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陆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大众文化分析

宋欣童

（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 200234）

真人秀（RealityTV），也被称作真人实境秀、真实电视。对于真人秀的定义，根据研究侧重点的不同，会出现不同的描述。其基本形态有以下几个要点：第一，参加节目的都是普通人，而非职业演员；第二，节目都有预设的规则，比如，在一定空间内生活一段时间并完成指定任务；第三，节目以纪录片的形式展现给观众，试图给观众原汁原味的感觉；第四，节目都有竞争淘汰，目的是最后得出一位获胜者，而这位获胜者都会获得非常诱人的奖金或者奖品。真人秀在节目形态上是多样的，清华大学学者尹鸿、陆虹，根据真人秀节目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差异,将真人秀节目分为生存挑战型、人际考验型、表演选秀型、职业应试型等九种类型。在这诸多类型中，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最为流行，也更能调动大众的收看及参与热情。笔者认为，大陆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发展历程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全民海选”阶段，以《超级女声》为代表。2005年是其发展的高潮时期，大众选出了他们心中的一批“超女”，李宇春、周笔畅等中性化女生备受青睐。也是自2005年始，“超女”的选拔不再仅限于湖南地区，而是面向全国进行海选，创立了“全民海选”式的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模式；第二，“购买版权”阶段的代表，以《中国好声音》为代表。《中国好声音》由星空传媒旗下灿星制作公司花重金购入《荷兰之声》版权后制作，由浙江卫视播出，是真正意义上的首次制播分离。该节目在竞演环节中设置了“盲听”环节，将“好声音”落到实处，在学员选拔时相对来说更为专业和公平。另外，每个学员背后都有一段关于音乐、关于梦想的励志故事，是普通人的追梦历程。

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主要以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普通大众获得感性愉悦、并融入生活方式之中的日常文化形态。如叫座的电视剧、通俗小说、生活用品广告、畅销书、流行歌曲、时尚服装、音乐酒吧、歌舞厅、消遣性杂志、小报、电子游戏等。大众文化是当代通俗文化、传播文化、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的复合体。音乐类真人秀节目融合了电视节目与流行音乐为一体，一定程度上契合了大众的心理需求，成为传播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而新的电视节目形态的出现，必定伴随着深刻的历史及社会动因，是社会及文化的缩影，因此从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自身发展轨迹及其流行的诸多因素中，可见出大众文化的一些特性。

一、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更迭起伏：大众文化——无法“抵挡”的存在

在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消费已成为中国普通百姓最重要的精神生活需求。文化研究学者周宪于1997年就已提出，中国当代文化有着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独特三元结构。即便在大众文化发展势头正盛的现代，电视节目在内容、规则设置、娱乐性传达等方面，还是会受到特定的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社会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一点从大陆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起伏发展中便可稍见端倪。2005年，作为大众文化膨胀的代表，“超女”成为街头巷议的热点，狂欢、另类、中性女生等话题“席卷”日常生活和文化领域。然而，就在这一“大众传播媒介场域”内，大众文化与主导文化、精英文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精英学者痛斥“超女”是“对艺术的玷污”，国家广电总局出台关于选秀节目的“禁令”。总之，在这场“较量”之中，主导文化借助行政力量不断对音乐类真人秀节目施压，为自己也为精英文化争取了更多的话语权力和生存空间。2012年《中国好声音》重新掀起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热潮，2013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即颁布“限歌令”，就歌唱类真人秀节目扎堆播出进行调控。政策的出台导致湖南卫视《男声学院》临时取消，江西卫视《中国红歌会》、广西卫视《一声所爱·大地飞歌》等节目被叫停。从这一动态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大众文化也孕育着隐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子，其自身发展过程中顺应和抵制交织并存。在政策“调控”及精英意识的“介入”下，音乐类真人秀节目在歌曲选择、主题设定等方面努力以追梦、传递“正能量”等为主，试图向“主旋律”靠拢，以求发展。

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确具有通俗性的一面，这是它作为大众传媒的性质决定的。但必须强调，通俗与庸俗、低俗是有区别的，娱乐性也不等同于一味媚俗。流行音乐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现象，具有通俗性、娱乐性、商业化等大众文化的一般特征，在大众中具有很强的传播性，也是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形式。音乐类真人秀节目在给大众带来“真人秀”的娱乐性、悬念性、刺激性的同时，也带给观众以“音乐”的视听上的快感和享受，从而才能引发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热潮。这大概也是主导文化对于音乐类真人秀节目并未“封杀”，而是采用经济调控手段对其进行控制的原因吧。大众文化从一种工业时代初期被看作下层社会的语言，到作为文化工业批量化生产；从被精英阶层所鄙薄到成为社会经济、文化所塑造出的一种普遍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标志着一个新的生活时代的到来。大众文化是现代化进程的必然伴生物,它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地位至少在目前是无可替代的。

