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经济发展是为建设更好的社会

郑永年：经济发展是为建设更好的社会

郑永年教授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他长期关注中国转型问题，其观点备受国内外媒体及政界、学术界的重视。近期，在接受本刊专访时，郑永年教授指出，经济发展应该是一个工具，它的最终目标是建设更好的社会，未来的经济改革应该处理好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三者须均衡发展。

本期客座总编辑：

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英国诺丁汉大学终身教授，中国问题专家。

《检察风云》：郑教授，非常感谢您接受本刊采访。近些年您特别关注中国经济改革以及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您认为中国当前经济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郑永年：这么多年来，我觉得中国经济改革有一个问题始终没有弄清楚，那就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什么？改革开放前20年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脱贫、致富，简单说就是经济增长。后来这一目的演变成技术上的GDP主义。然后，大家发现GDP主义有很多问题，但又没有提出替代性的目的。

我们经常会把经济发展本身当成是最终目的。经济发展本身当然是重要的，但经济发展应该是一个工具，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好的社会。我们这样没有明确目的地一味发展，很容易会走错方向。在GDP主义的指挥棒下，我们的工业化也好，城市化也好，其核心都是货币主义，这就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为什么要设定目标？因为只有目标清楚了，我们才知道什么是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路径。

下一个阶段我们要明确：我们的发展并不是为了GDP增长本身。我们现在的GDP的确是越来越多，但是事实上我们有形和无形财富反而越来越少了。青山绿水是财富，好的空气是财富，地下矿产是财富，好的文化氛围和社会道德也是财富。现在我们通过货币化、工业化和城市化，把所有这些真正的财富都转化成GDP，也就是一个流量的概念。这个流量我们又没法保证分配得均衡合理，造福于社会。我们需要反思：GDP只是一个流量的概念，不是我们最终发展的目标。所以，所谓经济转型不仅仅是一个出口导向和促进内需的问题，而是要首先把发展的目标搞清楚。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在当时是有一定道理的。当时的中国太贫穷、太落后，谁都想改善物质生活，所以当时一开始改革，社会就变得很快。现在温饱已经解决了，大家共同追求的已经不仅仅是物质文明而已。所以，我觉得谈经济转型，至少我们要把财富和GDP两个概念分开来：财富就是财富，而GDP只是一个流量，一种追求财富的手段。

《检察风云》：那么您认为我们要实现这个目标，最大的阻力或者障碍在哪里？

郑永年：首先是一个思维方式的问题。过去30年来，我们都是在GDP主义或者说发展主义的影响下思考和行动的。我们认为经济发展就是一切。其实党中央在十六大、十七大的时候就已经提出了：经济发展固然重要，但发展的最终目标也是重要的。时至今日，中国经济的转型还是没有完成。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要进一步市场化，这当然是必要的。但如果只是强调市场化，在我看来还是不够的。尽管我们很早就强调社会和谐和稳定，但是并没把社会建设放到与经济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来思考。现在主流的思维方式还是经济主义、发展主义。一旦到了地方层面，这基本还是一种为了经济牺牲社会的发展思路。

我们需要看到社会建设对经济建设的重要性，而不能把眼光完全放在经济发展上面。中国这30年的各种改革，给予经济的考虑很多，而给予社会的考虑则少得可怜。例如各种社会福利制度，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我们做得实在太少。我们都知道西方“先富再老”的社会，而中国现在则是一个未富先老的社会。养老方面的各项制度准备我们做好了吗？面临中国社会的全面老龄化，我们该怎么办？

学习历史经验对我们很重要。我经常说，中国现在要注意避免19世纪欧洲的道路。中国虽然是一个东亚国家，但现在发展方向却很像19世纪的欧洲。那个时候欧洲的经济以发展利益和效率为重，社会破坏得很厉害，结果导致了长时间的社会运动和社会革命。

