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证言

2014-07-28 01:02
时事报告 2014年12期
关键词:刺刀惨案平顶山



幸存者证言

李秀英

南京大屠杀惨案幸存者

南京大屠杀期间,李秀英在被日军连刺37刀的情况下奇迹般地存活了下来,并在时隔62年之后对日本当年的战争罪犯提起诉讼,最终取得了胜利。

1937年12月13日,日本军队一进城,就开始杀、烧、淫、掠。我的丈夫已经逃到江北乡下避难,我因有7个月身孕,行动不便,就和父亲留在城内未走,躲在一所小学的地下室里。

12月19日上午9点钟,来了6个日本兵,跑到地下室,准备拉走我和其他10多个年轻妇女。我想宁死也不能受辱,急得没有办法,就一头撞在墙上,撞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地。当我醒来时,日本兵已经走了。后来我感到这样做没有用,我自幼跟父亲学过一点武术,可以跟他们拼一拼。这天中午,又来了3个日本兵,他们把男人赶开,把两个妇女带到另外一间屋子里,准备奸污。这时一个日本兵上来解我的纽扣,看到他腰间挂着一把刺刀,我急中生智,决定夺他的刀。我趁日本兵上来解我衣扣的瞬间,抽出了他的刀,同日本兵搏斗。日本兵见状大惊,同我争夺刀柄。我夺不了刀,就用牙咬,咬住日本兵不放。日本兵被咬痛了,哇哇直叫。隔壁屋里的两个日本兵听到喊声,就跑过来帮助这个日本兵。我一人对付不了这3个人,但我紧紧抓住刀柄不放,和这个日本兵在地上滚来滚去搏斗,其他两个日本兵就用刺刀向我身上乱戳,我的脸上、腿上被戳了30多刀。最后,一个日本兵用刺刀向我肚子刺来,我立即失去了知觉,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日本兵走后,父亲见我已死,十分伤心,他找几个邻居挖了一个泥坑,把门板拆下来做成担架,把我抬出去准备埋葬。当他们把我抬出门的时候,由于冷风的刺激,我苏醒了过来,哼了一声。父亲听见了,知道我还活着,赶忙抬回家,又设法将我送进鼓楼医院抢救。第二天,我流产了。经美国的威尔逊医生检查,我身上被刺了30多刀,嘴唇、鼻子、眼皮都被刺破了。经过7个月的医治,我才恢复了健康。

20世纪80年代,李秀英指着脸上的伤痕控诉日军暴行。

南京大屠杀惨案

从1937年 12 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侵华日军在南京进行了持续6周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反人类罪行。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军事法庭的有关判决和调查,在大屠杀中有20万以上乃至30万以上中国平民和战俘被残忍杀害。

伍长德

南京大屠杀惨案幸存者

1946年5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南京大屠杀罪魁——日本甲级战犯松井石根时,伍长德曾作为见证人之一,到东京出庭作证,以亲身受害的经历和亲眼目睹的事实,控诉了日本南京大屠杀的暴行。

1937年12月,当日本军队接近南京时,我的父母、妻子、大儿子都疏散到苏北去了,留我一人在南京看家。那时我在南京当交通警察。日军侵占南京后,见人就杀,百万人口的南京几乎成了座空城。我躲进了受国际安全区委员会“保护”的司法院难民收容所。

12月15日上午8点左右,忽然来了十几个日本兵,把青壮年男子全部赶到外面,集中到马路上,共约2000人以上。11点左右,我们全体排着队,被押着出发,走到首都电影院门前时,从队伍后面开来了几辆卡车,运来了日本士兵和机枪,并由这几辆卡车在我们队伍前面开路,从首都电影院继续出发。下午1点,队伍到达汉中门,日本兵要我们这2000多人都在城门里停下来,并命令我们坐下。接着,两个日本兵拿着一根长绳子,一人手持一头,从人群中圈出100多人,周围由大批日本兵押着,带往汉中门外,用机枪扫死。就这样,我眼看着这些被抓来的人们,每批一二百人,被绳子圈起来,又一批一批地被带到汉中门外枪杀掉。有个别人吓瘫了,不能动弹的,也被就地杀掉了。到了下午5点多钟,我也被圈进去了,日本兵把我们带到护城河边上,赶到河堤斜坡下面。我见到河堤两侧,架着两挺机枪,再定神一看,眼前横七竖八全是倒卧着的尸体。我急了,就情不自禁地向前跑了几步,纵身一扑,扑倒在乱尸堆上。恰恰就在我扑倒的同时,机枪响了,人们接二连三地倒了下去,我就被埋在别人的尸体下面了。机枪射击声停止后,接着又响起了步枪声。等到步枪声停止后,我感到尸体堆上像是有人在走动。因为我是冲着河岸方向脸朝下抱着头趴着的,通过背上的尸体,感到有人走动的压力。这时冷不防的,我的背上挨了一刀,火辣辣地疼。原来是日本兵在尸体堆上刺杀尚未断气的活人,刀尖穿透我背上那几个人的尸体,扎到我身上来了。在这以后,我又连续听到两阵机枪声响,大约还屠杀了两批人。接着,日军就放火烧尸,我被浓烟烈火逼得受不了、熬不住了,就趁着天黑,冒着危险,忍痛跳进了秦淮河,幸好河里水不多,随后又偷偷地沿着河向南爬去,爬到了水西门旁,躲藏在瓦厂街九号一带的一个宅院的厨房里,正好地上有一摊稻草,就用锅灰抹了抹脸,装成要饭的,好不容易逃回到了安全区,后来我被送进鼓楼医院住了50多天,才医好了刀伤,现在背上还留有一条5寸多长的伤痕。

