matrix and rotating component matrix

表4 因子得分系数矩阵Table 4 Factor score matrix

3.2 因子得分计算

由因子得分系数矩阵（表 4）得到这两个因子表达式，并通过综合计算得出杭州2002-2012年生态建设的社会驱动力综合排名（表5）。

表5给出了各主要因子的得分、各年社会驱动力综合得分及排名，从中可知自2002年以来杭州生态建设的社会驱动力总体呈上升趋势，生态建设的社会驱动力综合得分不断提高。尤其是2008年以社会驱动力得分转为正值，表示超过了平均水平。这主要还是得益于2008年杭州提出了创建“国家森林城市”，以及近年提出的建设“美丽杭州”两大社会运动，使得杭州社会各界动员起来，更加关注和参与到杭州的生态建设中来。

表5 杭州2002-2012年生态建设的社会驱动力综合排名Table 5 Comprehensive ranking of social drivers for ecological construction in Hangzhou from 2002 to 2012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研究结论认为：

杭州的城镇社会综合发展程度和杭州的城乡收入差距状况是杭州的生态建设社会驱动力的两大社会因子。其中城镇社会综合发展程度中，实际利用外资、城镇人口比例、林业非公有主营收入，社会保障支出等占主导作用，在城乡收入差距状况这一因子中，农村与城市居民收入比例是唯一主导作用。因此建议杭州在今后的生态建设当中，可以充分利用外资和民资，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充分做好社会保障工作，适当调整城镇人口规模，调节城乡收入差距等。通过对这些社会指标的调解，可以形成生态建设中更大的社会驱动力，形成杭州生态建设的可持续社会动力。

近十年来，杭州生态建设的社会驱动力逐年上升，呈现了良好的社会氛围。这些与杭州开展的社会运动分不开，包括创建“国家森林城市”，建设“美丽杭州”等。建议杭州目前抓住国家提出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的战略机遇，做好宣传工作，凝聚社会力量，进一步推进“美丽杭州”建设。

[1] [加]约翰•汉尼根. 洪大用（译）. 环境社会学[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崔风，唐国建. 环境社会学[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0.

[3] 林兵. 环境社会学理论与方法[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66-168.

[4] 王健. 市场经济与生态农业和环境问题的研究[J].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1996（7）：95-98.

[5] Mohan Munasinghe. Property rights and ecological-social interactions[OB/OL]. http://www.eoearth.org/view/article/155367, 2013-09-15.

[6] Grossman G M，Krueger A B. Econom ic grow th and the environment[J]. Q J Econ，1995, 110（2）：353-377.

[7] Maslow A 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M].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4.

[8] 章滨森，谢和生，李智勇. 我国城市森林建设的发展与驱动研究[J]. 浙江林业科技，2012，32（1）：76-80.

[9] 刘丹，唐绍均. 论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森林生态环境保护[J]. 科技管理研究，2008（5）：48-50.

[10] Gerhold H D. Origins of urban forestry[M]. Urban and Community Forestry in the Northeast. Springer Netherlands, 2007. 1-23.

[11] Eunice Yu, & Jianguo Liu.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divorce[J]. Proc Natl Acad Sci, 2007, 104（51）：20 629-20 634.

[12] 吴晓青，陀正阳，杨春明，等. 生态建设系统动力学——生态建设动力凝聚、组织和发动[J]. 云南环境科学，2001，21（1）：1-4.

[13] 刘立波，于力. 中国环境社会学理论发展的现状与趋势研究[J]. 华商，2008（18）：135-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