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观应诗歌创作的现代性

摘要：

郑观应不仅是近代著名的改良思想家，也是近代文学家，他以“商战”策略致力于推动“富国强兵”的建国实践，并创作了七百多首诗篇，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和强烈的现代性特色，在反映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初始现状的同时，表达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从现代性视角对郑观应诗歌创作进行探讨，更准确地把握了其社会本质属性。

关键词：冯梦龙；莘瑶琴；艺术形象

研究郑观应（1842年—1921年）诗歌创作的论著论文，并不少见，但鲜见论述其文学创作现代性的有力之作。澳门学者统计，现存郑观应诗歌作品726首，目前刊行有邓景滨编辑的《郑观应诗选》（1995年），以及澳门近代文学学会出版的《郑观应诗类编》（2012年）。

一、郑观应诗歌创作的现代性

郑观应诗歌内容的现代性集中体现于爱国主义的思想主题。他目光聚焦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政治现实，对当时中国所处的险恶国际环境，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之情。例如，清廷与法国的马江之战、基隆之战之后，福建水师、马尾船厂遭受重创，基隆失陷，法军以武力迫使清政府接受《中法天津简明条约》。郑观应对这场中法战争颇为关注，面临失利境况，他那深刻的忧国忧民之情无以言表，只有借助于诗歌创作表达自己的忧愤之情。他作于基隆失陷后的长诗《敬次彭雪琴宫保师海南军次秋兴二十四章原韵》，就表达了他忧国忧民的情感，其中有这样的诗句：“荆棘当途见必删，高歌声彻大刀环。要知掷笔从戎去，当自搴旗奏凯还。才短只应勤补阙，时艰何敢慕投闲。桂辛荼苦都尝遍，独倚西风泪点潸。”[1]他诗歌创作的爱国主义主题，表现在他始终关注19世纪八九十年代和20世纪初世界形势发展，及其与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关系问题，并运用诗歌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的《与西客谈时事》一诗，对中国时局的分析，对列强侵吞中国主权利益的揭露，写得相当集中而强烈：“有客谈中华，隐抱腹心疾。原误因循弊，凡事守迂拙。矿产富五金，匪独旺煤铁。虽有采购者，往往多牵掣。刻舟以求剑，胶柱以鼓瑟。粉饰每自欺，学华难覆辙。英图扬子江，围棋布子密。”[2]

他致力于推动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并运用诗歌创作表达他的富强救国的思想。郑观应诗歌研究专家邓景滨认为，“他的全部诗作，贯穿着‘反帝御侮与‘富强救国的两大主题”。[3]他在《罗浮侍鹤山人集》的《读管子有感》一诗中这样写到：“非富不能强，非强不能富。富强互为根，当国宜兼顾。”[4]

中法战争以中国放弃对越南的宗主国地位而结束。郑观应作有《闻中法息战感赋》诗一首，以表达自己痛定思痛的复杂情感。“牢补亡羊尚未迟，农工商是富强基。强邻环伺犹堪虑，当轴因循岂不知？”[5]

他的诗歌创作直接揭露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昏庸无能与政治腐败。他认为，正是由于封建统治阶级昏庸无能和政治腐败造成了中国的落后挨打。在《闻中法战争有感》诗篇中，他写到：“强邻环伺犹堪虑，当局因循岂不知”，懵懵然仍在因循守旧，以致造成“疮痍满目凄凉甚”的可悲局面。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战争、八国联军入侵，都成为郑观应诗歌创作的题材。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创作的诗歌作品，揭露封建文化腐朽与封建官僚制度的腐败：“乩手诳人世鲜知，昔年粤督事尤奇。神仙垂示无庸战，英舰传闻有退期。”[6]

他的诗歌作品和政论文章，公开地表达反帝御侮的思想。他表达反帝御侮思想情感的诗歌作品很多，例如，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之前，郑观应有诗《次戴子辉太史感事韵》，曰：“扫尽浮云白日明，谣传海外欲休兵。曾闻互市更新约，底事窥边弃旧盟。绝域求和轻魏绛，中朝出使重苏卿。侧身天地犹多故，却悔当年未请缨。”[7]

