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经邦济世诗化人生

2014-07-24 09:05

西部大开发 2014年11期

（本文由本刊记者张静根据资料整编）

“我的一生分三个阶段：抗日战争时期，经历了逃难、轰炸;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各种运动，特别是在‘文革’时劳动改造了很多年；1979年以后仍然有些波动，但没有太大影响了。一个人受些磨难是有意义的，能锻炼人。回首过去，无论什么境遇下，我都坚持自己的观点。可以不说话，但不要说假话。”

——厉以宁

被称为中国经济学界泰斗的厉以宁今年已经85岁高龄，他有很多头衔，也获得了很多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被评选为“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终身成就奖”，又被尊称为“厉股份”等等，种种的成就已经不能再替代厉老为这个国家在经济学界所做的贡献，更无法衡量这一份难以评说的举人成就，这样优秀的一位大家，你想去读些什么呢？年少的青年抱负？曲折的人生经历？还是感人至深的“16字情书”?

青年时代的文学造诣

厉以宁并非出身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粮店店员，母亲没念完小学，17岁就嫁入厉家。1930年11月22日，她在南京生下长子厉以宁，“以”是厉家的排行，“宁”是南京的简称。两年后，厉以宁弟弟出生，父亲开始经商，家境得以改善。

厉以宁4岁时举家迁往上海，住在租界内，6岁入学读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侵入上海的租界，1943年，他随家人迁往湖南沅陵，就读于湖南名校雅礼中学(当时它由长沙迁到了湘西沅陵)。年少的厉以宁远眺山水，醉心文学，“总是把沈从文的小说当成枕边的读物”，还以“山外山”的笔名写小说，为日后在诗词方面的造诣打下基础。

抗战胜利后，1946年，厉以宁重返南京，进入金陵大学附中，对自然科学产生浓厚兴趣。高中毕业前，全班同学去参观一家化工厂时，他有如此感慨：“如果全国每一座城市都拥有这样阵容齐备的化工企业，国家能集中全国的财力物力投入到工业建设上，那么，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华夏民族就不会沦落到落后挨打的境地了!”厉以宁决定走“工业救国”的道路。1948年被保送到金陵大学时，他选择了化学工程系。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厉以宁决定参加国家建设。年底，他回到沅陵参加工作，在一家合作社当会计。此次重返沅陵，他已经把湖南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直到花甲之年，他还填词抒怀：“山城一别几多秋，少年游，梦中留……”

1951年，厉以宁决定参加高考，并委托雅礼中学的同学、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赵辉杰代他报名。赵辉杰觉得厉以宁做过会计，便替他做主，第一志愿报了北京大学经济系。7月，厉以宁在长沙参加高考，8月接到了北大经济系的录取通知书。他就这样阴差阳错地被命运推上了经济理论的研究道路。

当时，北大经济系和中国各行各业一样，一切以前苏联为权威，讲授的是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谈到，“罗志如教授开设的《国民经济计划》课程使我最早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在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西方传统的市场经济之间，还存在着第三条道路。”

大学4年，8个寒暑假，厉以宁都没有回家，全部泡在图书馆里，沉醉于古今中外浩如烟海的经济学著作中。当时的经济系代理系主任陈振汉称赞他“成绩优异，名列前茅”。

坐了20年冷板凳

1955年，厉以宁毕业留校。他说，“我认为自己口才不好，愿意从事经济系资料室编译工作。”没想到，两年后，反右运动开始，陈振汉、罗志如等人由于起草了《关于经济科学繁荣的意见书》，遭到严厉批判，他们的得意门生厉以宁也被认为是有问题的，一直被扔在资料室坐冷板凳，一坐就是20年。

正是这20年的冷板凳，让厉以宁受益匪浅。面对资料室里大量的中外经济学原著和几十种国外经济学期刊，他一头扎了进去，接触各种经济学观点，还翻译了一些经济学原著和论文。

更难得的是，逆境之中，几位教授继续对厉以宁言传身教。陈岱孙、赵迺抟教授教会他“闹中取静”的学习习惯；罗志如教授跟他谈世界经济、谈经济学新的发展方向；研究经济史的周炳琳、陈振汉教授不顾旁人非议，照旧和厉以宁来往，让他帮忙收集和整理资料，暗中栽培他。