莫德胜

平顶山惨案幸存者

1997年3月14日,莫德胜以原告身份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103号法庭控诉侵华日军的残暴罪行。2005年,作为当年的幸存者之一,时年81岁的莫德胜回忆了平顶山惨案的场景。

1932年,我刚刚8岁,家住在平顶山村,全家有四口人,父亲是矿工,外公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家家户户过中秋节的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我们一群孩子跑到平顶山西坎,看到道上有好几辆汽车,上面载的全是日本兵,头上戴着钢盔,端着带有明晃晃刺刀的枪。我急忙跑回家,对姐姐说,不好了,鬼子兵来了。我妈说,可不要往外跑了。中午刚过,3个鬼子兵闯进我们家,把门踹开,日本兵说,把好东西通通拿出来,我们皇军保护你们,还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赶我们全家出门。我父亲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走。鬼子兵拿枪把子劈头盖脸地往他身上打。母亲抱着3岁的妹妹,父亲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被赶出了家门。满街都是老百姓,哭哭啼啼,都被赶到村外牛奶房子南边的草地里。午后1点多钟,人们差不多都被赶进了屠杀场,日本守备队从四面八方拼命把人群往中心压缩。这时,鬼子军官刺刀一举,周围的机枪立即叫起来,人群随着枪声一排排地倒在地上。我前面有个人穿着薄棉裤,一打他一蹬腿,棉花还冒烟,一会儿就不动了。我吓得头发一竖一竖的……日本兵走后就听到有人喊,没死的快跑吧,鬼子去拉汽油了。我把盖在母亲身上的棉被掀开,母亲和妹妹满身都是血,大喊“妈,妈呀,妈”,喊也不醒、推也不醒。姥爷姥姥也死了,我像个木头人不知怎么才好。听到有人喊,快跑吧,日本人要回来了。我最后看了亲人一眼,钻进高粱地……

莫德胜回忆、揭露当年日军暴行。

平顶山惨案

发生在1932年9月16日的平顶山惨案,是“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军制造的第一起大规模集体屠杀我国无辜百姓的惨案。辽宁抚顺南部的那个名叫平顶山的村庄在惨案后不复存在,全村3000多名男女老幼,侥幸逃出的仅有三四十人。

全伯安

厂窖惨案幸存者

2001年,时年75岁的全伯安回忆了厂窖惨案。

1943年春天,厂窖种满了庄稼,有蚕豆、油菜、水稻、麦子……水稻秧苗刚好长到手掌那么长,乡亲们都在忙着扯秧。我当时17岁,有一个很傻的梦想,梦想自己种田年年丰收,主人多给我一些粮食,家里的粮食积攒多了,再去买几亩地,娶个老婆,不给富人做牛做马了。5 月9日清晨,天空阴沉沉的,厂窖街上火光冲天,燃烧的灰烬不停地落到我的脸上,田坎上跑来一群又一群失魂落魄的乡亲。乡亲们大声喊道,全伯安你怎么还不跑啊,日本鬼子来了,到处杀人放火。我赶忙放下农活,跟在乡亲们后面,加入了逃命的队伍,身上只穿了一件又烂又脏的棉衣。跑的时候,子弹时不时贴着耳朵飞过,落在水塘中,溅起水花。我就像丢了魂魄一样,一边跑一边发抖。路边的池塘漂满了尸体。我没命地四处躲藏,苎麻地、草垛、水沟、灶台,全部都成了我的藏身之处,饿了,就壮着胆子摸到人家屋里寻找食物,吃几口冷饭就跑;困了,就躺在潮湿的苎麻地里歇一会儿。我连续4天没有合眼,有一晚在牛棚里睡,棉衣全是泥水,晚上冷得发抖。屠杀第二天,我悄悄回到种的秧田附近,一看,全是尸体,尸体就像从空中抛落的秧苗,横七竖八,有的仰天,有的蜷曲,有的倒插。和我们一起逃命的有个孕妇,她后来跑不动,被日本鬼子抓了起来,几个日本兵把她踢翻,双脚猛踩孕妇的肚皮,“扑哧”一声,血淋淋的胎儿从下身滑了出来,日本兵用刺刀挑起胎儿取乐……日军走后,我和幸存的乡亲们回到厂窖,天上没有鸟飞,街上的狗都不敢叫,尾巴夹得紧紧的,人们在街上相见,都是一副哭相,不说话,每家每户都有直接或者间接的亲人被杀害。我不敢走进那块流过血的秧田,甚至不敢再看一眼。我连续做了10多天的噩梦,总是梦见日本鬼子把我劈死在秧田里……

厂窖惨案

1943年5月9日至12日,侵华日军在湖南厂窖残忍杀害中国军民3万多人,摧残致伤3000余人,强奸妇女2000多人,烧毁房屋3000多间,炸沉、烧毁船只2500多艘,制造了侵华第二大惨案,同时也是太平洋战争期间的最大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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