他主张学习西方先进器物文化和社会制度，同时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主张学习西方的最好例证，就是在当时朝野普遍反对选派幼童留学的情势下，郑观应毅然决然替留学幼童说话，主张政府继续派遣留学生，开展东西方文化交流。虽然郑观应会对幼童的道德教化问题感到担忧，但此时期私下的文字中，却可看到他与公开的评论完全不同的立场。如他的诗作《赠美国肄业诸生并容沅浦邝容阶两教习》中，有这样的表达：“诸生游学将成业，公使何因促返槎。翻羡东瀛佳子弟，日新月盛愧吾华。”[8]

他十分尊崇优秀传统文化，特别尊崇儒家文化。他在诗歌作品中表达了对传统文化的崇敬之情。例如，1890年初，他创作的诗歌作品里，表达了自己的儒学信仰：“忧患原从读书始，争名必朝利必市。缅怀端木真英雄，货值犹能胜孔师。”[9]他崇敬禀赋儒家文化的亲朋好友。例如，《题爵棠方伯诗集》一诗，述两人在著述方面的投契。

他拥护孙中山的中华民国，反对袁世凯倒行逆施复辟称帝。例如，民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广东等地从事工商实业，当过轮船招商局董事、开平煤矿粤局总办等职务，他对窃国称帝的袁世凯异常愤慨，斥之为“民主独裁之专制”，在《专制叹》一诗中写道： “古今尧舜华盛顿，择贤禅让名不磨。欲救万世家天下，强秦洪宪今如何？”[10]

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还表现在他渴望积极参与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热情。一些诗篇表达了他内心的渴望。如《甲申春奉彭宝师奏调赴粤留别沪上同人》一诗：“久客申江百事羁，不才恐负圣明知。还期破敌征心略，更出奇兵借指麾。半壁屏藩将尽撤，一篇图画界边陲。诸君送我殷勤意，早祝天山露布驰。[11]他诗歌创作的爱国主义主题，还表现在许多诗篇赞美祖国的自然和人文之美。如《题澳门新居》两首其一：“群山环抱水朝宗，云影波光满目浓。楼阁新营临镜海，记曾梦里一相逢。”[12]

二、郑观应诗歌理论的现代性

作为中国社会经济现代性的早期实践者之一，郑观应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诗篇，还发表了许多阐述诗歌创作经验的文章，从而构成了富有现代性内涵的文学理论。与郑观应现代性诗歌理论建构类似的是，当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理论于19世纪末诞生之时，也是集中于诗歌理论领域，尤其集中于法国象征主义诗人波德莱尔关于现代主义诗歌的理论阐释和创作。

与西方现代主义文艺理论开创者波德莱尔不同，郑观应诗歌理论的现代性，不是体现在对工业化条件下人性感觉的象征性表达，而是回归传统，以传统的现实主义方式，表达反对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思想内容，以及在中国发展西方式的现代文明，实现富民强国的现代理想。郑观应诗歌理论创作的现代性，与西方文学现代性的这种差别，正是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的中国现实，与西方社会现代性之间的差别，在以诗歌为主的文学理论领域里的表现。首先，郑观应诗歌创作理论的现代性，总体表现在于，他的诗歌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回归传统的现实主义。当然，这种传统回归，并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通过传统的审美方式，表现对中国社会现代性的追求，是以诗歌理论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发展的里程碑。郑观应认为诗歌的本质是“吟咏性情”。在此前提下，他主张诗歌创作选材要“直记时事”，表现方式要“畅叙襟期”；诗歌创作发挥的社会职能，是“寓意规谏”。可以看出，主张诗歌创作“吟咏性情”，这是我国诗歌本质观与创作方法的传统内涵。我国诗歌创作历经了二千多年的发展历史，“吟咏性情”的诗歌创作主张，始终是诗歌创作的主流方法。“寓意规谏”也是传统的诗歌社会职能观点。在早期的《诗大序》里，就有倡导诗歌创作以“温柔敦厚”的方式，进行“讽谏”的主张。可以说，“风雅颂、赋比兴”是绵延数千年的儒家学派关于诗歌本质与社会职能的传统理论。但是，郑观应并不是诗歌理论方面的复古主义者，他诗歌理论中的传统因素，恰恰体现着鲜明的现代性内涵。他通过传统的诗歌审美方式，来“直记时事”与“畅叙襟期”。通过客观地“直记时事”，也就以诗歌艺术的方式展现了近代中国黑暗的现实生活，通过“畅叙襟期”，既表达了诗人致力于推动中国现代性的雄心志愿，也表现了他对半封建半殖民地腐朽文明的极度愤慨。可以说，郑观应赋予了中国诗歌理论传统的现代性内容。

