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自行车的劫难

陶诗

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国才有真正国产的自行车。那时候买什么都要凭票，我好不容易积攒了几十张工业券，央求在自行车厂做油漆工的表兄，终于争购到一辆淡蓝色的凤凰牌女车，那真比过节还高兴。

因为那时候坐公车上班每月的补贴是3元，而骑自行车的补贴是2元，买公车月票得自己掏6元，这样一进一出的交通费，相当于我工资的八分之一。

尽管每天上班，要穿过十多条马路，行程近20里，当时我还怀着宝宝，丈夫心疼得不行，劝我还是坐公车吧！可是，我借口说等车费时，车厢又挤，说什么也不愿意放下自行车。尽管在风雨中骑车，我仍是乐在其中。

“文革”那年，我的自行车也遭受不测。因为我的婆婆被打成所谓的“资本家”，造反风云一起，造反队就进驻了我家，把整个房子变成工人造反大队的总司令部。红卫兵起步动作慢了一个节拍，没捞到什么油水，就想在我们几个黑六类（指地、富、反、坏、右、资）子女身上打主意。他们集合四五十人，趁总司令部工人造反队外出抄家造反的机会，打着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大旗，冲进造反大队总司令部，对我家进行大肆查抄。

他们先把婆婆多年的藏书全部集中扔在园地上，堆起三尺高的书堆，说要破“四旧”，准备举火焚烧。又在我家衣柜里搜出我丈夫的大盖军帽和带军衔的整套军服，硬说是我家藏了企图变天的国民党旧军装。

最后，他们在楼下走廊里发现了我的自行车，竟说这是英帝国主义生产的凤头车，属于封资修的东西，也要和“四旧”书籍、伪军装一起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