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色糊墙纸》与“无名女子”之相似性比较

⊙张 蕾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黄色糊墙纸》与“无名女子”之相似性比较

⊙张 蕾

［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 山东 日照 276826］

《黄色糊墙纸》和“无名女子”分别是女作家吉尔曼和汤亭亭的得意之作。同为女性主义作家的作品，两者有着不少相同之处，例如作者创作作品的经历、作品的主要思想以及女性配角人物的设计。

《黄色糊墙纸》 无名女子 女性主义

《黄色糊墙纸》是美国著名作家夏洛特·波金斯·吉尔曼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短篇小说。小说讲述的是：一位没有姓名的知识女性“我”，被身为医生的丈夫诊断为患有暂时性神经抑郁症，并被送往乡下隔离“疗养”，期间还被禁止写作，最终在压抑甚至窒息的环境中，“我”对黄色糊墙纸产生了幻想并精神失常。

同样没有姓名的是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 Hong Kingston，1940— ）在处女作《女勇士》中的开篇故事——“无名女子”中的女主人公。在“无名女子”中，作者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式，讲述了无名姑姑的不幸遭遇和悲惨结局。姑姑婚后不久，她的丈夫便漂洋过海去美国淘金了。丈夫走后，她与人有了奸情，并怀了孩子。奸情败露后，她被婆家送了回来，分娩那天晚上，村里人对她家进行了突袭，村里人走后，她的家人又辱骂她。心灰意冷的她带着刚出世的孩子投井自尽了。

两部作品虽然创作于不同的年代，情节、风格各异，但仔细阅读便不难发现它们仍有着相似之处，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一

《黄色糊墙纸》是吉尔曼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质的小说，而《女勇士》则是汤亭亭的一部回忆录式的作品，可见两部作品的创作都与作者的自身经历密不可分。

吉尔曼从小被父亲遗弃，跟随母亲在贫困中长大，父亲的冷酷无情是她心理上终生难以愈合的伤口。19 世纪80 年代，她与一位艺术家结婚，然而婚后仅一年，她就感到了“精神的疲惫”。从医学的角度看，吉尔曼患上了产后抑郁症，于是她找到了当时有名的神经学专家进行诊疗。这位专家对她进行了“休憩疗法”，并严肃地告诉她不能从事任何有关写作的工作。吉尔曼照医生的嘱咐做了三个月左右，结果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几近崩溃的边缘。之后，在朋友的帮助下，她放弃了这种疗法，走出家庭，又开始工作、写作，最终重新回到了正常的生活。《黄色糊墙纸》就是基于她被迫去休养的那段经历写成的。

《女勇士》的作者汤亭亭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华人移民家庭。她虽未到过中国，但在其成长过程中，母亲经常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向其介绍一些中国人的价值观和风俗习惯。一方面，在她所听到的故事中渗透着男权、皇权和贞洁等中国封建思想；而另一方面，在美国学校里却又学到是独立、自由和平等的观念。这两种思想格格不入，使得幼年的汤亭亭感到困惑、茫然，这两种文化的碰撞也体现在了其作品中。

“无名女子”正是她根据母亲所讲的故事，结合听到的中国风俗习惯等揭示的逼真的旧中国妇女的命运，同时也体现了美国文化对她的影响，以及她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愚昧无知成分的批判，作者将“无名女子”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便是很好的例证。母亲把姑姑的故事作为沉痛的前车之鉴来教育“我”，同时叮咛“我”不要把这“家丑”讲出去 ，但 是 ，“我 ”偏 偏 告 诉 了 别 人 ，“我 ”不 仅 不 认 为 这 是 什 么 可 耻 的 事 情 ，而 且 还 认 为 姑 姑 死 得 壮 烈 ，她 的 行 为 可 敬可佩，因为姑姑用死向封建社会提出了有力的控诉。“我”故意违背了母亲的意志，把这个故事到处讲给人听，以自己的方式给姑姑鸣不平，强烈批判了封建礼教对人性的扼杀。

