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在场”与“神性的缺失”:叶兆言《后羿》“重述神话”叙述手法透视

2014-07-13 09:26徐春浩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河南焦作454000
名作欣赏 2014年17期
关键词:叶兆言后羿吴刚

⊙徐春浩[河南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河南 焦作 454000]

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学创作的完整性和对“人的文学”的追求基础上,叶兆言走出了以前的“古城叙述”“历史叙述”模式,其“重述神话”长篇力作《后羿》借鉴吸纳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表现手法,由现代艺术的外壳传达了神话传说的内核,并使“神话”和“戏仿”杂糅、“创新性”与“初始化”兼容,在消解之中建构起一种“新神话叙事模式”,在文化的反省与价值的重构中再现了“后羿、嫦娥、吴刚”等人物形象,通过“独裁者的爱情”描述给人类最初的“精神荒原”以情理兼容的深度阐释,以当代人的审美视角观照了“人性的在场”与“神性的缺失”。

作为最早的原创艺术形态和人类艺术的源头,神话在文艺发展史上是艺术家们取之不尽的创作源泉,为后代文学创作提供了用之不竭的丰厚滋养。文学艺术的历史每前进一步,都会不约而同地对神话这一“童年”记忆予以回望。在中国,关于后羿、嫦娥的神话故事早已成为家喻户晓的精神记忆和集体认知,并作为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原创性想象艺术“定格”于人类文化,它所提供的人神形象和故事模式为后世的相关艺术创作提供了一种不断生长、发展和再创造的原型和某种基本范式。

2005年,由英国坎农格特出版社发起、全球三十多个国家与地区跨国出版合作的国际“重述神话”活动,可以说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一次寻根之旅,由于中选作者均为世界知名小说大家,这套丛书被国际出版界权威人士称为“小诺贝尔丛书”。在中国,叶兆言的《后羿》,苏童的《碧奴》,李锐、蒋韵夫妇合著的《人间》、阿来的《格萨尔王》作为其主要收获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从文学史和精神文化的高度来看,“重述神话”这种既富有先锋性、探索性,又具有世界性、代表性的作品,可以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式的尝试。

叶兆言《后羿》以颠覆性的叙事和天马行空的想象,通过“人性在场”而“神性缺失”的叙述手法,消解了神话与现实、神性与人性、真实与虚构间的界线,并赋予神话传说以现代哲学的丰富内涵。这种“重述”蕴含着对人性的思考、爱与痛的感悟和时代变革的体味,在洞穿神话世界的荒诞时,以自我反省的精神烛照出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在“神性的解构”中寓意着文化重建和意义重构的价值指向,也为新世纪文学注入了一股来自远古的诗性元素。

古代神话是民族文明的瑰宝,是人类初始的原型和母体,是现代生活表征的活化石,蕴涵着人们寄托美好希望的独特情结。流传了几千年的中国古代神话,已深深植根于国人的民族习俗和生活习惯,许多约定俗成的节日、生活中的崇拜与禁忌……都能在古老神话中找出它的源头。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现代生活是古代神话的演绎、映射和发展,来源于对古老神话的依恋、模仿和演变。“重述神话”尝试拉近了神话传说与现实的距离,也让现代人走进了远古生活的神秘殿堂,在历史的维系和传承中,有利于了解远逝的历史和品味人类发展的心路历程。

作为早期文明智慧的结晶,神话是人类最初始的信仰,是人类“童年”把握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和精神形态。然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后神话时代的今天,神话原有的神圣意味已被消解殆尽。“重述神话”既是对原始集体记忆古老神圣叙事的挑战,也是对人们原有文化符号及其叙事结构重焕生命力的冒险性“改革”。作为“重述神话”的代表作之一,叶兆言的《后羿》赋予了这一原始崇拜和信仰以全新的现代色彩,对其进行了富有当代意味的重组与再造。

