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知识分子与新媒体

在“公知污名化”的政治／文化语境中，把“作家、知识分子与新媒体”这一命意纳入讨论视野，既增加了思考难度，也意味着某种风险。知识分子本来应该是“言说者”，然而，在自媒体时代他们已面临着言说困境，因为“微博的言说逻辑正在取代知识分子传统的言说逻辑”（徐晓军）。如何解决这种言说困境？魏建亮开出的药方是“要注意言说的公共性、公正性和对抗性”。传统知识分子的言说气质中并不缺乏公共性与对抗性，唯公正性强调不足。这样，是否公正，能否公正，可能就成为关键所在。有的作家（如韩寒）则热衷于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但其批判性又很容易被商业机器接管，从而失去其自主性（李莎）。而在如何自主的问题上，阿多诺那种借助于媒体（如电台）却又不简化自己的思想、不迎合大众趣味的言说方式，已提供了一种示范（常培杰）。但萨特肯定不同意阿多诺的观点，因为他说过:“必须学会用形象来说话，学会用这些新的语言表达我们书中的思想。”（《什么是文学？》）在今天这种复杂的格局中，萨特与阿多诺当年的思考和选择，或许依然可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进行言说的参照系和资源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