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猫论”的哲学解读

李 亮 高丹枫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针对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农村经济发展中遇到的严重困难，邓小平大胆提出了著名的“猫论”。这一思想主张不仅蕴含着丰富的哲学原理，而且还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迄今为止，国内外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思想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本文侧重从哲学的视野对“猫论”作一解读，以更深入、准确地把握其丰富内涵和深远意义。

一、“猫论”的提出

“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①“猫论”作为一种思想意识，是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的提出有其深厚的根源及特殊历史背景。蒲松龄在所著《聊斋志异》一书《驱怪》文的文末写道：“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亦即猫。蒲氏的这句话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能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虽然此文言形态与邓小平的“猫论”极其相似，但当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此种言说并未得到人们的重视。“猫论”最初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是源于四川农村的一句俗语。作为天府之国的四川，田多粮亦多，糟蹋粮食的老鼠也很多。为了捕捉老鼠，保护粮食，农民养了很多猫。对广大农民而言，不管是黄猫还是黑猫，只要能抓住老鼠，达到灭鼠护粮的目的，就是值得人们称赞的好猫，于是，便有了“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此番“猫论”之说作为群众的一句俗语广泛流传。当时，农民并非注重猫的颜色，而是更加注重其实用价值，反映的是当时农民的一种纯朴的愿望与要求。

把“猫论”上升为一种思想观点，并将其灵活运用于军事领域的是刘伯承。刘伯承特别注重实际，其行为作风一贯遵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灵活多变的制订各种战略战术赢得战争的胜利。因此，每逢大战在即，刘伯承总会脱口而出：“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痛斥那些不讲究实际、一切从本本出发的军事教条主义者。由于这一俗语既生动形象，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说服力，因此，深受一二九师和第二野战军战员的认同和喜爱。

时任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对刘伯承的说法深表赞同，但由于他特别注重自己的言行，对“猫论”这一俗语的引用十分谨慎。据相关资料记载，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邓小平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引用过“猫论”。1962年，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发展时期。在此前一段时期内，有些地区深受“左”倾冒进思想的影响，在农村广泛推行急躁冒进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认为农村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好。在这种错误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农村生产力遭到极大的破坏，加之当时又适逢三年自然灾害，苏联背信弃义，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讨债务，一连串的天灾人祸致使我国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人民生活苦不堪言。为了应对自然灾害，扭转形势，我国农村自发形成了诸多生产形式。其中代表性的生产形式有人民公社所有制、生产队等。有些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地区还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到田”、“五统一”等更加具体的生产形式。这样一来，就“恢复农业生产过程中究竟采取哪种生产形式”这一问题引起了广泛争议，党内意见不一。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62年两次有关恢复农业生产的会议中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1962年7月2日会议上，他认为不管是哪种方法，只要有利于恢复农业生产，我们就采用哪种方法，群众的要求，总是有一定道理的。在7月7日的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提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②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他还大胆引用了“猫论”一说，指出：“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③邓小平借用民间俗语朴素而实在地表述他对恢复农业生产和包产到户的看法，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也正因如此，“猫论”在国内不胫而走，逐渐被作为坊间最流行的话语而流传开来。但时隔不久，“猫论”即因毛泽东批评“搞单干风”收回。“文化大革命”期间，“黄猫、黑猫”这个比喻更被指责为“唯生产力论”，遭到批判。1976年5月31日，吕达在《人民日报》发表《一个加快复辟资本主义的条例——批判邓小平授意炮制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文章引用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的话指出：“他这个人是不抓阶级斗争的，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啊，不管是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打着‘发展生产、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幌子，想要熄灭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让人埋头抓生产、搞建设，不关心国家大事，以便党内外资产阶级趁虚而入，复辟资本主义。”张春桥在《红旗》杂志1976年第4期发表《中国人民为什么必须要反对洋奴哲学》，同样引用毛泽东上述讲话后说道：“按照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一套办，必然把我国经济引向资本主义道路。”虽然“猫论”受到了批判，但这个比喻本身形象生动又蕴含哲理，更由于其来源于群众的切身实践，再加之毛泽东将“黄猫、黑猫”改为“白猫、黑猫”，对比鲜明又符合老百姓日常表达习惯，批判的结果却使“猫论”一举成名，变成全国人民的智慧武器，一直为后人记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猫论”成为党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一个理论标志。

