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刑事司法语境下的有效辩护问题

汪家宝

(周口师范学院，河南 周口466001)

我国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相继修改，并没有使刑事被追诉人的辩护权发生根本性的改善——这个预设的前提如果能切中时弊的话，那么本文对当下“有效辩护”的追问和回答仍有必要:缘起于美国的有效辩护对于中国来说意味着什么?在中国的诉讼文化、司法制度、诉讼模式、证据制度等方面都有自己特色的刑事司法语境下提倡“有效辩护”，面临哪些障碍?在“有效辩护”尚未入法、普遍辩护权尚未建立、职权主义特色依旧显著、律师素质参差不齐的当代中国，采取哪些措施才能使有效辩护合理建构起来并能维系下去?

一、有效辩护的美国经验及启示

美国的有效辩护，是在围绕如何理解与适用宪法修正案第6条规定的“被告人有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和第14条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而引发的一系列判例中昭示的。

美国宪法修正案第6条于1791年通过，但在1898年还被联邦最高法院理解为“被告人自己选择”辩护律师的权利［1］。虽然联邦最高法院在1938年申明要为所有重罪被告人提供律师帮助［2］，但仅限于联邦诉讼中的审判阶段，而且不适用于各州。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63年的吉迪恩案，该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基于“正当法律程序”，第一次要求各州政府为审判阶段重罪案件被告人提供律师帮助［3］。之后，联邦最高法院在1966年的米兰达案中将重罪案的律师帮助权延伸至侦查阶段［4］，又在1972年的阿杰辛格案中将律师帮助权由重罪扩展到所有如被定罪将入狱服刑的轻罪案件［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