1966年，“文革”开始，厉以宁被打入“牛鬼蛇神”的行列。“寒潮早到，花径骤成冰雪道。四野空空，小屋难防卷地风。狂风过处，催老青山多少树。今夜难眠，万户千家一个天。”这是厉以宁当时心境的真实写照。

1969年，厉以宁被下放到江西南昌县鲤鱼洲农场劳动。那里曾是血吸虫病的疫区，据说连劳改犯都忍受不了那里的环境，不断逃跑。在一张发黄的旧照片上，可以看到当时的厉以宁瘦得颧骨凸起，肩上扛着一把锄头，腿上沾满泥水，裤腿一边高一边低。他不再是诗人，更不是经济学者，而是一个正被极度疲劳折磨着的人。

1971年秋，厉以宁被转到北京大兴农场。此后4年里，他又不断在北京郊区“边劳动、边接受再教育”，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才彻底在学校里安定下来。

20年的动荡中，厉以宁记了大量读书笔记，写了许多无法发表的文章，一小本一小本藏到床铺下。改革开放后，正是凭借“文革”期间积蓄的这些“家底”，他担起中国经济学界领路人的重任。曾有人笑言，厉以宁出名太容易了，把过去那些压在床底下的稿子拿出来发表就够了。一句玩笑，几多辛酸。

这20年的坎坷也让厉以宁的经济观点发生了剧烈变化。厉以宁说到，“多次下放，使我看到农村的贫困和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低下，我发现自己在大学阶段所学的那套东西同现实的距离是那么大。中国要富强，人民要过上好日子，看来不能再依靠计划经济的模式了。”厉以宁下决心探寻一条社会主义经济的新道路。

希望每一个研究都能经世致用

2013年10月11日，厉以宁在一次新书发布会上说：“文章发表得再多，不联系中国实际，对中国的改革没有用处。”他希望自己的每一个研究都能“经世致用”。

1978年，中央停止“上山下乡”，上千万返城知识青年的就业一下子成了大问题。1980年4月，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和国家劳动总局联合召开劳动就业座谈会。会上，厉以宁第一次提出股份制，认为“可以号召大家集资，兴办一些企业，企业也可以通过发行股票扩大经营解决就业问题”。3个月后，他在中央的一次工作会议上再提股份制，一些学者赞同这个大胆的想法，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也表示支持，但反对者仍占多数，更有甚者，说厉以宁“明修国企改革的栈道，暗度私有化的陈仓”。1986年9月，厉以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国所有制改革的设想》一文，此后又多次为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大声疾呼，从此得了个“厉股份”的称号。质疑声一直伴随左右，但他不卑不亢，他认为，排除那些扣帽子式的所谓“争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学术繁荣的必由之路。

1987年5月，承包制作为股份制的替代方案被提出来。“首钢的周冠五是承包制的代表人物，在他的带领下，改革后的前3年，首钢净利润年均增长45%。”但厉以宁认为，承包制具有本质性缺陷，它在把部分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交给承包者后，企业产权的界定反而更模糊了，发包者与承包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双方更容易发生侵权的行为。1995年，首钢因过度扩张陷入困境，周冠五被免职。随后，首钢走上股份制道路。

1997年1月，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结果出炉，39个大行业中，有18个是全行业亏损，股份制改革势在必行。9月，股份制正式写入十五大报告。厉以宁说，这是中央在正式文件中第一次对传统所有制理论作出重大修正。从此，石油、电力、电信、民航、银行等领域的国有企业纷纷转变成股份制企业。

如何当好一名老师

“我从来不想当官，只想做一个学者。”30余年教书生涯里，厉以宁培养了大批学生，其中不乏李克强、李源潮、张茅、陆昊等政界要人和许多商界精英。

厉以宁说，他现在还在给本科生上大课，听课的学生挤满教室。据一位大三学生回忆：“厉老师讲课大多数时间不用讲稿，只在卡片上列出提纲。讲课时，他或站，或坐，或走动，脸上挂着轻松的笑容，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他会忽然注视着某个同学，请他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讲完一段后问大家：‘你们看有没有道理?’”