二

两部作品的主人公都没有名字，表现了在男权、父权制下女性被剥夺了话语权，身心受到了摧残以及女性的无意识的觉醒与抗争。

《黄色糊墙纸》中的“我”生活在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里，丈夫对“我”关怀备至，呵护有加。在外人看来，“我”的生活应该是相当的惬意和满足的，然而“我”并不快乐，小说中的几个细节描写可以揭示“我”不快乐的原因。

丈夫约翰诊断“我”有些精神抑郁，便带“我”住进一所殖民时期的老房子进行“休憩治疗”，“我”对这所房子怀有疑虑：“这座大厦使人感到有点古怪。不然，为什么租金会这样低廉？为什么这么久没有租出去呢？”①可当作为妻子的“我”将种种疑虑告诉约翰时，他给予的只有嘲笑。另外，“我”一点也不喜欢约翰给安排的房间，那曾经应该是育儿室，因为窗户上装有栏杆，“我”想要楼下那间窗前开满玫瑰花的房间，可约翰根本不予理会。“我”渐渐地爱上了这个房间，除了那可怕的糊墙纸，于是“我”抱着对丈夫的期许要再和他谈一次，希望他能带“我”离开，可丈夫却以租约还有三个星期就要到期及她的身体有起色为由拒绝了。她不死心，想进一步辩解，却被丈夫严厉责备的目光吓住了。他对她说道：“我的宝宝，为了我和孩子的缘故，也为了你自己的缘故，你一刻也不要让那种想法进入你头脑里！”②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妻子和丈夫根本无法进行思想沟通，妻子没有得到应有的平等地位，丈夫想要的只是一个听话、顺从的妻子，在他看来妻子根本不该有自己的想法。总之，“我”在约翰的嘲讽，警告和看似亲热甜蜜的面纱下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

然而“我”对丈夫并不是完全的屈从，丈夫禁止“我 ”写 作，“我”却总 会暗 暗 地写 些 东西。“写 作”象征 着一种话语权利，丈夫想要剥夺“我”的话语权，而“我”无意识地觉醒却不时地表现出来。比如“我”对丈夫选择的房间的反感，那凹凸不平的地板，装有栏杆的窗子，不协调的家具，尤其是那已被大片大片撕下的黄色糊墙纸。可是当“我”的心灵受到进一步的压抑，扭曲后，“我”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黄色糊墙纸，透过表层“我”看到了藏在下面的另一图景：许多妇女被禁锢在象征父权制的刑具——纵横交错的像栅栏似的格子图案里，她们弯腰爬行着，晃动着栅栏，想要出去，“我”想象着自己和她们一样被困，于是“我”卖力地撕扯着墙纸，想要帮她们走出困境。小说的最后，“我”以胜利者的姿态从丈夫身上爬过去，终于打败了他。“我”主观上并没有有意识地去反抗父权制，而是进行了无意识的抗争，付出了彻底“疯癫”的代价，然而精神上的“我”却最终获得了自由，逃离了父权制的枷锁。

无独有偶，中国传统的男权社会压制着女性，女性所受到的是“三从四德”的封建教育。“无名女子”中的“姑姑”，像千千万万的旧中国女子一样，婚姻是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当家中为她在邻村物色到一个年轻人做她的丈夫时，她早已经温顺地站在那年轻人的媒人一边了”③，她没有选择的自由。丈夫走后，她的出轨或许是由于受到了胁迫，她顺从了那个男人，她逆来顺受惯了。要分娩的那晚，村民们袭击了她的家，她却一直把那个男人的名字埋在心里，没有骂过他。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被封建思想毒害至深的女性，只懂得顺从、沉默和忍受。为了逃离这冷漠的世界，她冲出家门，走进田野，最后在猪圈里生下了孩子。她想象着天亮后，村里人便会发现她和孩子，想象着他们怪异的眼神，她彻底绝望了。这个冷漠的社会容不下她，她唯有以死相抗。她本想留下她可怜的孩子，可转念一想：她的孩子没有体面的家世，只能任人欺辱。“那也许是个女孩，要是男孩，还会有几分宽恕的希望。”④最后，她万般无奈，带着无辜的孩子一起跳入了自家的井里，悲壮地死去。她用死亡——永久性的沉默向压抑女性的传统势力和道德观念做出了抗争。

