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扶贫机构需助力

韩世雄

“不如用航天换扶贫！”2013年底，中国发射嫦娥三号，向月球探测迈出关键一步，但有网友却在发泄自己的不满，他们认为，中国在美苏（俄）轮番探月几十年后再大张旗鼓的搞登月毫无用处，不如将钱投在扶贫上。航天与扶贫，风马牛不相及，为何招来一些网络上的非议？

事实上，中国一直面临着贫富差距过大的社会现实，富者毕竟是少数，贫者却还有8000多万。任何一斥巨资的新闻都会面临网友“不如拿钱搞扶贫”的调侃。

自《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实施以来，中国新十年的扶贫开发已然走过了四载。“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县抓落实”的管理体制一直是强化农村扶贫开发的利刃，但扶贫工作的效果和进度目前还难以满足社会和公众的期待。

扶贫部门处境两重天

从河北阜平扎堆扶贫，到山西大同县“跑来”贫困县，再到广西扶贫搬迁工程爆出质量问题，媒体和公众对扶贫负面新闻保持着较高的关注度，而这些负面新闻也严重影响着扶贫系统一贯的良好形象。

不难看出，近年来一些扶贫热点事件大多发生在县级层面，且或多或少地涉及扶贫资金问题。县级扶贫机构暴露出的这些问题也或多或少与我国贫困县的认定机制有关。

早在1986年和1994年，国家就分两次确定了331个和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其目的是为了集中力量保证供给贫困县，防止扶贫资金的分散使用。国家级贫困县是当年这些或经济基础薄弱，或自然条件恶劣的县（市、区）的国家级称号，这不仅意味着能够获得国家的各种优惠政策，还能拿到数额不菲的财政扶贫资金，县级扶贫机构在当地的实力不可小视。但在权力和资金的双重诱惑下，地方扶贫机构成为负面问题的高发区。

而另一方面，没有进入国家级贫困县的地区因无法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定而陷于尴尬的境地——两县紧挨，扶贫工作重视程度却天壤之别。在一些地区，甚至没有扶贫部门，农委或农业局分管扶贫业务成为常态。

事实上，自2002年国务院扶贫办单独设置后，各级扶贫系统在地方的机构设立问题就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国家高度重视扶贫开发，大量的扶贫资金也需要快速有效地用到贫困地区，这都离不开扶贫机构和扶贫干部的执行力。

但在一些地区，扶贫机构不受重视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事儿。2012年5月份记者曾到重庆市某县采访，当地实施的世界银行项目本是一件好事，但办公用品和工作经费的审批却异常拖沓，几年前该县设立世行项目办公室，当地扶贫办按程序上报需要电脑和摩托车等办公物品的申请一直没批下来。一位当地工作人员向记者诉苦：“我们当初报的时候，电脑配置是主流的，但现在已经换代好几次了，即使现在批下来了也跟不上办公的节奏了。”

2013年春节前后，山西大同县“跑来的贫困县”引发轩然大波，记者本计划去该县扶贫办采访，但在大同县委宣传部、县政府新闻办等多个部门询问扶贫办的办公地址时，都得到了不知道的答复。原来，大同县原本没有扶贫办，但受益于该县被纳入“燕山-太行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该县成立扶贫办，第一任扶贫办主任王汉斌由县农业开发办调任，办公地址也是临时租用的民居。

在很多欠发达地区，“扶贫干部是最受老百姓欢迎的干部”成为共识，他们扎根基层，还要往更基层的地区跑，但资金、人员、办公用品的掣肘让他们放不开手脚，更无法踏踏实实搞扶贫。

是否是政府组成部门，这成为基层扶贫机构能否发挥效力的门槛。是，就意味着在当地政府能有一席之地；不是，那就意味着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既无权，又无钱，活多人少成为一些基层扶贫机构的常态。

地方扶贫机构实力亟需加强

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对于扶贫高度重视，中央领导同志也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应把扶贫开发摆到重要位置，逐级落实工作责任。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要把扶贫开发作为重中之重，不能以GDP增长论英雄。

根据新纲要“进一步完善对有关党政领导干部、工作部门和重点县的扶贫开发工作考核激励机制，各级组织部门要积极配合”的精神，经中组部会签，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以2012年1号文件印发了《扶贫开发工作考核办法（试行）》，组织相关部委开展工作考核，考核结果抄送中组部，作为党政领导班子考核的参考依据。各地也都强化了对于党政领导班子扶贫开发工作的考核。

但不可否认，扶贫部门仍是省、市两级政府中的弱势部门。究其原因，扶贫机构一般只在有扶贫开发任务的地区设立，难以覆盖整个行政区划，且不是垂直管理部门，这也导致扶贫部门缺乏话语权。此外，扶贫与民政、教育、农业、林业等多个部门的工作有交集，而在这些部门中，扶贫部门能投入的资金相对而言较少，经常为别人做嫁衣。

2020年贫困地区要与全国一道实现小康，这对于扶贫开发队伍和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扶贫部门要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扶贫资源，在更小的扶贫单元上实现脱贫致富的期盼。时间紧任务重，扶贫机构和队伍亟需“被扶贫”。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