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样板戏的功过是非

2014-08-07 19:46黄薇
蓝盾 2014年7期
关键词:样板戏现代戏江青

黄薇

样板戏”一词发端于1965年4月27日,江青在一次谈话中要求把1964年京剧现代戏汇演中涌现出的《红灯记》《芦荡火种》《智取威虎山》,作为自己主抓的“样板”,加以宣传、推广。

而后样板戏占据“文革”舞台十年,“八亿人民八个戏”,成为文化荒原时代里唯一的精神食粮,影响不可谓不大。而作为一个特定时代话语权力背景下的产物,它的诞生并非一蹴而就。

诞生前后

追溯样板戏的精神源头,大概要到1942年5月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提出“文艺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奠定了此后多年中国革命文艺的理论基础。

京剧当时在延安被称为“平剧”。1942年10月延安平剧院建立,随后举起了平剧改革的鲜明旗帜,主张“宣传抗战”,“继承遗产”。其中毛泽东大为赞赏新编京剧《逼上梁山》,称其将旧戏舞台上“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的历史颠倒了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是“旧戏改革的划时期的开端”。

“旧瓶装新酒”,“一直被中共领袖和艺术工作者视为艺术革命的优良传统”。

1949年后,文化部成立“戏曲改进局”,一批传统剧目经过筛选剔除,“打扫灰尘”、“去芜存菁”。戏曲改革拉开序幕,分三个方面:改戏,改人,改制,即改革戏曲艺术的内容和形式;改造戏曲艺人的世界观;改革戏曲剧团的管理体制。在新的评判标准下,能过关的传统剧目很少。比如梅兰芳在二百出演过的戏中选来挑去,最后觉得还可改改再演的,只定了五出。

毛泽东则在1963年的9月、11月、12月连续作出了四个关于文艺问题的批示,表达了对文艺发展现状的不满,直斥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中国死人部”。“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他多次明确表示,在演出传统剧和新编历史剧的同时,还要多演京剧现代戏。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戏剧界迅速掀起上演现代戏的高潮。政治触觉敏锐的江青也从1963年开始,正式插手京剧现代戏的改革,先后指示北京京剧团将《红灯记》《沙家浜》改编成京剧。

1964年6月,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在北京举行,规模空前,29个剧团,二千多人,35个剧目上演了近两个月。江青在大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讲话,其中称“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15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奇袭白虎团》《智取威虎山》《芦荡火种》《红灯记》等几个剧目脱颖而出,被认为是在思想、艺术上都取得较高成就的一批现代戏,成为后来的“样板戏”的蓝本。

1966年11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康生宣布将京剧《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海港》《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以及交响音乐《沙家浜》等八部文艺作品列为“革命样板戏”。“样板戏”一名正式出现。此后作为官方宣传的特定语汇,连篇累牍见诸于各大喉舌报刊,自此成为中国人无法回避的公共生活热点。

谁的样板戏

不少中共高层领导都曾亲自过问样板戏的修改。刘少奇曾在东北做过地下工作,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红灯记》提出一个建议:根据当地铁路工人的住房结构,李铁梅是不能从火炕炕洞到邻居家的,于是后来戏中改为从后屋的小窗户钻到邻居家院子里。《红灯记》中反映的是东清铁路大罢工,周恩来建议改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京汉铁路大罢工;一些军区领导看完《红色娘子军》后批评:“太像娘子,不像军”,于是整个芭蕾舞团被拉到军营接受了近一个月的严格军事训练。

诸如此类的逸闻轶事为数不少。直到1969年江青断然声称:“样板戏不许别人插手改,只有我和群众一起改”,彻底垄断了样板戏创作——除了毛泽东,他的修改意见往往是一锤定音。

比如毛曾将原名《芦荡火种》的剧名改为《沙家浜》,幽默地解释道:“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他评价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方向是对头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三句话为其定了性,使之成为十几年中招待来访的各国元首的“标配”。对《海港》这部唯一反映当代工业生活的戏,毛看后说:“可将钱守维改成敌我矛盾”——钱原本是剧中一位思想落后的“中间人物”,主题改成了其一贯的主导思想:“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江青与样板戏的关系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样板戏是她搞的“阴谋文艺”,有人将其解读为江青与“保守派”争权的工具,也有人指向背后更为复杂的政治底色,林默涵回忆:“她不是以主席夫人的身份来管文艺,而是主席让她来管文艺了。”

