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逃行》非《董逃歌》考

⊙柯利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48］

《董逃行》非《董逃歌》考

⊙柯利刚［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048］

《董逃行》古辞尚存，作者不可考。它言说的对象是神仙之事，董逃指的是古仙人之名，并非董卓逃离洛阳。它的演奏场合之一便是天子的宴席。它绝不等同于言说董卓之事的《董逃歌》。它的另一存在形态《董桃行》是因讹变所致。《董逃行》混同《董逃歌》这一错误始于隋唐诗人。

《董逃行》《董逃歌》《董桃行》

《董逃行》古辞尚存，作者不可考，其曲辞可见诸《宋书》所载：

于古辞可知《董逃行》所歌皆是神仙之事，与董卓并没有任何干系，但是后世诗人的《董逃行》拟作却多有吟咏董卓乱汉之事者：

董逃董逃董卓逃，揩铿戈甲声劳嘈。剜剜深脐脂焰焰，人皆叹曰：“尔独不忆年年取我身上膏？”膏销骨尽烟火死，长安城中贼毛起。城门四走公卿士，走劝刘虞作天子。刘虞不敢作天子，曹瞒篡乱从此始。董逃董逃人莫喜，胜负相环相枕倚。缝缀难成裁破易，何况曲针不能伸巧指，欲学裁缝须准拟。②

汉末盗贼如牛毛，千戈万槊更相鏖。两都宫殿摩云高，坐见霜露生蓬蒿。渠魁赫赫起临洮，僵尸自照脐中膏。危难继作如崩涛，王朝荒秽谁复薅。城散走坠空壕，扶老将幼山中号。昔者群枉根株牢，众愤不能损秋毫。谁知此乱亦不遭，名虽放斥实遁逃。平民踣死声嗷嗷，今兹受祸乃我曹。④

史侯称臣董侯立，山东义师烽火急。羌儿夹辇奉西迁，百姓驱随弃村邑。圭苑中高作营，千里不复闻鸡鸣。旧宫焚烧无片瓦，黄金尽出诸陵下。长安城头日欲晡，董逃歌残歌布乎。⑤

上述《董逃行》诗歌都是围绕董卓乱汉一事展开叙述议论的。事实上，后世诗人的《董逃行》拟作多有论及董卓而少有涉及神仙之事者。此外，于高启的诗句“董逃歌残歌布乎”可知，后世诗人多将《董逃歌》等同于《董逃行》。不但如此，后世之人所传唱之《董逃》者也多为与董卓乱汉一事有所关联之《董逃歌》，而非歌咏神仙之事的《董逃行》：

闻说京师喜气多，万家齐唱《董逃歌》。坞金何日宽民赋，海宇频频望泰和。⑥

大野喧豺虎，深林集羽毛。天空云气尽，夜久月轮高。士卒悲秦戍，儿童唱《董逃》。此时空感慨，漂泊叹吾曹。⑦

《董逃歌》罢故园空，肠断悲笳付朔风。赎得蛾眉知旧事，好修家传报曹公。⑧

上面征引了元明清三代诗歌各一首，第一首诗歌言及的对象是京师之政事，于此处言及《董逃》，自然与董卓之事有所关联；第二首言及的对象是当时之战事，“儿童唱《董逃》”一句便把当时之事和东汉末年董卓乱汉之事联系起来；第三首言及的是东汉末年蔡文姬之事，而诗中出现的人物曹操和蔡文姬都是与董卓同一时期的人物，故而此诗之《董逃》所指的仍是《董逃歌》而不是言及神仙之事的《董逃行》。

后世诗人拟作的《董逃行》多与董卓之事有所关联，而后世之人传唱的《董逃歌》则绝大多数都与董卓之事有所牵涉，而这一切全因后世之人误读崔豹对《董逃歌》的注解而起：

《董逃歌》，后汉游童所作也。后汉有董卓作乱，率以逃亡，后人习之以为歌章，乐府奏之，以为儆戒焉。⑨

在崔豹的注解文字中，他并没有说《董逃歌》即《董逃行》或者谁是谁的别名之类的论述。事实上，他注解的只是《董逃歌》而不是《董逃行》，而《董逃歌》和《董逃行》其实也并不是一回事。

首先，这两者的曲辞也就是它们的言说对象相去甚远。《董逃行》主要叙述求仙访道之事，而《董逃歌》则主要交代董卓乱汉之事。《董逃歌》曲辞可见于《后汉书·五行志》的记载：

灵帝中平中，京都歌曰：“承乐世，董逃；游四郭，董逃；蒙天恩，董逃；带金紫，董逃；行谢恩，董逃；整车骑，董逃；垂欲发，董逃；与中辞，董逃；出西门，董逃；瞻宫殿，董逃；望京城，董逃；日夜绝，董逃；心摧伤，董逃。”杨孚卓传曰：“卓改为《董安》。”案：董谓董卓也，言虽跋扈，纵其残暴，终归逃窜，至于灭族也。《风俗通》曰：“卓以董逃之歌主为己发，大禁绝之，死者千数。”⑩

这里的《董逃歌》指的正是董卓乱汉一事，《后汉书》本身的按语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杨孚的《董卓传》也对此事有所记载，而《风俗通》更是明确地记载了董卓为此歌而大肆屠杀的恶行。上述种种都证明，《董逃歌》是言说董卓之事的，它产生于东汉末年。

