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职教育：从“上升”到“成熟”的浮躁、焦虑及其消解

徐平利

“上升期”和“成熟期”：世界高职教育发展的历史分期

界定“高职教育”概念

无论其他国家把“高职教育”称作什么，本文对这个概念可以做一个统一的界定。所谓高职教育，即是在工业化时代，应着企业对生产制造及其管理人才需求而产生的，一种专门用来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高等教育。这里面有三个关键点：第一，高职教育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这个限定把医学院和音乐学院等“精英大学”排除在外了；第二，高职教育最初是为制造业服务的，随着后工业时代来临，高职教育培养目标的内涵逐渐丰富；三是高职教育培育“高层次劳力者”，劳力者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内涵。

高职教育的出现

当教育作为一种精神产品诞生之后，劳力者就失去了教育机会，他们被排除在“自由教育”之外，因为他们被认为“没有精神（思想）”，无需教育。但是，随着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特别是工业革命开始之后，劳力者的教育权被部分认可，这就是“职业教育”的诞生。然而，这个最初的职业教育只是面向穷人和工人子弟，是初等教育（以裴斯泰洛齐的慈善学校为代表），根本不被高等教育承认。到了19世纪后期，德国工业后来居上，职业教育起到了很大作用，于是，德国学者型官员凯兴斯泰纳大声呼吁“提高职业教育地位”，此事在遥远的美国得到了杜威等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家的积极回应。虽然德国哲学家尼采、雅斯贝尔斯等哲学家极力反对“职业教育”侵蚀“自由教育”，但是职业教育仍然不断成长壮大，并逐渐进入高等教育的领地。

高职教育“上升期”的特点

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上半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工业化进程，职业教育也从试探性介入进而发展到全面介入高等教育领域，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高职教育的成长与“上升期”，以德国工科高等学校和美国一些“赠地学院”为代表。“上升期”高职教育可以概括为四个特点：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时代背景；训练人的岗位技能，培养高技能人才；对于人的“职业幸福感”比较忽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较低，不被精英大学所承认。

高职教育“成熟期”的特点

20世纪后半叶，随着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向以科技创新驱动的后工业社会迈进，高职教育开始步入“成熟期”，这个时期以高职教育建立比较完备的学位递升体系为标志。在这个时期，虽然高职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仍然是“双轨”运行，但是可以互通，双方在学术认知上不再对立。普通高等教育逐渐增强其教学内容的“应用性”，高职教育逐渐增强其教学内容的“通识性”。

关于中国高职教育发展现状的基本判断

中国高职教育快速完成了“上升期”的成长过程

在中央集权体制的高效运行下，中国创造了30多年工业化发展奇迹，在短时间内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将近百年的工业化之路。在此期间，工业化对人才需求经过了五个阶段：一，上世纪80年代，“三来一补”制造业对“打工仔”、“打工妹”产生需求，他们无需教育背景，在工厂里通过“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很快就可以上岗；二，上世纪90年代初，制造业开始向创建自主品牌转型，企业对有学校教育背景的技能人才的需求量上升，中职学校得到了快速发展，但是“打工仔”、“打工妹”仍然是企业人才的主要供给方式；三，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本世纪伊始，民族制造业进入了大繁荣时期，企业竞争加剧引起企业吸引人才的竞争加剧，沿海发达地区出现了“打工仔”、“打工妹”流出而技能、高技能人才流入的现象，高职教育得到了快速发展；四，本世纪前15年是中国工业化“井喷期”，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得到了国家决策层面的高度重视，高职院校规模迅速扩张；五，2006年至今，中国经济发展成果显现出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实质性提高，教育投入增加，以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为标志，高职教育从规模化向质量化发展。

总之，中国高职教育与中国经济一起得到了飞速发展，这个成果也是与中国高职教育工作者大量汲取发达国家高职教育的发展经验分不开的。从上面关于“五个阶段”的概述可以看出，中国高职教育快速完成了职业教育“上升期”的成长过程，而且正欲迈向“成熟期”。吉林省职业教育研究中心发布的《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报告（2008）》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认为中国高职教育在国际上已经具备了较强竞争力。

中国高职教育正准备从“上升期”进入“成熟期”

“成熟期”的高职教育所依据的社会背景是：整个社会经济逐步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企业用人更看重可持续发展能力和综合素质，而就业者也更看重职业幸福感。就高职教育发展体系而言，不仅自身具有完备的学制体系，而且和普通高职教育之间建立了互通的桥梁；高职教育完全被传统大学接纳，地位得到显著提升，和普通高等教育具有同样的吸引力。

在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高职教育经过了20多年的持续快速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适应以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化社会需要的人才培养模式。可以说，这些地区的高职教育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了“上升期”的历史使命。因此，这些地区的部分高职院校甚至已经踌躇满志地发出了向“成熟期”迈进的呼声，呼声中最响亮的部分就是提升现有高职教育层次，使其从大专层次的局限性中解放出来。

