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收藏家张晏与“贤志主人”印章

2014-07-07 15:37吕静然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西晋中030600

名作欣赏 2014年17期

⊙吕静然［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西晋中030600］

元代收藏家张晏与“贤志主人”印章

⊙吕静然［晋中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山西晋中030600］

张晏是一位元代私人收藏家，收藏品虽著录不多，但不乏《祭侄文稿》《论书帖》《韭花帖》等广为人知的经典佳作，是元代收藏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本文就客观因素——当时的复古之风和广泛的书画流通与主观因素——包括张晏本人的出身家事、仕途经历、文人雅集、收藏品位等，分析张晏书法收藏的历史背景，以文献学、史论结合和比较分析的方法对张晏的书法收藏做一个较为详细的考察论证，以便让人们对张晏在书法收藏、印章和题跋收藏上的境况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张晏元代书法收藏贤志主人题跋

中国书画收藏自古有之，可以说这种收藏行为始终与书画创作行为相随相生，从现有的史料来看，最早可追溯到汉代，张彦远在《叙画之兴度》中提到汉武帝刘彻“创置秘阁，以聚图书”①。曹操曾将梁鹄书“钉壁玩之”，可视作私人欣赏收藏书画艺术品之滥觞。东晋南朝时期大族垄断文化，书画收藏多在高门大户手中，像与王羲之争书名的庾翼过江逃难之际，仍将“张芝十纸”随身携带，可见对藏品的珍视程度。至隋代统一之后，艺文甫兴，炀帝建宝迹、妙楷二台，俱为书画收藏场所，视其所藏如同珍宝。唐代国祚昌盛，伴随着国力与经济的强盛，艺术创作与收藏俱得大兴。太宗重视王羲之书法，重金求购，高宗武后时内府收藏已大有可观。与此同时，名公巨卿的私人收藏也渐成规模。及至宋代，书画艺术沿着“宫廷”与“文人”两条脉络同时发展。徽宗赵佶虽属无道昏君，但在文艺上却卓有成就，“宣和内府”之所藏，超迈前代。随着宋四家和欧阳修等人在实践与理论上的不断努力，文人书画群体逐渐形成，而这种书画艺术的“文人化”也使文人收藏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像米芾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但文献记录表明，直到这一时代，绝大多数的名品书画还是藏于皇室内府之中，只有一小部分流入私人手中。直至元代，内府与私人收藏等量齐观的局面才初露端倪。今天我们就元代收藏家张晏其人以及与他有争议的印章进行剖析。

一、元代的书画收藏概述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地理面积最大的一个朝代，这个由草原民族建立起来的朝代地跨欧亚两大洲，分为四大汗国，所辖领地，冠绝寰宇。虽然地域辽阔，但帝国的核心区却在中原，且经过汉族农耕文明的浸染，使军事上的征服者逐渐又沦为了文化上的被征服者。蒙古贵族自小都有收藏“好东西”的志向，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就有将所有好东西都搬回草原去的野心。至忽必烈定都大都（北京）之后，接受了汉族先进文化的蒙元皇室也自然而然地要接收最能代表汉文化精髓的图书典籍与书画收藏。元代帝王的内府收藏集合了由南宋内府和金朝内府所搜掠来的藏品。从元王恽②《书画目录》（又称《元破临安所得故宋书书画目》）③可得知元朝从南宋内府中得到的书画数量。所记凡法书147件、名画81件，总数228件，其中不乏阎立本、顾恺之、张萱、赵佶等历代名家作品，王恽的记载有详有略，并未全盘介绍一切情况，但可管中窥豹，探知元代内府收藏状态之一斑。另一篇由王士点撰的《秘书监志》记录了“秘书监”这一掌管各项艺文事宜的机构。这其中有相当的一部分是经管书画的记录，甚至细致到记录了内府裱褙匠焦庆安裱褙“画轴千单九轴”、王艺裱褙“六百四十六轴”等数字信息。这一方面说明当时元内府收藏也是以千幅计，可谓藏品丰富，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一时期的管理者已经相当注重对书画藏品的管理作详尽而专业的记录。后又经过几代帝王的扩充，尤其到文宗与宁宗期间，使元内府藏品达到鼎盛时期，元文宗图贴睦尔建有奎章阁来收集书画古器，不仅是他与儒臣商议正事的场所，同时也是与之品评书画的兴会之地。在官方书画收藏继承前代的同时，元代的私人收藏也并未消沉。虽然政治地位有所不同，但无论在蒙人、汉人或是色目人中，都不乏书画收藏活动的热爱者，大长公主、赵孟、柯九思、乔篑成、张晏、鲜于枢、康里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元代的书画收藏在中国书画收藏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是官家收藏延续了前代的传统，依然受到帝王的重视；二是私人收藏的规模逐渐增大，与内府收藏渐成抗衡之势。虽然元代国祚不久，只历时一百零九年就消散在农民起义的尘埃当中，但这种书画收藏，尤其是私人书画收藏所积淀和延续下来的传统掠至明代，最终形成了明清私人书画收藏的勃兴。所以元代私人收藏在历史上不仅不能被忽视的，更要着重的研究，为世人所了解。