其次，明代冯惟讷就《董桃行》只言神仙之事已有论述：

《董桃行》言神仙事。傅休奕《九秋篇》十二章，乃叙夫妇别离之思。梁简文赋《行幸甘泉宫歌》，复云“董桃律金紫，贤妻侍禁中”，疑若引董贤及子瑕残桃事，终云“不羡神仙侣，排烟逐驾鸿”，皆所未详。按《汉武内传》：王母觞帝，命侍女索桃，剩桃七枚，大如鸭子，形色正青。以四枚帝，因自食其三。帝收余核，王母问何为。帝曰：“欲种之”。王母曰：“此桃三千岁一生，实奈何”。帝乃止。于是数过，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笙觞帝。作者取诸此耶。⑪

冯惟讷以为《董桃行》只言神仙之事，他怀疑梁简文帝《幸甘泉宫歌》中的“董桃”当是化用古典汉哀帝为董贤断袖及弥子瑕遗卫灵公残桃二事而来，但也不得其详，难下定论。之后，他引用《汉武内传》故事，以为“董桃”指的当是侍女董双成吹云和笙觞帝以及王母命侍女汉武帝以仙桃二事的合写。

此后，明代程明善在他的《啸馀谱·乐府原题》中就《董逃行》与《董逃歌》的关系问题又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疑此辞作于汉武之时，盖武帝有求仙之兴，董逃者，古仙人也。后汉游童竞歌之，有董卓之乱，卒以逃亡，此则谣谶之言，因其所尚之歌，故有是事，实非起于后汉也。⑫

根据程明善的说法，《董逃行》应当作于汉武帝时，这里的董逃是古仙人的名字而非董卓。于此可知，汉武之时的《董逃行》与东汉末年的《董逃歌》不可能是同一首歌曲。此后，清代吴景旭在冯惟讷和程明善的基础上就《董逃行》的误读讹变问题又做了更深入详细的探讨：

余观别本“逃”一作“桃”，梁简文《行幸甘泉宫歌》云：“董桃律金紫，贤妻侍禁中”，似引董贤及子瑕残桃事，终云“不羡神仙侣，排烟逐驾鸿”皆所未详。诗话又引《汉武内传》：“王母觞帝，索桃七枚，以四啖帝，自食其三，因命董双成吹云和笙侑觞。”作者取此，窃以乐府之题亦如《关雎》、《葛覃》之类只取篇中一二字以命诗，非有义也，若以“董”字“桃”字泥其义，此与作《铙歌·巫山高》杂以阳台神女之事，《君马黄》但言马者，其荒陋一也。蔡宽夫所云《乌生八九子》但咏乌，《雉朝飞》但咏雉，《鸡鸣高树巅》但咏鸡，大抵类此，而甚有《相府莲》讹为《想夫怜》，《杨婆儿》讹为《杨叛儿》者矣。⑬

根据吴景旭的说法可知，《董逃行》还有讹作《董桃行》（《宋书·乐志》便是如此）的情况存在，而之所以如此讹变是为了使诗题中《董逃行》之“逃”字能落到实处，与传说或史实有所对应。当然，吴景旭对这一做法是极其不以为然的，他在他的论述中也提出了很多例证以证明如果泥其字义则肯定会导致诗歌诗意的荒陋不堪。于此可知，《董逃行》既非《董逃歌》，又非《董桃行》。

此外，清人朱嘉征对《董逃行》所拟的一句题解文字也有益于这一问题的解决：

序曰：“《董逃行》古辞，小雅之歌，寿考，天子宴乐则歌之。”⑭

根据朱嘉征的按语可知，《董逃行》在内容上是祈求寿考的，在性质上是属于小雅的，而它的表演场合则是天子的宴席。于此足以推断，《董逃行》绝不等同于《董逃歌》，因为言说董卓之事的《董逃歌》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天子的宴席上加以演奏的。

还有，后世之人拟作《董逃行》也不全是错误地言说董卓之事，至少在傅玄、陆机和梁简文帝等魏晋南北朝诗人的拟作中，还找不到这种错误（他们可以不言神仙之事，但绝不言及董卓之事）。据各类总集或文人别集的记载可知，这种错误始于隋唐诗人而多见于隋唐后之诗人，唐人张籍、元稹和宋人陆游以及明人高启的《董逃行》拟作就是最好的证明。

综上可知，《董逃行》古辞尚存，作者不可考。它言说的对象是神仙之事，董逃是古仙人之名。它的演奏场合之一便是天子的宴席。它绝不等同于言说董卓之事的《董逃歌》。它的另一存在形态《董桃行》是因讹变所致。《董逃行》混同《董逃歌》这一错误始于隋唐诗人。

①沈约：《宋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612页。

②元稹撰，冀勤点校：《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58页。

③张籍著，李冬生注：《张司业诗集》，黄山书社1989年版，第58页。

④陆游：《剑南诗稿》，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91页。

⑤高启著，金檀辑注，徐澄宇、沈北宗点校：《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28—29页。

⑦贝琼：《清江诗集》，四部丛刊景清赵氏亦有生斋本。

⑧吴伟业著，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521页。

⑨崔豹：《古今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页。

⑩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3284页。

⑪冯惟讷：《古诗纪》，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⑫程明善：《啸馀谱》，明万历刻本。

⑬吴景旭：《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55—256页。

⑭朱嘉征：《乐府广序》，清康熙清远堂刻本。

作者：柯利刚，文学博士，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生，研究方向：乐府歌诗。

编辑：杜碧媛E-mail：dubiy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