江青在样板戏创作改编过程中,身兼理论家、导演、制片人、发行人等多重角色。她的个人意志与审美趣味渗透到样板戏的方方面面。

江青告诉《红灯记》剧组,补丁不要随便打,得补在肘臂、膝盖和领子的部位,这些地方最容易破损。《红色娘子军》舞台背景上的木棉花,原为省钱用红布做成,不够红,她提议改成丝绒的,“结果效果特别好”。

但她更不乏独断专横、劳而无功的情况。毛泽东看舞剧《红色娘子军》时,随口问了一句:“洪常青是怎么进南府的?”舞剧要求精炼,把电影里这段省去了。江青就揪住这句话,要求加个过场,用开会的场景交代此段。芭蕾舞只跳舞不说话,如何表现出这种复杂的逻辑性情节呢?导演李承祥折腾了快一个月,做出来一看,“芭蕾舞变成了哑剧”。后来江青自己说,过场是个瘤子,又拿掉了。《红灯记》中李玉和的扮演者李少春,演技获一致好评,但江青却觉得李少春“眼里没有她”,借口“李少春演得李玉和不像个工人,倒像个站长”换掉了他,李后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关进牛棚。

样板戏让江青风光无限,俨然已是其个人地位的一个象征。1967年《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提出“将样板戏推广到全国”的口号。江青同时强调:“‘移植样板戏是一场革命,样板戏一个字都不能改。”

各地方剧种不得不违背自身特点,在“不走样”的桎梏下严格复制京剧原本,生拉硬套,不伦不类。一些细节也要求精确到发指。比如《红灯记》中李铁梅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打了几块补丁,补在什么地方,多大面积,各剧团、各剧种必须完全一致,否则就是“破坏样板戏”。松江曲艺团说沪书的艺人洪富江,演说《智取威虎山》时按说书惯例增添了一些“噱头”,后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份子,3个月内大小批斗会达200余次。

样板戏的演出者后来固定成为“样板团”,享受特殊待遇。不仅工资较高,在当时条件困难的情况下,为保证演出体力,样板团几乎餐餐有鱼肉。每到一地巡演,当地军政一把手均亲赴迎候,奉为上宾,不然就会得罪江青……

排演样板戏中的种种光怪陆离,直到“文革”结束后才戛然而止。

并未速朽

关于样板戏的功过是非,向来争议不断。

戴嘉枋在《样板戏的风风雨雨》中写道:样板戏“就其总体的艺术价值而言,不能不承认样板戏较之以前的京剧音乐、舞蹈艺术,均有创新之处”。汪曾祺批判样板戏,但也承认助江青搞样板戏的得力臂膀于会泳,“他吸收地方戏、曲艺的旋律入京戏,是成功的。他所总结的慢板大腔的“三送”(同一旋律,三度移位重复),是很有道理的。”

客观上讲,样板戏的排演举国之力,集中了当时中国艺术界最好的演员、最好的编曲、最好的舞美……它虽与“文革”纠缠难解,确也存在情节紧凑、唱词晓畅、曲调优美等长处,它在表演方法上将传统的写意与西方的写实相结合,融入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因素,加入了西洋管弦乐等创新,为后人开了一条新路。

样板戏的局限同时表露无遗。“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主题先行”等违反艺术创作规律的理论,其荒诞一望而知。这种模式化的创作,一刀切的好坏对立,很难说在今日的艺术创作中业已绝迹。更别提样板戏附着的浓厚政治色彩,极左的文艺路线,政治粗暴干涉创作,注定这场文艺大洗牌后的单调荒芜,谁都不是最后的赢家。

样板戏无疑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审美情趣,价值取向。它甚至参与了私人记忆的构成,上世纪六十年代哪个中国家庭的墙壁上没有贴过毛泽东标准像、样板戏的大幅剧照呢?“样板戏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的远不止是戏,它如此深入地凝固了那个时代的公共娱乐方式。”

样板戏也并未速朽。时至今日,《红色娘子军》作为中央芭蕾舞剧团的看家戏,演员已演到了第五代;一些样板戏的经典唱段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而前几年将样板戏重新翻拍成影视剧,曾是一股风潮。

样板戏十年,作为一段历史的见证,其余响不绝,更待后人评说。

(摘自《新浪图片》)

猜你喜欢
样板戏现代戏江青
红灯记(根据现代京剧样板戏改编)
毛泽东帮江青改文章
从艺术要素看样板戏
戏曲化妆造型漫谈
以史鉴今:对京剧“样板戏”音乐创作之“失”的若干思考
中国戏曲现代戏研究会第26届年会在京召开
江青破碎的“国服梦”
为江青服务,就是为我服务
江青的年龄以及入党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