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种了多少鸦片

近年来，对“民国军阀”的评价，有一种日益正面的趋势。然不论军阀本人之操守如何，其割据性存在，实是民国之巨害，乃毋庸置疑之事。试以鸦片之流毒为例，作一管窥。

北洋时期，各地军阀为维持割据地位，必须养兵、扩军。巨额军费常使他们辖区内的财政入不敷出。军阀遂想方设法从鸦片贸易中牟利。如唐继尧、龙云统治云南期间，不断扩大鸦片种植面积，至1932年，全省烟田面积约224万亩。1927年前的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1932年鸦片税收占当年总收入的38%。

四川是鸦片的另一个重要产区。当地军阀除了征收烟苗税、起运税、印花税等十几种杂税外，还发明了所谓“懒税”，以惩罚因“懒惰”而不种鸦片者。其规定“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

紧邻云南、四川的两广、两湖，因气候条件所限，鸦片产量不大，但他们垄断了鸦片外运的通道。湖北在1924年征收鸦片通行税1500万元；广西在1932年收入3100万元，其中鸦片过境税1588万元。

总的来说，除了吉林、山西两省，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军阀割据，是鸦片种植面积急剧扩张的根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