厉以宁批改学生的论文非常认真。1988年至1991年，李源潮攻读北大管理学硕士学位。2009年，李源潮回忆说：“我当厉老师学生的时候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干部，而厉老师已经是很有影响、受人尊重的著名教授。他审阅我的硕士论文时，从题目、结构、观点到打印格式，都给予细心指导，花费了大量心血，甚至用错的标点符号，他都发现并向我指出来。厉老师这种扶持后生、诲人不倦的精神，每每想起，我都十分感动。”

滕飞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党委副书记，2000年至2010年间师从厉以宁。他回忆道：“有一次跟厉老师到贵州毕节去调研，厉老师婉拒了当地政府安排的参观活动，主动提出：‘我们自己走走看看吧。’他走到哪儿，就直接跟那儿的农民聊天，获得第一手资料。”

滕飞说，厉以宁像普通人那样生活，也像学者那样观察生活。“厉老师没请保姆，自己做饭，还常去菜市场买菜，老百姓感受到的东西就是厉老师感受到的东西，所以他能真实了解目前经济运行得到底怎么样，非常有质感。”

2004年，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重病在床，无法继续辅导博士生，便恳请厉以宁将这几位博士生收入门下。厉以宁欣然答应：“我和董老师是多年好友，董老师的学生就是我的学生。”现任中国铝业国际贸易公司副总经理的程志强就是这几位博士生之一。

为妻书写“世间最短的情书”

学术之外，厉以宁对家庭充满了柔情。他与夫人何玉春的缘分始于湖南沅陵。当时，厉家租住在沅陵何家的房子里，厉以宁与何玉春的哥哥何重义是雅礼中学的同学，但7岁的何玉春对厉以宁并没多少印象。1957年，何玉春已从华中工学院电力系毕业，分配到辽宁鞍山钢铁公司发电厂工作，她去探望随哥哥定居北京的母亲，和厉以宁重逢。两人一见钟情，开始了“异地恋”。

一天，何玉春接到厉以宁的信，信中只有16个字：“春：满院梨花正恼人。寻谁去?听雨到清晨。”这首《十六字令》被同学们称为“世间最短的情书”。当时，厉以宁是“有问题的人”，工资比何玉春还低2元，但何玉春毅然选择了他。1958年春节，两人在北京结婚。婚后第五天，厉以宁要去京郊劳动，何玉春得回鞍山工作，厉以宁满怀离愁：“昨夜频频双举杯，今朝默默两分飞，新婚初解愁滋味，咽泪炉前备早炊。”

从此是13年的两地分居，每年只有两周探亲时间。1958年底，女儿厉放出生；1963年，儿子厉伟出生。1969年，厉以宁下放江西，将一双小儿女留在北京，交给自己的母亲照料。

1970年12月，何玉春放弃一切调到江西。夫妻俩住在放农具的茅草房里，房间一角还有黄鼠狼做的窝，但能在一起，已经让厉以宁无比满足：“往事难留一笑中，离愁十载去无踪。银锄共筑田边路，茅屋同遮雨后风。朝露冷，晚霞红，门前夜夜稻香浓。纵然汗渍斑斑在，胜似关山隔万重。”

改革开放后，国内外学术机构竞相邀请厉以宁讲学、考察，何玉春常伴其左右。厉以宁身兼多项社会职务，何玉春就当“秘书”。在收发室，学生们经常看到何师母替厉老师取信件，有时多得拿不动；在家里，她是厉以宁著作的第一读者，厉以宁说：“她是电气专业的高级工程师，经济学不是她的本行，她在阅读书稿时，感到这儿或那儿还不够简明，不易被人们看懂，我就进行修改，直到她满意了为止。”

2008年，在金婚50年时，厉以宁写道：“携手同行五十秋，双双白了少年头，凄风苦雨从容过，无悔今生不自愁。”北大的女教师无不感慨：何老师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不在于厉以宁有多大名气，而在于厉以宁为她写诗，从青春年少写到了满头白发，从新婚燕尔写到了儿孙满堂。

厉以宁的学生程志强说：“厉老师不仅在治学上是个大家，在治家上也是一个大家。”夫妻两地分居13年，厉以宁既当爹又当妈，着意培养孩子的进取心。他曾说：“如果孩子有能力，我不必留钱给他们，因为他们有能力自己挣；如果孩子没有能力，留钱给他又有什么用呢?”

记者手记：

往往人们说起厉老，都被“经济学家”的称谓所倾注，毫无疑问，他是中国最著名、最能影响决策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年事已高，却依然带着沙哑的嗓音去讲课，他的每次亮相、每次发言，都会引起人潮涌动、各界关注；他的观点严谨、独到、鲜明；从“厉股份”到“厉民营”等从他学术观点中提炼出的名号，总代表着当时讨论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