二、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经济利益链：大众文化也是一种消费文化

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在其著作《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一书中对消费文化明确定义“消费文化顾名思义，即指消费社会的文化。它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认为大众文化消费运动伴随着符号生产、日常体验和实践活动的重新组织”。大众文化生产与文化产业决策，无一不是以经济杠杆为启动点，它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文化产品所形成的商业利润，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背后也是经济利益织就的“网络”。如从《超级女声》节目中获益的主要有节目制作商、节目品牌的运营商、赞助企业和短信增值服务提供商，收益主要来源于：冠名赞助、节目广告、手机短信、全国巡演、电视连续剧拍摄、同品牌服装等等。总之，从“超女”中获利的名单还可以列得很长，围绕“超女”形成了一个有机的利益链。再如《中国好声音》这档节目采取多角度营销模式：广告植入、网络版权销售、衍生节目《酷我真声音》的广告收入、彩铃下载利益分红、学员后续演艺收入等。

大众文化生产会吸纳一切有消费潜能和娱乐价值的资源，包括我们的生存状态、人际关系以及内心渴求，情感与欲望成为商品符号。鲍德里亚指出，现代社会下的消费，实际已经超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变成了符号化的物品、符号化的服务中所蕴含的意义的消费。人们购买某种商品和服务，主要不是为了它的实际价值，而是为了寻找某种感觉，体验意境，追求某种意义。而这种符号、意义的生产和营销绝离不开媒体的参与。消费文化中，不断创造、激发消费需要和欲望的重要内容对娱乐媒体提出了新的要求。它为民众提供了最便宜、最经济、最实惠的消费方式。

三、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流行心理：大众文化中暗含“现代性”

当然，大众文化之所以获得广阔的市场，并不完全是经济利益的驱动，现代性的存在方式、现代人的心理状态也都是其影响因素。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现代人已经失去其中古时代兄弟们所有的心理信心。现代人的信心都已为物质、安全、幸福及高尚等理想所代替。”大众为什么喜欢看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真人秀节目到底契合了大众的哪些心理需求？笔者认为，首先是出于逃离现代社会压力的原因。“现代生活带来了新的情感需求，这种需求可以借助于娱乐产品和能带来娱乐的其他产品，在市场上得到最合适的抚慰和满足。”大众通过收看此类节目，关注并感受着同是普通人的奋斗历程，以获得虚无的“圆梦”之感。“虚拟”与“真实”透露了大众在这个时代的双重诉求及心理上的矛盾。其次，是出于获得认同的需求。当大众在观看真人秀节目、支持心仪的选手时，其实是通过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消费来寻找某种被普遍认同的价值目标。节目制作者在挑选参与者时，往往注意他们在年龄、性别、职业等方面的广泛代表性，以便让更多的观众在竞争者中找到自己的认同者。再者，是源于收看过程中的窥视诱惑及快感体验。在费斯克看来，快乐之所以是有快感可言，是因为它是由“体验”到快乐的大众生产出来的，不是从外部传送给人们的。由于身处一个分散、多元、信息泛滥的后现代社会，大众对生存与发展的诉求缺乏统一性和恒定性，长此以往，寻求新鲜感和刺激感，窥视他人生活状态成为一种普遍的大众心理。音乐类真人秀节目中的“体验”既是参与者的体验，也是电视观众的“体验”。人们在收看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过程中找到“共鸣”，释放现实世界中的压力，达到自我实现的需求与另类方式的“自我”满足。另外真人秀节目中蕴涵着一定的“民主”价值观。在当今的大众消费社会中，“民主意味着每个人不仅享有充分的政治上的公民权，而且每个人一般的文化都潜在的像传统精英们的偏好一样有价值、一样受到尊重并应当得到实现。”在音乐类真人秀节目的规则设置中，参与者大多为普通人，赛事全程公开透明，观众有投票选择权，以大众的价值标准及审美取向作为主要依据。更值得关注的是，该类节目所展示的舞台是公平公正的（至少呈现给观众的是如此），选手不用凭关系仅靠自身实力即可获得展现自己的机会，这是现实生活中所不能时时如愿的。这也可说是大众文化对普通大众的一种特殊心理满足，让大众体验到了现实生活中不曾有或者甚少有的公平民主的“快感”。

产生于二十一世纪初的大陆音乐类真人秀节目记录了这个时期我们文化生活的真实状态，记录了我们内心的躁动与困惑，也记录了这一时期社会文化结构的内在冲突。大众文化不是静止的社会现象，它本身就是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尤其是文化产业、媒体工业、消费文化所形成的社会过程。对于选择自己所需要和喜爱文化的自由及权力是属于每一位大众的，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可以适时适当引导大众对文化的选择与判断，但不能强加。再者，大众文化的多元合理化发展，需要文化上的真正民主来维护，大众文化是当代文化结构的一部分，任何对文化趣味的评价都要尊重大众的现实需要。

[1]尹鸿,陆虹,冉儒学.电视真人秀的节目元素分析[J].现代传播,2005,(5).

[2]扈海鹂.大众文化与人的现代性的整合[J].江苏社会科学,1994,(6).

[3]荣格.现代灵魂的自我拯救[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7:302.

[4]沃尔夫.娱乐经济——传媒力量优化生活[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49.

[5]扈海鹂.解读大众文化——在社会学的视野中[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