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友孟：从千里寻夫到终生守望

钱江

今年第1期《世纪》杂志发表了我写的《动乱年月的人民日报代总编辑唐平铸》一文，其中对唐平铸夫人陈友孟的叙述简略且有疏漏，应予补充完善，现将这位前辈的奇特经历传之于史。

从“贾”字判断丈夫在西北

陈友孟原名陈秀珍，1913年出生在武汉一个清贫文人家庭。父亲以代人书信为生，生了三女二男，秀珍是老二，很早就做些家务了。由于全靠父亲摇笔杆子挣钱养家，日子过得清寒，女孩子只能接受最基础的启蒙教育。然而陈秀珍从小热爱学习，上学时日短暂，却在她心中种下了追求知识的种子。

家境清寒的女孩大都早早出嫁，陈秀珍也是这样，15岁嫁给年龄一般大的唐平铸。1934年，21岁的唐平铸东渡日本留学，攻学美术。此时父亲已逝，母亲为支持长子学业，卖掉了家中的房子。对丈夫留学深造，陈秀珍也支持，惟望丈夫学成归来。

丈夫去了日本，陈秀珍已生下第一个孩子，过着伺奉婆母、养育幼儿的家常生活。丈夫去国万里，陈秀珍缺乏安宁可靠的感觉。她下决心要学习一门技术，万一发生了什么也好养活自己。她报考了一家护士夜校。婆婆原本是不乐意儿媳出门读书的。聪明的陈秀珍对婆婆说，学会了当护士的本领，就能更好地伺奉您。婆婆觉得言之成理，就同意了。

两年后的1937年初，从上海传来消息，说唐平铸回国了，到什么地方则不知道。陈秀珍四处打听也没有结果，情急中找了附近一个算命先生算命。这先生问明生辰八字，最后给她写下一个字：“贾”。让她回去慢慢领悟。

拿回“贾”字，全家人猜了半天，谁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最后陈秀珍悟了出来，认定了“贾”字由“西”和“贝”两个字组成，“西贝”是“西北”的谐音，现在唐平铸就在西北。这完全是一种直觉，她凭着对唐平铸的了解，认定丈夫是一个向往社会进步的青年，此时国难当头，他可能去了西北的陕北，那是一群新人聚集的地方。

陈秀珍打定主意，要一个人前往陕北找丈夫，而且婆婆同意抚养孙儿，支持儿媳千里寻夫。

千里寻夫路上巧遇江青

那个年代，一个青年女子很难独自出门。恰在这时，唐平铸弟弟的同学赵观祥也决心去陕北追求新生活，陈秀珍与他同行。

就在他们动身北上之时，“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这两个年轻人更相信去西北找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他们很快来到西安七贤庄，找到了设在此地的八路军办事处（当时还叫红军联络处），遇见了正在那里的叶剑英和邓颖超，他们身边的办事处接待人员非常热情，而且一眼相中了这对男女青年，希望他们都留在办事处工作。

赵观祥同意留下，当即改名白敏。新中国成立后，白敏担任过国家测绘总局副局长。

陈秀珍不愿意留在西安，她信念坚定，仍然要去陕北寻夫。即便是赵观祥留在西安了，她一个人也要去陕北，而且真的上路了。

当时，国民党政权开始封锁通往陕北的道路，陈秀珍北上途中时常受到盘查或阻挡。要是被挡住了，陈秀珍就折返一段路。过几天风声不那么紧了，她就继续北上。断断续续，走了好些日子还在西安以北不远处的三原县徘徊。

时当8月，正是陕北雨季。这天陈秀珍走在路上，恰逢天降大雨，就在一处山崖下躲雨。躲雨的当地农民越聚越多。他们身穿黑布衣服，胼手胝足，生活压力使他们形色各异，目光呆滞地盯着看似学生模样的陈秀珍。

身边的躲雨黑衣农民越围越多，陈秀珍害怕了，终于控制不住自己哭泣起来。

突然，有几个衣着入时的年轻人也下了大路，汇入山崖下的人群避雨。其中一位风姿绰约的女性就是上海电影演员江青（陈友孟初遇江青时，江的名字还是蓝苹，江青是她到延安后改用的名字）。她已是中共党员，毅然挥别大都市生活，奔赴陕北投身新的生命历程。

