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自救到文化救赎——大江健三郎和谐理想的终极诉求

邓国琴

（河池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广西 宜州 546300）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作为一个学生作家，大江健三郎就开始思考如何在创作中，把个人、民族和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并借助萨特的存在主义思想，思考并探究人的存在之本质。随着对人的生存状况探索的深入，大江发现，萨特的存在主义只是给处于荒诞困境中的人们打开了一扇希望之门，给予了人们精神上的慰藉，但不能真正切实地解决日本的社会及文化问题；同时他也看到，任何外在的东西都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根本，化解矛盾的关键还在于人自身。因此，大江在抗拒着极力表现荒诞情绪的欲望，奋力升华到超越荒诞的生存困境的层面，他执著地探索着实现人类自救的可能，这也是他所理解的人生存的本质意义，那就是要克服人生的各种障碍，直面现实人生，战胜痛苦和厄运。受米兰·昆德拉小说精神的影响，大江的作品中充溢着一种具有希望和积极姿态的“战斗的人道主义”。作为作家的这种哲学思想的体现，文本中的很多人物在经过“炼狱”的煎熬之后，最终都获得了新生。他们获得新生的途径便是“个人自救”。

一

其实，大江创作初期的“自救”意识表现得并不明显。或者准确地说，没有清醒意识到和认真思考过。他在1966年的《对于作家本人，文学是什么》一文中说得明白：“很显然，我在写这篇文章时，所谓的‘个人自救’的小说或文学的功能性的命题已在我的文学中初见端倪，只是我处于某种不明朗的期望中试图抵触它，而现在我感到它更强烈、更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