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雅春
(宜春学院学报编辑部,江西 宜春 336000)
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钱锺书走过的道路很耐人寻味,也极具启发。一方面,他自觉地呼应历史的诉求,毫无保留地踏上了打通中西、融会古今的学术道路;另一方面,他又刻意地回避了其所经历的各个时期蔚然而成风习的学术潮流,力图以一种特立独行的方式最大程度地保持自己的学术品格。可以说,钱锺书的学术经历以及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学术个性,都使他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一个传奇,一个异数。
就历史的机遇和时代的诉求来说,钱锺书未能如人们期望或想象的那样,为后世奉献出几部理论体系严密的著作,构建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学术理论体系。随着传统的渐行渐远,也因为近现代以来理论体系的备受推崇,他的这种与时代潮流格格不入的选择,在一些当代学者眼中就显得特别不合时宜。上世纪90年代迄今,人们对钱锺书学术的质疑主要就集中在这一方面。[1][2](P160)[3]而在笔者看来,仅仅以“缺乏理论体系”指责钱锺书,作为事实判断固然不错,但也会因此失去深入考察钱锺书学术价值与意义的机会。事实上,在学术体系的建构上,钱锺书非不能也,实不为也。对他而言,放弃宏大理论体系的建构,专注于具体的文艺鉴赏和批评,乃是一种自觉的选择,自有其深心所寄的用意,简单地用“缺乏体系”或“博学深思”评价钱锺书是远远不够的。[4]换言之,钱锺书的文学批评在“说什么”和“怎么说”上自有一套与众不同的话语系统,梳理这套话语系统并揭示其中隐含的治学精神、观念、维度、取向、策略、方法,正是当下钱学研究需要正视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