但是，国家教育决策部门迟迟没有给“呼声”以正式的回应。原因是，国家教育决策者必须从全国范围考虑问题，他们认为，全国高职教育的均衡化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当下中国的经济发展还不足以发出迈入“成熟期”的指令，或者因为这种指令的发出而使高职教育偏离了既定轨道。指令是什么？就是制定新的法律法规和颁布新的政策文件。有人认为，我国教育部至今没有在修订《职业教育法》方面启动议程，也没有颁布关于建立现代教育体系的一系列政策文件，这是政府在职业教育改革方面的不作为，但是我认为，如果高职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时机没有成熟，即使有超前的法律文本措施，也难以真正落实。

总之，就当下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态势和教育决策部门的改革信号来看，中国高职教育正处于从“上升期”迈向“成熟期”的准备阶段，而目前的“准备”还很不充分，许多高职院校的情绪既浮躁又焦虑。

浮躁与焦虑：当下中国高职教育的情绪分析

中国高职教育渴望步入“成熟期”的浮躁情绪

最近几年，中国高职教育发展形成了一种万马奔腾的局面，不仅沿海地区的高职院校呈现出多彩多姿的繁茂景象，而且内陆地区及边远地区的高职院校也迅速壮大起来。特别是，在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和骨干高职院校评估的带动下，地方政府普遍重视高职院校建设，把发展高职教育作为提升地方经济水平的重要内容。在这种背景中，各个高职院校感到突然间“富裕”起来了。其实，这种“富裕”就是中国高职教育处于“上升期”的具体表现。在有关中国高职教育成果的研究论文中，我们看到所谓“半壁江山”、“高就业率”、“双师型”教师队伍、“工学结合”等等正是描述“上升期”特点的概念。但是，“富裕”之后的高职院校渴望变“富贵”，渴望尽快从“上升期”步入“成熟期”，这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正是在当下这个过渡的节点上，高职教育自身开始涌动浮躁之气。

浮躁是对现状不满意而急于实现前方目标的强烈欲望。当下中国高职教育的浮躁情绪主要从各个高职院校的具体实践和努力方向上体现出来，它们对目前发展态势不够满意，比如认为“校企合作”缺乏效度、毕业生就业质量不高、高职院校发展层次受限等等，既而，各个高职院校迫切希望改变现状，向更高一层次迈进，使其对优秀生源更具吸引力。事实上，高职院校的浮躁之气还是有一些效应的，主要有：高职院校渴望向更高层次上升的第一个目标是高职（应用性）本科，这个呼声已经引起了决策层的重视；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已从过分强调“岗位技能”走向“岗位技能”和“人文素质”并重；高职院校面向中职学校的大门越开越大，中高职教育衔接越来越顺畅。

虽然浮躁可以是创造的发动机，却也更是欣赏美景的屏障。浮躁的人坐卧不宁、心绪烦乱、患得患失，进而产生“运动情结”。与此相类似，浮躁的高职教育容易做一些热闹的表面文章，或者在政府职能部门的强势介入下，更加重视“短平快”的岗位技能训练及其评价，这样做虽然使得高职教育GDP大幅增长了，却因为忽视对人的职业幸福感的培养而使毕业生就业质量不高。

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当下中国高职教育的焦虑情绪

现在，举国上下对于大力发展高职教育事业认识一致，政府非常重视高职教育和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全国各地的高职院校在资源获得上都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从数量上看，2012年全国高职学校数量1288所，占普通高校总数的60%；招生数325万人，占普通高校招生总数的47.7%。用形象的语言说，中国高职教育的快速发展在当下如同热烈燃烧的火焰。

可是，如果我们把政府投入和社会认同比作“火焰”的话，那么求学者入读高职院校的实际行动却依然如冰凉“海水”：除非迫不得已，老百姓不愿意送子女进高职院校读书，而高考毕业生本人也把入读高职院校看作低人一等。另一方面，在高校录取制度上，高职院校排在“三本”之后，作为“大专类”或“高职类”对待，各个中学在宣传本校高考升学情况时，一般不好意思把“高职类”统计在内。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在我看来，高职教育“上升期”的热烈火焰来自于工业化背景下的国家主义教育行为，而“一边是火焰，一边是海水”正是这个时期国家主义教育的必然现象。换句话说，目前高职教育步入“成熟期”的文化条件和制度条件都没有完全成熟，故而“上升期”的高职教育在浮躁当中必然会产生一种焦虑情绪。

高职教育步入“成熟期”，目前还需要在哪些条件上准备成熟呢？无外乎内外部两个方面的条件。就内部条件来说，目前高职教育的教育模式和教学质量还处于“上升期”，即以“培训”替代“教育”，还没有充分体现高职教育的“高等性”和“教育性”，这种教育模式培养的毕业生缺乏可持续发展能力，而社会培训机构或企业学院在短期内的强化训练也可以达到这个程度。所以，高职教育要具有不可替代性，必须转变教育模式和提高教学质量。就外部条件来说，目前高职教育的文化条件和制度条件仍然处于“上升期”。

