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非常相权”与其后的异变

虞云国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研究中国政治的美国学者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指出:“中国的政治体制中充满了尚未成为制度的组织。”①在王安石变法初期，有一个仅存在16个月的制置三司条例司②，曾被宋史学家漆侠誉为“主持变法的总枢纽”［1］97，也是这样一个在当时制度外的组织。关于它的创设，在推崇变法的传统语境下，往往不吝赞词而倍加肯定。但倘若结合宋代君主政体转向内在的动态进程，其创设的是非得失，以及由此引起的负面异动，仍有重加考量的必要。

一

宋神宗即位之际，变法与改革已成为君主与士大夫官僚的共识。借用余英时的说法，宋神宗以“一个少年皇帝一心一意在追寻重新塑造世界的伟大构想”［2］238。他首先寄望于元老大臣，得到的却是“安内为先”、“信赏必罚”之类空泛的告诫;失望之余，越发赞赏王安石的经世致用，期望与其共成一代治业。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标志其“得君行道”推行变法的发轫。宋神宗问以当务之急，他答道:“变风俗，立法度。”［3］卷327《王安石传》宋神宗让他拿出一套方案来，王安石首先倡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以便有力地推动变法。这对君臣当时有番议论。王安石认为，“今欲理财，则当修泉府之法，以收利权”［4］卷18。宋神宗对此深表赞同。北宋财权归三司执掌，其长官三司使号称“计相”。王安石收利权之说，显然有其预判:变法既以理财为主旨，必与三司旧体制扞格不入，有必要紧紧掌控利权。他向神宗设譬道:“今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则异论乘之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