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月
随着我国进入治理转型时期,国家意识到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强调应该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加强与社会的合作共治,变革传统的由政府主导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在这一背景下,社会组织被吸纳加入公共服务过程,承担政府购买的公共服务供给。在这一改革实践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一个悖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在实际运行过程中存在诸多与其章程、既定的运作程序不相一致的地方,表现出“应然状态”与“实然图景”之间的异化①相关研究可参见王浦劬:《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研究:中国与全球经验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韩俊魁:《当前我国非政府组织参与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模式比较》,《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6期,P128-134;苏明、贾西津、孙洁、韩俊魁:《中国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研究》,《财政研究》2010年第1期,P9-17;周俊:《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风险及其防范》,《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6期,P13;周俊、沈永东:《政府购买行业协会服务中的非竞争性及其管理》,2012年第12期,P61-65;杨宝:《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模式的比较及解释——一项制度转型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1第3期,P41-45。:作为政府技术化治理的一种新形式,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应然状态是实现将政治治理和学者专家论证相结合的技术化路线,在这里,效率、理性、专业化上升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然而,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名义之下,技术化治理的精神并未得到真正落实,很多开展公共服务购买实践的政府部门利用既有路径或新建相关组织充当中介,实际上仍对外包服务进行经营管理,将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相关环节“内部化”,甚或将购买服务以外的行政事务加诸于社会组织,以便实现维护或延伸政府组织边界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