在文化条件上，人们把高职院校仍然看作“教育大众化”的代名词，而把研究型或综合型大学看作“教育精英化”的代名词，教育“双轨制”的文化市场仍然很大。在制度条件上，目前存在两个明显缺陷：一是教育“立交桥”没有搭建好，即高职院校的大门还未完全向中职学校敞开，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在学制上几乎没有任何沟通；二是教育“双轨制”没有消除，即高职院校在招生政策方面仍然处于劣势地位。

高职教育的浮躁与焦虑现象急需消解

当下中国高职教育的浮躁与焦虑情绪急需消解，否则中国高职教育就不可能走向成熟。如何消解？无疑，当“走向成熟”的各项条件具备之后，中国高职教育自然不再浮躁和焦虑。而在各项条件中，关键是“修订法律”和“改革制度”，因为原有法律和制度必须突破，并且在国家主义教育体系中，这是比较容易的路径。除此之外，还需要在高职教育质量建设和文化建设等方面做好充分准备。

修订法律和改革制度

修订法律，主要是指修订《职业教育法》。这部法律自从1996年颁布以来，对中国高职教育的发展并没有起到实质性推动作用，许多条文因为过于空泛或者因为缺乏约束而流于形式。现在，随着中国职业教育（特别是高职教育）快速发展，必须修订《职业教育法》，并要做到“有法必依”，只有这样，中国职业教育才可能增强其地位。修订《职业教育法》，必须正确认识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时期，做到不应景、不空泛、不封闭。

改革制度与法律文本相呼应，是推进高职教育转型的关键。首先，高职教育的体系必须完善，包括完善中高职课程互通体系和高职院校学历学位教育体系，高职院校学生既可直接就业，也可继续入读研究生；其次，打通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院校之间的界限，在高考录取批次上，使高职院校和普通本科之间没有差别；第三，吸引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办学，大力扶植与发展民办高职教育。在各项制度改革中，核心是完善高职教育体系，并使得高职教育体系和普通高等教育体系有通道连接。多年来，这个问题已经从学术研究层面进入到了政策制定层面，然而始终没有得到实质性推进。这个问题不解决，其他制度改革就难有效果。

提高高职教育质量

中国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经过了一个关键性转折阶段，就是从普通本科“压缩式教学”过渡到了高职院校的“工学结合式教学”。近年来，随着高职教育课程论研究的深入，人们对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在推进“工作过程系统化”、“实践导向”、“项目驱动”等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各个高职院校加强了教师“下企业实践”的要求，也加强了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总之，在我国高职教育“上升期”的最后阶段，人才培养模式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是一个重要成果。但是，一些高职院校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站队思维”，特别是从中专或技校升格而来的高职院校，他们对原来那一套“技能训练法”很熟悉，在人才培养中过分重视岗位技能训练，学生的知识面过窄，职业迁移能力不强。总体来看，虽然2005年至今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走向丰富，但是仍然比较忽视学生的职业素质养成教育。因此，要提高高职教育质量，就必须要改革现有人才培养模式。

从哪些方面对高职教育现有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改革呢？根据“成熟期”高职教育的培养要求，我们应在现有“高技能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加上“复合能力”和“创新能力”这样的内涵。不过，培养学生的“复合能力”和“创新能力”在现有教学管理制度中难以实现，因此，我们又必须改革现有教学管理制度，包括建立真正的学分制，并在此基础上大胆推行弹性学制。与此相应，科学设定复合专业学习平台和复合课程组合，实现专业课程与通识课程复合互补、专业课程与创新创业课程复合互补、校内课程与企业课程复合互补；明确复合资质证书要求，拓展专业辅修证书、专业技能资质证书，以及“职场英语”证书等普适性技能证书。

改变高职教育文化环境

改变文化环境，这是一个浩大的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内容，包括制度的改革、质量的提升和待遇的提高等等，也就是说，只有上述制度和质量问题解决了，高职教育的文化环境就会慢慢改变。

过去，人们在分析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时，总是会论述到“中国人传统观念”问题，应当说，观念的改变与劳力者的薪酬待遇密切相关，由于我国人力资源非常丰富，而制造业对劳力者技能要求不高，因而使技能人才的社会稀缺性不足，故而待遇上不去。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升级，企业必须要靠创新求得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综合素质强的高技能人才就会越来越吃香，待遇自然上去，而人们对高职教育的认识也将随之改变。

另一方面，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哲学基础没有形成，这是高职教育步入“成熟期”的一个思想障碍。没有哲学基础，高职教育要形成自己的递升体系，并与普通大学建立沟通渠道等等，都会遇到理论上的阻力。虽然在职业教育学术界，关于“高职教育是一个类型，而不是层次”等说法已经被认同，但是因为没有形成强大的哲学基础，所以决策层仍然制约于传统的思维定势。

从根本意义上说，改变高职教育的文化环境，需要改变国家主义教育体系，使之逐渐走向民主主义教育体系。我相信，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已经从工业化步入了后工业化时代，而中国高职教育也必然会走出工业化时代高职教育人才培养旧模式的窠臼，进入“成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