凭借出色的想象力和卓越的文学功底,叶兆言《后羿》用后现代视角重构了“后羿射日”和“嫦娥奔月”的神话传说,把其演绎成了一个既浪漫又伤感的“神话中的现实故事”,再现了一种世俗中的爱情:战俘嫦娥原为腿有残疾的小刀手吴刚的第七个小老婆,她“被分配到的任务,是与吴刚的两个女儿一起去放猪”;神的使者——羿诞生于嫦娥从洪水中捡回来的葫芦,“突然间,葫芦像孵化的鸡蛋壳那样四分五裂,从中间探出来一个孩子血淋淋的小脑袋”,后羿降临人间后饱受欺凌,而嫦娥却在同病相怜的患难中完成了对他的角色转换,后羿和嫦娥的关系也出现了“母亲——姐姐——妻子”的嬗变。为了后羿,嫦娥付出了自己的全部,可以说,后羿是嫦娥的一切。然而,当后羿从嫦娥身上获得人的力量完成“射日”使命成为万众瞩目的英雄和“独裁者”后,他开始腐化堕落、沉迷女色、移情别恋,而嫦娥却被逐渐疏远。在后羿说出“朕根本就不在乎你”后,嫦娥对爱情彻底绝望,自我放逐而奔月……小说“在令人炫目的重述中,阴谋与爱情、奉献与贪婪、忠诚与背叛、欲望与尊严轮番上演,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多姿多彩的神话世界,一段可歌可泣的惊世奇缘”。

中国古代典籍对后羿和嫦娥的记载是零碎、松散的。《山海经》中说“:逮至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 、凿齿、九婴、大风、封 、修蛇皆为民害。尧乃使羿诛凿齿于畴华之野,杀九婴于凶水之上,缴大风于青丘之泽,上射十日而下杀 ,断修蛇于洞庭,擒封希于桑林。”《淮南子·览冥训》载“: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 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在后现代解构主义的语境下,叶兆言从全新的视角补充和拓展了神话经典的内涵和外延,以一种审视和反省精神把这些原典籍的碎片缀成异彩绚丽的长篇画卷,在对文化、人性的反思和批判中对古代神话的当代生活映像进行了自我观照,并融入对社会秩序、生活现状、自我创造的激情想象,填补了神话在传播中的断裂地带,通过透视神性在人性的撕扯与角力的堕落过程中解构了神性的庄严。

神话人物大都是性格鲜明、充满斗志、具有神力的伟岸形象,是让人崇拜的笼罩着神圣光环的偶像,具有“强烈的尚德精神,对神的职责要求是将保民、佑民放在第一位,而否定为了个人利益危害人间众生的行为”①。但在叶兆言的《后羿》中,展示的神话人物后羿、嫦娥、吴刚等却是人性化的、有血有肉的,他们有人性的烦恼、欲望和黑暗面。实际上,作者只是借助神话人物的“外壳”诉说人类“内心”的故事,所重塑的是有着性格复杂性的人物形象,也是对现实众生相、世俗画淋漓尽致的刻画。

带着当下思想、意识形态等众多因素,叶兆言在后现代语境中进行的神话重述裹挟着大众文化、消费文化,浸润着浓郁的消解意味,并烛照出重估、容忍差异、蔑视权威、解构等后现代语境精髓,通过打破凝固千百年的神话精神园囿,实现了“戴着镣铐跳舞”的个性审美旅程。“这就是解构中心,向往多元,反叛现代理性与既有的文化束缚,力图实现更大程度的人类解放。”②但叶兆言在解构神性、击碎神圣庄严的同时也在实验建构一种人的价值体系。在叶兆言《后羿》里,远古神话中那位善良勇敢、忠于爱情的盖世英雄成了一个陷于权力与欲望挣扎之中的“半神”。他从葫芦里出生后尿床、喜欢恶作剧、经常遭人欺侮,懵懂中被“阉割”,但“人的法则,对神是不起作用的”,在与嫦娥有了“鱼水之乐”后成了“真正的男子汉”,凭借神力为百姓除害;与末嬉的媾和打开了他性欲放纵的闸门,从此乐此不疲、无耻堕落、穷兵黩武;与玄妻的性让他沉湎于纵欲,走向身体的精疲力竭和对人生的彻底否定,醉酒后惨死在自己的宠妃玄妻和徒弟逢蒙的桃木大棒之下。作家打破了传统习惯对神性圣洁的命名和难以逾越的鸿沟,对统一性、整体性、权威性的约定俗成形象进行大胆解构,在缺憾的追忆和认知中影射着现代生活的人类生存状态。