郑观应诗歌理论的现代性特征，还体现在他关于诗歌审美形式的主张。他提出诗歌创作“不拘格调”、“不取法古人”，诗歌的语言运用“力扫靡词”，以及“文字尤贵显浅”。郑观应创作的700多首诗篇，尽管绝大多数运用了古典诗歌的形式，不取法古人，不拘格调，并使用了日常的浅白的语言，也就是几乎是口语化的语言，所以，他的诗歌的形式趋向于现代文学语言的白话趋势。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有学者认为，郑观应诗歌的艺术特点，明显受了当时“诗界革命”的影响。以黄遵宪、丘逢甲、康有为等为代表所掀起的“诗界革命”的特征，具有革新图强的思想性、堪称诗史的纪实性、经世致用的功利性、眩人耳目的新奇性、明白易传的通俗性。其实，就新奇性与通俗性而言，郑观应也是“诗界革命”健将。在近代诗歌口语化和白话化的道路上，郑观应比颇负诗名的黄遵宪迈进一大步。邓景滨先后发表《郑观应的诗歌创作观》和《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对郑观应诗歌的内容进行分析归类，指出其中以实业诗最负盛名，它反映了振兴实业的目的、内容、措施和保障。郑观应诗歌中最具特点、最有价值的是实业诗，其价值在于展现了中国近代创业史筚路蓝缕的艰辛历程，揭示中国近代振兴实业的一系列宝贵经验，开拓了旧体诗题材的新领域。其诗歌在题材的开拓、触觉的敏锐、思想的深度诸方面，堪称走在同时代诗人的前列。

三、郑观应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影响

首先体现在他结合中国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现代性的现实环境，自觉地区分了中国文学现代性与西方文学现代性之间的差别，尤其是在诗歌创作内容现代性和形式现代性方面的差别。他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使我们第一次意识到，尽管中国社会的现代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或在某些方面参照西方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的现代性内容，但真正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决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文学。这是因为，尽管文学反映现实生活，但它同时也表达创作主体的思想、感情、理想和愿望，文学反映的客观的生活融入了主观的因素。因此，客观的现实生活的逻辑，并不等同于文学创作反映生活的艺术逻辑，现实生活的真理，也并不能与艺术真理划等号。事实上，由于中、西方文学现代性所处的历史阶段有所不同，因此，它们发生的历史环境、反映的历史任务，及其所表现的生活内容，都有很大差别。西方文学的现代性，发生于文艺复兴时期，经历启蒙运动、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再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繁荣发展。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坚船利炮的进攻下，从被迫接受，到主动回应，再到努力追赶和超越的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郑观应处于中国社会现代性肇始的时代，他本人就是西方政治、经济、法律、商业、文化和教育思想，以及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研究家和介绍者，他同时也是推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代性发展的实践者。郑观应一生的文学创作，以诗歌创作为主，他的诗歌创作的内容，反映了现代性肇始阶段上的现实生活，抒发了饱含时代性的思想情感，表现了诗人参与推进中国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商业、文化教育现代性实践的人生历程。郑观应诗歌创作内容的现代性，既体现在诗篇中所传播的西方先进思想，也反映在其中所表达的反帝御侮与富强救国的思想感情。郑观应诗歌创作的现代性，表现出对中华民族前途的强烈自信，以及激烈的爱国主义热情。这些诗歌文学的现代性本质，与同时期前后表现忧郁和绝望的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具有本质性的差别。