二、“猫论”的哲学依据

邓小平引用“猫论”来阐述其生产力理论，并没有从哲学角度对“猫论”进行阐释，但“猫论”凝聚着民间大众的哲学智慧，不仅包含着丰富的哲理，而且运用了哲学分析法。

（一）“猫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原则

“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④“猫论”以客观结果和效果为根据进行价值判断，把评价猫之好坏的标准确定为抓住老鼠与否这一实践活动，坚持了实践标准论。保加利亚的玛丽娅·内佐娃在《邓小平有雄厚的资木》一文中指出，“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种求实精神，健康理智的现实主义，构成了邓小平的信仰，他信守这样的思想，即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⑤但自“猫论”提出以来，理论界就流传有一种观点，认为“猫论”是实用主义，这是对“猫论”的误解。“猫论”以广大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作为判断真理的准绳，而实用主义以“满足自我需要”作为判断真理的尺度，二者有着根本的不同。实用主义坚持“有用就是真理”的真理论，以自我为核心，夸大真理的主观性，忽视真理的客观性，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而“猫论”却不能解释或归于实用主义。从“猫论”的表述中，我们可以获知：“猫”无论其黑白、胖瘦，人类对它的本质诉求是“抓鼠”，只有“抓得住老鼠”才能称得上是“好猫”。“猫”的好坏不是由毛皮的色泽区分的，而是由其能否抓住“老鼠”决定的，至于其他因素可以不用去考虑。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曾指出：“按照辩证唯物论，思想必须反映客观实际，并且在客观实践中得到检验，证明是真理，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⑥在“猫论”中，“猫”与“老鼠”并不是一种主客体认识关系，即使与被悬置在外作为“养猫人”的主体，也不存在主客体认识关系。因此，所谓“猫论”应当是“好猫论”，属价值论而非真理论。猫的“好、坏”在于它的行动产生的效果，体现的是讲求实效与工具性的价值。

（二）“猫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根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要想真正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必须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以客观存在的实际作为我们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而不是从“本本”中寻找出解决问题的答案。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是我们想问题、办事情要把客观存在的实际事物作为根本出发点。毛泽东指出：“我们看问题不要从抽象的定义出发，而要从客观存在的事实出发，从分析这些事实中找出方针、政策、办法来。”⑦“猫论”改变了过去首先从意识形态出发、从政治着眼考虑问题的教条主义思维习惯，鲜明地表现出邓小平追求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求实精神。让猫去抓老鼠是遵循自然规律，顺应了猫的天性。猫的天性是善抓鼠，但也爱吃鱼却又天生怕水，如果让猫去下水捕鱼，那就是荒天下之大谬，严重违背了其本质意愿。薄一波曾就“黄猫、黑猫”说问邓小平怎么看？他回答说：“第一，我现在不收回；第二，我是针对当时情况说的。”⑧可见，要想从根本上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我们不仅要始终遵循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基本原则，同时，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实际适时调整自己的认知和行为，不能盲目更不能教条。

（三）“猫论”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和人民性立场

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基本矛盾的作用下不断向前发展的。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从而最终决定上层建筑的变革，并推动社会形态的更替。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但这种反作用是有限的，归根到底依赖于生产力的状况。“猫论”正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历史物史观的真谛，矛头直触“人民公社”运动中忽视生产力因素，过分强调生产关系的公有化程度的弊端，把社会主义置于生产力发展的实践中，找到了实行“包产到户”这样一条恢复农业生产的有效途径，突破了传统社会主义的束缚和影响。邓小平借“猫论”阐述的生产力理论，遵循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性立场。从养猫人即人民群众立场上看，选择合适的猫，抓住发展生产力这只老鼠，是符合群众的根本利益的。1987年10月，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⑨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时，针对党内和国内不少人就改革开放姓“资”还是姓“社”性质进行争论、不敢闯不敢试的认识误区，邓小平指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⑩三个有利于的核心仍然是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是“猫论”思想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四）“猫论”运用从对立和差异中把握统一的矛盾分析法