或许因为同是女性，江青看到了被围在黑衣陕北汉子中间哭泣的娇小女子陈秀珍，径直过来询问，怎么回事？

看到城市女子模样的江青，陈秀珍把自己要到陕北——这时她已将目的地确定为延安，去寻找丈夫的事告诉了江青。

此时的江青热情爽朗，给陈秀珍的印象是“大度、有派头，看来见过大世面”。江青反复询问陈秀珍，是不是确认唐平铸在延安？

陈秀珍当然说并无把握。

江青关切地对陈秀珍说，这里到延安还有好长一段路，你一个人上路危险很大，不妨在这里停留几天。我搭车去延安，到延安以后如果见到唐平铸，就马上叫他到三原来接你。

这时，人群中恰好有一位老婆婆，非常同情陈秀珍，当场请陈秀珍去她家住上几天。陈秀珍跟上她走了。

江青果然说到做到，她先到了洛川。那天（8月25日）晚上，正在洛川冯家村举行的中共政治局会议结束，江青见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会后，中央领导人分别乘车北上延安。江青搭乘毛泽东坐的卡车，毛泽东坐在驾驶室里，江青则坐在车厢。

江青到抗大学习，马上找到正在抗大二期学习的唐平铸，告诉他，你老婆来找你，已经走到了三原，你赶紧去那里把她接来吧。

唐平铸非常惊讶，请假赶往三原，果然顺利地找着妻子，把她接到了延安，进入抗大第三期学习。

在抗大改名陈友孟

抗大教务长罗瑞卿，看到唐平铸夫妇非常感慨，对陈秀珍说，你知道古代孟姜女千里寻夫哭倒长城的故事吗？

陈秀珍回答，听说过。

罗瑞卿说：“你就是现代孟姜女呀！”

说到这里，罗瑞卿掉头对唐平铸说，陈秀珍这个名字很多，现在她参加革命了，应该给她改个名字。你们的故事很感动人，是革命友谊加现代孟姜女。

就借用这句话，罗瑞卿将陈秀珍的名字改作陈友孟，唐平铸完全同意。

在抗大三期学习结束后，陈友孟入党，并到新成立的中国女子大学担任卫生科长。陈友孟是一位真正的“三七式”老革命。

陈友孟当卫生科长可能与她在武汉上过护士夜校有关，到了延安以后，她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参加医务学习，包括白求恩来到延安为病人诊治，她也去现场学习。这是陈友孟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她惊叹白求恩的外科手术做得好，干净利落。

当时还有不少优秀的医生来到延安参加革命，陈友孟都虚心向他们学习，使自己的医疗水平大大提高，许多延安人都将她唤作“陈医生”，包括抗大校长林彪也这样称呼她。

在延安，陈友孟再次见到江青，江青在1938年11月已经成为毛泽东的妻子。陈友孟发自内心地感谢江青对自己的帮助，也非常感谢三原那位帮助过自己的老婆婆。建国后陈友孟寻找过她，没有下落，估计是已经离世。她心里永远记得老婆婆慈祥的面容和家里的热炕。

在中国女大，陈友孟和叶群成了同事。原来叶群也从抗大毕业，到女大组织科当干事，不久担任科长。后来人世变迁，江青、叶群平步青云，权倾一时，陈友孟和她们的交往就十分稀疏了。特别是与江青，几乎没有来往。

走进和平年代

1938年秋天，唐平铸、陈友孟夫妇奉命调入八路军129师，在太行山开始了保卫和拓展根据地的战斗。唐平铸在战斗部队从事敌工工作，陈友孟在野战医院负责救护。

1940年秋，27岁的陈友孟奉命组织野战救护所，救治“百团大战”中的300多名伤员。

很快，日军反扑。陈友孟刚刚竭尽心力解决了粮食短缺，又接到命令，立即带领伤员从山西武乡的刘家嘴紧急转移。陈友孟手下只有15名护士，情况万分窘迫。还好，她巧遇刘伯承师长。刘伯承理解转运伤员的艰难，立即派出骑兵连协助。走出不远，原先的野战医院即被日军占领。

唐平铸和陈友孟在战争中成长起来。丈夫在解放战争中任纵队宣传部长、师政委、军政大学总队政委。陈友孟一直在野战医院，任医疗队长、院长。他们都从太行山行进到大西南，从战争走进和平。

建国以后，陈友孟跟随罗荣桓夫人林月琴在北京创办“十一学校”，后任北京市卫生检疫所所长。她养育众多子女，工作和生活负担都很重，但她生活得平静，充满理想。

“文革”爆发打乱了陈友孟的平静生活。

面对“文革”第一波风浪

1966年5月31日晚上，陈伯达带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人民日报社夺权。这个工作组中大部分成员是从《解放军报》抽调的中层干部，陈伯达并不熟悉他们。总政副主任刘志坚吩咐当时主持军报工作的唐平铸和另一位副总编辑胡痴当晚也去人民日报社，有所协调。