然而，“姑姑”悲惨的死去并没有唤起人们的怜悯和同情，没有唤醒他们内心的良知。相反，他们认为这是咎由自取。悲剧并未结束，即便姑姑死后，家人依旧不肯原谅她，而是用遗忘的方式来继续惩罚她。早年的汤亭亭也是守口如瓶，因此她认为她也参加了对姑姑的迫害，可是汤亭亭终于反叛了，她拿起了笔，将这件“家丑”公之于世，并在最后赋予姑姑以力量。姑姑是含恨溺死在水井里的，而中国人总怕淹死鬼，于是她便有了一种神秘的威力，静静地在水边等着，伺机拉下一个替身。

三

父权、男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迫主要是通过他塑和自塑两种方式。他塑是指男权社会压制女性，使女性依赖于男性，居于次等地位。而自塑则是被男权话语管辖和统治下的妇女不自觉地成为男权的“同党”，和男性一起压迫自己的女性同胞。两部小说中都设计了这样的人物，她们完全被男权社会洗脑，不自觉地成了压迫自己女性同胞的帮凶。

《黄色糊墙纸》这部小说中的另一位女性角色是约翰的妹妹。她和小说中的“我”一样，终生生活在家庭生活的狭小圈子里，都是父权制社会的受害者和牺牲品。然而，与“我”不同的是，她欣然接受了男性对女性的殖民，忠实地执行着她被赋予的使命。身为女性的她，不但不试着与“我”沟通，了解“我”内心的真正需求，反而深信约翰的话，认为是写作导致了“我”生病，成为了代替约翰监督“我”的工具，向约翰一一汇报“我”的病情，不自觉地充当了约翰的同谋。最后“我”精神失常了，她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无名女子”的投井自杀不仅受迫于男权社会，封建社会，也来自于女性。这些女性处在强大的封建男权专制下，很自然地用一系列被这种社会所设定的文化规范来约束自己和别的女性同胞，这导致的恶果就是她们觉得男性对女性的殖民是应该的，于是帮着男性一起来压迫自己的姐妹。“无名女子”分娩那晚，村民们袭击了她的家：“一名妇女提着一只割断脖子的鸡，用洒出的鲜血在她的周围画了一个弧形。”⑤“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乡邻在空中挥舞着扫帚走了过来，把一个个晦气精赶到我们的头顶上。”⑥

可见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是多么的深重，女性要想在男权社会里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不仅要抵抗来自男性的压迫，更重要的是女性自我的觉悟，摆脱男权社会意识的奴役以及对男性的依赖，逐步形成自尊、自立、自强的品格。

《黄色糊墙纸》和“无名女子”虽然创作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故事背景，但两者有着共同的思想，即两位女作家各自感受到的男权、父权制社会下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和摧残，并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抨击。这同时也说明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女性都有着相似的受压迫的命运。两个作品对唤起女性同胞的意识觉醒，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地位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

①② 朱虹选编：《黄色糊墙纸》，文忠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68 页，第 81 页。

③④⑤⑥ 张子清、屈夫主编：《女勇士》，李剑波、陆承毅译，漓江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5 页，第 14 页，第 2 页，第 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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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张子清，屈夫主编.女勇士[M].李剑波,陆承毅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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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朱虹选编.黄色糊墙纸[M].文忠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17] 朱丽.《黄色糊墙纸》：父权制社会女性写作的困境[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5）.

作 者：张 蕾，曲阜师范大学翻译学院 2012 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认知语言学等。

编 辑：水 涓 E-mail:shuijuanby@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