它强调的是：无论什么样的猫，只要具有“逮住耗子”这一应有的共同本领，就可以看做是一只好猫。列宁深刻指出：“辩证法是一种学说，它研究对立面怎样才能够同一，是怎样(怎样成为)同一的——在什么条件下它们是相互转化而同一的，——为什么人的头脑不应该把这些对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而应该看做活生生的、有条件的、活动的、彼此转化的东西”。[11]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着广大的中性领域，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常常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对立面看做僵死的、凝固的东西，只看到两者的对立而无视两者的统一，更不懂得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猫论”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看做在适当条件的下可以活动、互相转化的东西来看待，打破了姓“社”姓“资”传统观念的束缚，做到二者的有机融合。朱熹《中庸章句》曰：“执两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猫论”充分体现了执两用中的大智慧，这正是异中求同的方法。

三、“猫论”的深远意义

“猫论”主要是针对当时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如何处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关系问题而提出来的，但对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同样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一）有利于改变人们因循守旧的传统观念，促进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

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2]“猫论”打破了人们长期凡事先问教条的旧思维模式和传统习惯，确立了从生产力发展要求上认识社会主义的新观念，为克服“左”倾错误，促进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文化大革命”以前，出于对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绝对对立这一教条的信奉，人们较普遍地认为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加按劳分配，在所有制关系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盲目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忽视了生产力低下的基本国情，因而使我国的社会生产力不但没有得到迅速的发展，反而处于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在分配方式上，盲目崇拜并大力推行绝对平均主义，阻碍了人民主动性、能动性的发挥，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就此，邓小平指出：“根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讲社会主义，首先就要使生产力发展，这是主要的。”[13]“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14]。“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突破不合时宜的“人民公社”模式，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从外在特征转向了内在根据，从而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诞生，也充分反映“猫论”的突出成果——思想解放和观念创新的重要作用。

（二）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征。“猫论”的提出，为人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打开了一扇窗户，其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的核心就是：“只有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最大程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是社会主义，也只有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15]以此为基础，1992年，邓小平又提出了判断改革得失成败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理论。事实上，“猫论”本身已暗含了“三个有利于”标准理论的萌芽，与“三个有利于”有某种内在的相通之处，在本质上存在着一脉相承的紧密联系。“三个有利于”标准理论提出后不久，党的十四大顺利召开。大会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在此前，计划和市场长期被人们视为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主要依据。在他们看来，计划就等于社会主义，市场就等于资本主义。针对这一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6]基于此，我国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终于摆脱了传统观念的束缚，确立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三）有利于确立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初期，由于没有经验可寻，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照搬照抄了苏联模式，大力推行“一大二公三纯”的单一公有制形式。然而，这种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不仅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而且忽视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严重阻碍了我国生产力的发展进程。为此，20世纪60年代初期，邓小平就倡导“采用多种生产关系形式发展生产力”，肯定生产关系形式的多样性，特别是“包产到户”形式，以适应多层次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在“猫论”的影响下，党的十五大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确定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并指出：“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而且应当多样化。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17]十五大在所有制及其实现形式理论上的新发展，为克服以往单一公有制形式的缺陷，为经济体制改革围绕发展生产力向生产关系形式的多样化迈进指明了方向。党的十八大明确强调：“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推行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18]可以说，没有“猫论”做出的可贵探索，就没有后来我国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猫论”对推动我国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和所有制理论的重大发展，具有巨大的启发和先导作用。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1页。

②③《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3、32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⑤齐欣等著：《世界著名政治家、学者论邓小平》，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3页。

⑥《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页。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3页。

⑧石仲泉：《邓小平同志的南巡谈话与对毛泽东思想的坚持和发展》，《阵地和熔炉》，1992年第5期。

⑨⑩[14][16]《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5、372、63-64、373页。.

[11]《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12][13]《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3、314页。

[15]祝俊峰：《试析“猫论”与“社会主义本质论”的内在联系—兼论邓小平理论的起源》，《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17]《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18]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