二、张晏其人与“贤志主人”鉴藏印章辨疑

张晏，字彦清，祖籍顺德沙河（今邢台沙河县）。元代大德——延佑年间人，《元史》中只提及他乃元初名臣张文谦之长子④，初侍裕宗于东宫，为府正司丞，后以功臣之子选为刑部、吏部郎中，累迁至大司农丞。成宗即位，元贞元年（1295）授集贤侍读，升集贤学士兼枢密院判。累官至陕西行台御史中丞⑤。至治元年（1321）归老，卒赠陕西省平章政事，封魏国公，谥文靖。张晏的生卒年史书并无记载，故不详。但就其下文中虞集为其写的《张氏新茔记》中“天历三年”（1330）时，张晏仍在世，推断其寿已当古稀之年。其父在《元史》中由所著录，却除其官职外并未提及张晏详细。《新元史》卷一五七和《元史新编》卷三十有其著录，也是在其父之后略有表述。虞集的《张氏新茔记》中只是记录“荣禄大夫”“陕西诸道行御史台”“御史中丞”。其后所写跋文中写出了“集贤大学士”“嘉议大夫”“枢密院判”等职。因其父张文谦为世祖时期名臣，得其父之荣，官职中也多为名誉之位。《元史》中称张文谦“家惟藏书数万卷”，这对张晏以后的收藏打下基础也有所影响。张晏好古博雅，又与赵孟、虞集、鲜于枢、柯九思、袁桷等为友，故喜收藏法书名帖把玩鉴赏。

张晏是元代的一位私人收藏家，正史无传，《元史·张文谦传》中，只在其父亲张文谦后涉及寥寥数语，其他史料也相对较少。但其收藏的颜真卿《祭侄文稿》、怀素《食鱼帖》、李白《上阳台》、杨凝式《韭花帖》等也堪称书法中的精品，在书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他对收藏的一些作品上题跋、钤印，更是作品的流传有序的佐证。《清河书画舫》《书画题跋记》《石渠宝笈》等都对其收藏或过眼作品有所著录。

张晏所能见到的常用印章九枚，有：“张晏私印”“端本家传”“襄国张氏”“张氏蓬山珍赏”“世所稀有”“逢山彦清”“燕山张氏”“瑞文图书”“贤志堂印”。与现知的收藏知识一样，张宴的收藏印章也多钤盖于书画骑缝处，且用“张晏私印”、“端本家传”、“襄国张氏”、“张氏蓬山珍赏”。最后就是钤盖在题跋之后。而过眼作品大都另隔水处钤盖，用“贤志堂主”、瑞文图书”二印较多。

张氏蓬山珍赏

瑞文图书

贤志堂印

其中“贤志堂印”当中的“贤志堂”可当作张晏的堂号，但在传王羲之《平安帖·何如帖·奉橘帖》中发现不仅有“贤志堂印”，还发现一枚“贤志主人”的印章，此“贤志主人”印章在传王献之《中秋帖》本幅中“大军”右侧可清晰看到。在《石渠宝集》中著录唐僧怀素《老子清静经》中也有此两枚印章同时钤盖的记录。这两枚印章是否都是张晏的呢？这就构成了一个疑问。在《式古堂书画汇考》卷四的文献资料中有宋高宗吴皇后曾有此两枚印章，根据《宋史》记载，吴皇后的书斋号也为“贤志”是《毛诗序》之意来“，扁（匾）其堂曰【贤志】”。《关雎》篇毛序说：“关雎。后妃之德也。……是以关雎乐得淑女以配君子。爱在进贤。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贤才而无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故“贤志”也可以解释为“有后妃之德”。《石渠宝笈》卷十五、四十三中也有著录：“高宗吴后二印，贤志堂印，白文螭纽贤志主人，覆斗卧蚕俱精绝。”说明宋高宗吴皇后也有此两枚印章。

宋高宗吴皇后（1115—1197，）开封人，父吴近，累官武翼郎，赠太师。十四岁进入当时的康王邸，后康王即位为宋高宗，封其为和义郡夫人，进封才人，又寻进贵妃。宪节皇后死后，绍兴十三年（1143），册封为皇后。高宗内禅，诏吴后为太上皇后。孝宗即位，上尊号曰寿圣。乾道七年（1171），加号寿圣明慈。孝宗死，遗诏改称其皇太后。光宗即位，更号寿圣皇太后。孝宗死，始正太皇太后之号。因光宗有疾，其代行祭奠礼，于梓宫前垂帘，后立嘉王为皇帝。翌日撤帘。庆元三年（1197）病卒。谥号为宪圣慈烈。《宋史》中还著录：“常以戎服侍左右。后颇知书……后益博习书史，又善翰墨……常绘古烈女图。”由此可以看出，吴皇后也是知书达理之人，但没有其“贤志堂印”“贤志主人”钤盖与收藏作品上文献著录，且看张晏的一些收藏，如《祭侄文稿》和《蒙诏帖》等中“贤志堂印”与他其他印章有规律的钤盖，和《太清楼》刻帖几卷中“贤志堂印”和“瑞文图书”位置相邻，又与元代赵孟、乔篑成、张雨等同时期鉴赏家诸印同在；《食鱼帖》中张晏五印骑缝处连盖更是事实作证，所以可以肯定此“贤志堂印”为张晏所有。而“贤志主人”无论从印文风格、钤盖位置到印泥颜色都与“贤志堂印”不同，所以此两枚印章应该分开来说。“贤志主人”从印面看为阴文印章，印文为小篆，与“贤志堂印”取法摹印篆，从风格上有很大不同；从钤盖位置上，可见的都是在本幅上或另隔水上单独钤盖，上下左右都没有规律性钤盖的特征；印泥的颜色上也要略深于“贤志堂印”。有此三点可知“贤志主人”和“贤志堂印”并非出自一人的收藏印，而“贤志主人”是否是宋高宗吴皇后的收藏印，也不能妄下定论。

这篇短文不足以介绍元代的收藏家和收藏现象，只是其中一人，从一枚印章也能判断其作品或收藏出处真实性。本文试从张晏法书收藏作品中的印章入手，而牵出疑问。有些问题在启功先生的书画鉴定文章和穆棣的《怀素〈论书帖〉中“彦清”款记考辩》中有所解决，读者可以参考其文进行延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