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直接同居

◎ 南 方

我们直接同居

◎ 南 方

贾植芳最得意他跟任敏的结合：“我们那个时候，就直接同居了！”他把“同居”两个字，咬得特别响亮。

当时任敏常在《七月》上读到贾植芳的文章，倾慕他的才华，相识之后，这个商贾人家的女儿，就自己跑到黄河边上的民房与他住在了一起。

上世纪80年代末，这对七十开外的老夫妻一起到中山大学开会，招待所的服务员提出要看结婚证明，否则就不能开同一个房间。贾植芳突然想到，他们之间的结合，没有任何法律的约束力，任敏却结结实实跟着他颠沛流离了大半生，这中间还包括5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

在青海的监狱里，任敏每天要拆洗一大堆衣服和被褥，大西北的冬天，双手泡在冰冷的水里，十指都冻僵了。从监狱出来后，得不到贾植芳的半点音讯，任敏决定回到丈夫老家去当农民，一来可以照顾公婆，代丈夫略尽孝道；二来丈夫出狱更容易找到自己。

在贾植芳的山西老家，任敏与乡人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就是想等着出个结果。”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她。1978年，贾植芳结束监督劳动的生活，回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他们经过整整23年的天各一方，终于生活在一起。这一年，贾植芳62岁，任敏58岁。

1980 年底，贾植芳正式平反，任敏这才把自己多年的经历告诉贾植芳。贾植芳问：“你为我吃了那么多苦，为何到今天才告诉我？”任敏说：“你处境不好，我怕告诉你，你会绝望。”

1997 年，任敏突然患病，医院诊断为脑中风。半个月后，任敏病情稳定回到了家中，贾植芳像孩子一样高兴。但幸福只延续了一个中午，任敏再次倒下了。第三天，任敏高烧不退，时有抽搐，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单。贾植芳在学生的搀扶下来到病房，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紧紧握着任敏的手，大声叫着她的名字：“任敏啊，以前别人整我们，我们没有办法，现在好了，我们一定不能被自己打倒！你要好起来！”入院以后一直很平静的任敏这时突然涌出了眼泪。

在观察室里，任敏每天的用药要花费500多元，钱到领药，连医务人员私下都嘀咕：“何必再花冤枉钱。”在任敏生病的5年里，昂贵的医药费几乎将贾植芳拖得山穷水尽，但这位老人没有一句怨言，一声不响地整理起了自己的旧稿、日记、书信、回忆录以及各类散文，每天伏案，著述不已。出版社汇来的稿酬，他看也不看就交给学生，说：“赶快，送到医院里去。”

任敏奇迹般地闯过了生死关口，虽仍昏迷不醒，但是医院宣布她可以回家休养。每天早上，老先生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任敏，问她晚上睡得好不好。晚上睡觉前，他给任敏搓脚心，搓到热了才放进被窝。当时贾植芳自己已经是八十开外的老人，但这些事情他从不要保姆做。任敏中风后不能说话，后来逐渐连意识都没有了，但贾植芳每天都在她的床前跟她说话，给她读文章。

家里来了客人，老先生抽不出时间陪妻子，等客人走了，他都要到病床前，一一告诉任敏，来了些什么人，说了些什么话。“任敏，刚才某某来了，我没能陪你，你不生气吧？”他常常抚摸着任敏的额头，“任敏不要怕，咱们回家了。”

任敏的病情一次比一次严重，但是每次她都能奇迹般地活下来，活过了五个春秋。

2002 年11月，任敏离开人世。贾植芳一直保留着她的房间，一张小桌子上端放着任敏的遗像，旁边放着鲜花、水果、点心和酒。“这是酒，她爱喝酒，每天中午我都会陪她坐着，陪她喝一杯。这是牛奶，是任敏的早点。”（摘自《前辈》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图/陈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