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东霞 刘政洲
纵观当今传媒生态,以强大科技手段支撑的新媒体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正是有了平民化的媒介手段,人更容易接近真实的社会公共领域,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参与程度得到增强。同时,由于传统媒体依然是进行新闻舆论活动的主力军,因此,人们依然更多地把对社会事务的监督寄托在专业媒体上。由“表哥杨达才”事件到“雷政富案件”,媒体以监督者身份介入社会生活的作用不断升温。
其实,在中西新闻学界,尤其在西方新闻体系中,媒体一直被认为具有独立于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制约并推动国家事务的行进。对我国而言,不仅在传媒飞速发展的今天,即使在古代封建王朝,也一直存在“第四权力”的痕迹。古时由于还未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职业记者,于是敢于直言不讳、大胆批评时政的知识分子及其团体就自然充当了舆论领袖这一角色。其中,士大夫,无疑是知识分子团体的核心和支柱。每逢民族危亡的关键历史时刻,他们都能选择挺身而出,针砭时弊,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逆境中抛头颅洒热血,发挥着类似于“第四权力”的作用。
对于植根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思想的“第四权力理论”,新闻学界已不陌生,陈力丹教授曾将其内涵界定为:“新闻传播媒体总体上构成了与立法、行政、司法并立的一种社会力量,对这三种权力起制衡作用。”①
此内涵下,作为“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