其次还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为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拓展了选材的新领域。他现存诗篇700多首，比近代诗歌的开创者龚自珍的600余首还多，且内容丰富，题材广泛。通读郑观应遗留下来的诗篇，可以说，他把自己一生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感所欲，等等，凡是他经历过、感动过、思索过的生活的事物，都成了诗歌创作的题材，成为他反映生活，表现思想感情的对象。这使他拓展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诗歌现代性选材的范围，对中国诗歌现代性的题材选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尤其大量反映工商实情的作品，拓宽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诗中洋溢着抵御外侮、忧国忧民的爱国热情，展示了中国诗歌现代性的发展动向和时代面貌。郑观应13岁时接受传统的私塾教育，另一方面，他还受到深厚的家教嫡传，他的父亲对易经、易理有深刻的研究，他也接受了父亲的影响，对传统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他的一些诗篇，表达了自己对于儒家、道家传统文化的崇敬之意。他不仅是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伟丈夫，也是一位儿女情长的有情人。他的一些诗篇，表现了对于妻子亲人的怀念，以及对朋友友谊的感念。在上海经商期间，郑观应接到妻子病危的通知，便星夜赶回澳门家中，见到自己结发妻子莫芳已经撒手人寰，痛不欲生，办完妻子的后事，又写下悼亡诗篇，以表达自己对妻子的怀念之情：“白首难期两依依，名花零落雨中看。初逢夜夜闻响佩，人海茫茫永不还。银烛窗前明昔昔，旧衣架上泪斑斑。残烛遥夜苦凄怆，回廊无言倚阑干。”[13]11这首悼亡的抒情诗，通过对熟悉的景物的描写和与妻子生活片段的叙述，表达了自己对妻子的深深的爱恋之情，以及对失去妻子的撕心裂肺的伤痛之感。由于经商、从政的经历，郑观应游历过祖国的名川大山，每到一处，他都会留下一些诗篇，而即使是他的游历诗篇，也不是为了描写游历经过，或者描绘名山大川而创作，他总是在自己的游历诗篇里，寄托自己献身推动祖国现代性的雄心壮志，表达自己的不凡的社会理想。郑观应曾受命彭玉麟作了有一次南洋考察之行，游历过金边、老挝、西贡、新加坡和菲律宾，回到广州当天，就迫不及待地写诗言志。“曾从海外访同心，欲建奇功震古今。谁谓平戎措手难？出谋制胜有田单。”[14]当他来到彭玉麟府上，提交两个多月来关于“中越边界”的考察报告，以及根据所见所闻实况撰写的《南行日记》。

其次，郑观应对拓展近代诗歌题材的贡献，还体现在他即使在赠送朋友的酬唱应对诗篇里，也不忘寄托关于自己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等领域的观点。例如，在他写给友人王之春的酬唱里，在《香港差次旅作》中，他这样写道：“投笔记从戎，曾任营务职。忘身探虎穴，立志平蛟窟。勇士愿捐躯，将军恐未得。归舟游海南，棒檄授台北。小丑复跳梁，孤鹤垂羽翼。知彼如知己，在谋不在力。岛屿势难守，虎狼心叵测。下策思镜濠，濠豪告祖国。”[15]这首诗篇里，主体叙事部分是对友人王之春不凡身世的叙述和称赞，而其中也寄托了诗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军事观点，以及自己对祖国、对家乡的热爱之情。再次，体现在他推动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方法，在近代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挥了很好的揭露现实本质，反映民生疾苦，表达思想感情的社会作用，对中国现代诗歌现代性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清末光绪年间，虽然“太平盛世”的花架子表面上还保持着，但深刻的社会矛盾却都暴露了出来，一个国家政治腐败到了无可救药的程度，内忧就不可避免地要升级为外患。郑观应的《书愤》一诗，就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通过客观的叙述，现实生活典型细节的描写，现实片段的展示，在生活真实的典型反映中，表达诗人对于当时现实的看法和观点，表现自己真实的思想感情。这首诗看似普通平常，实则具有很高的现实主义艺术价值。

郑观应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影响和贡献，还体现在除了主导他思想的儒家文化的入世精神外，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也在他的思想历程中占有一定的位置。当他在仕途商道上顺利之时，儒家文化积极入世的思想精神，就占据了他思想感情的主要位置，这时候，他创作了大量“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诗篇，当他在仕途商道上遇到挫折，或者看不到希望的时期，道家文化或佛家文化就在思想感情之中占据主导地位，这些时期，他创作的诗篇，就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倾向。因此，郑观应不仅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方面，对中国文学现代性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而且，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浪漫主义创作倾向，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注释】

[1]郑观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262页

[2]郑观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295页

[3]邓景滨.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诗歌研究（下）[N].许昌师专学报.1999（02）：53页

[4]郑观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287页

[5]郑观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282页

[6]郑观应.庚申己未两岁秋感第35首.见：邓景滨.实业诗人第一家—郑观应.许昌师专学报，1999（02）：54页

[7] 郑观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254页

[8]郑观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254—1255页

[9]郑观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289页

[10]郑观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472页

[11]郑观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258页

[12]郑观应，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342页

[13] 韦镇寰.郑观应[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118页

[14]韦镇寰.郑观应[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182页

[15]韦镇寰.郑观应[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1：198页

【作者简介】

徐文泽，文艺学博士，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广东现代作家研究学会常 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