在人们心目中,月神嫦娥是纯洁无瑕、美丽善良的象征,是曼妙空灵、清逸孤傲、超凡脱俗、高不可攀、充满神秘色彩的美丽仙子。然而,叶兆言的《后羿》在对嫦娥形象的重构中,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她的生活与情感,在原生态叙述、个人欲望展示和日常生活的书写中窥视了她灵魂深处的奥秘。在叶兆言笔下,嫦娥成了一个颇有心计、忍辱负重、具有自我牺牲精神、被爱放逐的普通女性,她有着世间女子的善良、贤能,也有着无法释怀的虚荣、嫉妒和权力欲。作为战败氏族部落首领的女儿,嫦娥被俘后被吴刚挑去做第七个老婆,在家里地位很低,只能吃残羹剩饭,在外面还要面对造父等对她身体的骚扰。嫦娥把所有的爱和关切都投注到了后羿身上,在后羿的成长过程中,她兼备多重身份,是集母亲的温馨、姐姐的关爱、妻子的智慧于一体的象征,她含辛茹苦把后羿抚养长大,体现了慈母的无私与伟大;竭尽全力呵护后羿,抚慰着他的心灵,表现了姐姐的关心和帮助;坚定地支持后羿,在造父等人试图推举她做女王时断然拒绝,展示了妻子的奉献和牺牲。她对后羿的坚韧、宽容,体现出她“善”的一面;可她又存在着“恶”的另一面,为了后羿,她用身体交换利益,与造父、布发生性关系;当了“娘娘”后玩弄“权力”,一一收拾了她的对头吴刚、造父、末嬉等,再现了现实女性的多面性与矛盾性,表达了现代人对女性多重社会功能的认知。

传说中的吴刚是人们所熟知的诚实、勇敢、忠厚的月宫伐桂人形象,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天咫》里说他是“学仙有过,谪令伐树”,而在叶兆言的“重述”中,吴刚是个专职“负责对男孩进行阉割”、一条腿有些残疾、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小刀手”,是一个处于弱势、时常被人嘲弄的“老男人”,由于作恶太多,被罚上月宫常年砍伐一棵死而复生、砍而复长的桂树。甚至在吴刚的两个儿子“无能”“无用”的取名上,也充满了戏谑成分,消解了其正统的神话形象地位。

从某种角度上说,神话也是一种历史,一种积淀于人类思维中的“类历史”,它以一种岁月冲刷后的稳固形态为人类所接受,以补偿式的、稗官野史、玄幻演绎的姿态存在并点亮人类文明初期的黑暗世界。诚如福柯所说,历史不在于其形成的年代,而在于其叙述的年代,神话也是如此,在后现代语境中进行重述神话的工作,打破传统的规约、推出人物形象的再定位是再正常、再自然不过的了。历史之真相不可靠,神话之真相亦无法追究,各种阐释的尝试都是恰当的。叶兆言虽然坚守了神话原典“神的在场”的创作原则,以瑰丽的想象描述神的奇迹,丰富与拓展了神话原型,然而,在文本中又不由自主地反观世俗世界,神性在叙述中不断地被消解,人性不断地侵蚀其中,在充满解构与建构的矛盾中展现了“神性的缺席”和“人性的再现”,在对世俗人生命运和现实生活的关注中蕴涵着失落与构筑的双重价值取向。

① 闫德亮:《中国古代神话的文化观照》,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② 孟庆枢主编,杨守森副主编:《西方文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5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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