6月20日，陈伯达宣布，唐平铸为《人民日报》代总编辑。这个任命显然是报告主席得到批准的。此时毛泽东正在杭州，刘少奇、邓小平与唐平铸进行任职谈话。一来在陈伯达身后进入人民日报社，二来刘、邓谈话确定唐主持《人民日报》事务，唐平铸因此卷入了政治浪潮的漩涡。

“文革”风浪凶险，江青野心膨胀，与排名在前的陈伯达产生了越来越尖锐的矛盾。唐平铸没有想到，此时的江青，已经不是那个奔向延安，向他告诉陈友孟正在三原的女青年了。有一天，中央文革会议上，江青又和陈伯达吵了起来，身在一侧的唐平铸不知道如何才好，俯首桌上看文件。突然，他听到江青厉声喝问：“唐平铸，你在看什么？”

唐平铸吓了一跳，顺手将文件递给江青，一边说：“就是看这个……” 话未说完，江青勃然大怒，叫了起来：“唐平铸，你怎么这样没礼貌，你递送文件要站起来用两只手！”

真正的风险说到就到。1967年1月13日，肖力（即李讷）等8人在《解放军报》贴出大字报《解放军报向何处去》，随即夺权职掌军报，打倒了代总编辑胡痴。当天晚上，胡痴正在人民日报社唐平铸的办公室商议事情。受此事牵连，唐平铸立即被打倒、关押。不久，江青即在空军的一次大会上说，唐平铸是日本特务、文化汉奸。

这一切突如其来。听说丈夫被打倒，关进人民日报社一个屋子里失去自由，陈友孟立即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希望他过问。信的大意是：林副主席，唐平铸在您的领导下，在解放军和军报做了很多工作，也有很多错误。然而他对革命是忠诚的，希望通过组织的帮助，帮助他提高认识，恢复工作。

这封信通过叶群转交。

不知道这封求援信起到了什么作用没有，总之不到两个月，王力的秘书电话通知人民日报社：经查，唐平铸与《解放军报》的事件无关，恢复他在《人民日报》的工作。

唐平铸重新工作，就在这短暂的“打倒”期间，“走资派”帽子也朝陈友孟扣将过来，但随着唐平铸复出，一切又归复平静。

林彪1967年5月1日在天安门上见到了唐平铸，说了一句：“陈医生给我的信收到了。”这是林彪一生中对唐平铸说的最后一句话。

严峻考验中的晚年守望

这时，留给唐平铸的工作岁月已经不多了。1968年9月，唐平铸再次被打倒，事牵武汉“七二○事件”后报纸上出现的“揪军内一小撮”表述。实际上在发动“文革”的“五·一六通知”上就有类似语言，在1967年7月25日的新华社电讯稿中，演化为“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一句话，刊登于次日的《人民日报》。

被关押之后，唐平铸的“文革”岁月大部分在孤寂中度过，陈友孟这回戴定了“走资派”和“走资派老婆”两顶帽子，和一群孩子从家里被驱赶出来，栖居在需要出门接用自来水的简陋小屋里。

陈友孟一遍一遍向首长和战友写信申诉，认为唐平铸如果有错误，一定是执行中的错误。他革命一生，决不会反党反对领袖。但这回，她没有得到回应。后来她明白了，是因为江青和康生认定唐平铸不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人。

陈友孟以为丈夫很快会回家，后来才觉得等待会遥遥无期。这时，她反复对孩子们说，要对党无限忠诚，不容许有任何别的想法。她只是想过，如果北京实在不能生活，是不是回湖北老家？

终于有人指点，只有求助于周恩来总理还有一线希望。陈友孟毅然写信向周恩来求助，并按照友人指点，要孩子将信送进了中南海指定地点。

这封信奏效了，他们被允许去探望唐平铸。但这时陈友孟患病，由孩子背着去看望丈夫。

又过了一年，1975年春天，唐平铸被解除关押，可以回家了。这时，陈友孟渐渐病重，她在病中坚定地支持丈夫进行申诉。这申诉漫长而曲折，她叮嘱丈夫一定要坚持下去，讨回清白。

1980年，中央军委作出为唐平铸彻底平反，恢复政治名誉的结论。这时，陈友孟的身体已经虚弱。她用颤抖的双手接过这一纸结论书，热泪滚滚而下。她和同在病中的唐平铸坐到一起，断断续续地唱起延安时代的《抗大校歌》：“黄河之滨，集合了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子孙……”

歌声渐渐微弱，两个老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1985年初，陈友孟病逝。告别仪式上来了很多人，许多人是陈友孟在战争中救治的伤员。

陈友孟的骨灰盒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

（作者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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