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权力祭台:帝制中国的告密政治与文化传统

曹龙虎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告密如幽灵一般，时刻萦绕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考察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时间维度的古今还是空间维度的中西，到处都有告密者的身影和告密故事的传闻。通常而言，作为一种个体行为的“告密”，发端于人性，其行为动机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发生情境也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在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可谓是随处可见。从这一角度出发，我们可以把“告密”归结为一种纯粹关乎私人道德的个体行为。在这里，除了个体心理学意义上的案例解读，我们很难说这一高度个体化的行为具有什么社会性或者政治性的研究价值和学理内涵。

但是，用不着深入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在历史中总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特定时期，“告密”不是以个体、单独和零星的行为方式表现出来，而是以群体、集中甚至以制度化的行为方式呈现。根据相关历史文化学者的总结，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统治时期中，我们就经历过四个告密大行的年代，即汉武帝时期、武则天时期、明朝和清朝初期〔1〕;而在西方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间，也曾经历过告密肆虐的时代，如古罗马帝国形成初期的政治审判制度、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制度、纳粹统治时期的盖世太保制度以及东德时期的秘密档案制度，都可以算是告密行为泛滥和告密现象盛行的体现。在这些群体、集中甚至制度化的告密风潮中，一旦告密之门打开，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政治清洗便将开始，一幕幕家破人亡、血雨腥风的人间惨剧也陆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