这一点上，中国不像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这些经济体和地方的发展是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并举的，所以只用了大概二三十年时间，中产阶级就达到了全社会的百分之七八十。中国从改革开放到现在也发展了30多年，经济发展速度不比它们慢，但中产阶级只达到了全社会的百分之二三十左右。所以我认为中国将来不需要其他发展指标，直接把中产阶级的大小作为指标即可。中产阶级成为社会主体，以后的改革都比较容易，因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一旦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观，社会在政治上就不会激进化，渐进的改革就容易进行下去。

《检察风云》：邓小平南行以来，新加坡的经验就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参照物之一。20多年来，中国也确实从新加坡这里学到了很多成功经验。您认为新加坡经济发展的经验还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的地方？

郑永年：我觉得要历史地认识新加坡。新加坡的发展经历了好几个阶段，而每个阶段的新加坡都不一样。现在的新加坡，如果按照西方的标准应该叫做“后工业化时代的社会”。它也已经是一个高收入社会。20年前邓小平南行时的新加坡还处于工业化时代，也就是高速发展的阶段，所以我们应该把现在的中国和当时的新加坡进行比较。

新加坡有许多社会主义的因素。例如，新加坡政府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做政府组屋工程，到现在全国80%以上居民住的是政府组屋。还有它的医疗和教育制度，也是很有特色的。新加坡从来就没有把单纯的经济发展当成是目标。新加坡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好的社会。李光耀的治国思想是要让经济成为爱国主义的基础。组屋制度的思想就是要通过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让每个家庭都拥有一份财产，“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恒心”就包括爱国心。所以新加坡走的是典型的亚洲四小龙发展道路，一条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并重的道路。

新加坡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它的基本社会制度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它面临的问题跟中国完全是两码事。中国现在的问题是从中等收入国家走向高收入国家，而新加坡新加坡已经是高收入国家了。所以如果说新加坡的经济发展有什么值得借鉴的经验，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的新加坡，它的产业升级、组屋制度等等。

对于新加坡经验，中国往往容易误解，往往用概念来代替事实。例如有些人看到中国收入分化很严重，就说新加坡、中国香港也很严重，因此收入分化是经济发展的合理代价。这些人没有看到新加坡每个发展阶段都不一样。七八十年代新加坡的收入分化并没有现在这么严重，现在之所以这么严重很大程度是因为全球化。中国观察其他国家总是倾向于横向比较，注重这些国家的现在，其实关键是要看它们的发展历史。

《检察风云》：您刚才谈到很多关于政府、市场和社会关系的问题。的确，经济改革并不是市场化那么简单，而是要调整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例如政府不能让市场破坏社会，应该积极保护社会。那么您认为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究竟应该怎样处理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呢？或者说，它们三者之间有没有一种理想的关系存在？

郑永年：从经验来看，我不认为市场、国家和社会之间可以有一种完美的关系。对于这三者关系，各个国家都有各个国家的处理方式。例如英美国家的体系与欧洲大陆国家不同，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也不同。

当然，这并不是说没有一个原则。原则就是均衡发展。市场的目的是要创造财富。历史上，市场经济造成了很多问题，于是就有人提出要消灭市场，例如前苏联，但他们的那种模式已经被证实是失败的。

政府在分配财富的过程中要扮演一个角色。资本也好，政府也好，社会才是发展的最终目的。归根结底，市场、政府都是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关键是怎么把握其中的平衡。如果政府光站在资本一边压制社会当然是不行的，政府光站在社会一边节制资本也不行。政府站在社会这一边就是民粹主义（populism），最后导致社会的激进化和发展困境，而政府站在资本这一边那社会就走向解体。所以三者均衡最重要。

我很早就写过文章，强调政府的政治权力、资本的经济权力和社会的生存权利应该均衡。好的社会就是这三种力量均衡的社会。现在中国的问题是资本和权力走得太近，而社会被边缘化。

采写：黄彦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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