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万境外NGO在华奔波

本报记者 向莉 本报驻外记者 柳昭 李珍 纪双城 青木 陶短房“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这句近年来越来越被中国人熟知的口号背后，是一个名为野生救援协会的海外非政府组织（NGO）付出的大量努力。在中国约200万NGO中，像野生救援协会这种能够在中国顺利注册和开展活动的海外NGO并不多。不少海外NGO由于其背景身份遭遇了不少非议，曾经揭露“归真堂”活取熊胆的亚洲动物基金项目总监乔博理就曾非常苦恼被国内称为“西方医药集团的代理”。近年来，国际上政治动荡，让许多国家政府收紧对本国有海外背景NGO的控制。不久前，外媒风传中国彻查在华境外NGO及其活动情况。有中国学者对《环球时报》称，随着中国社会的开放，NGO始终是与政府构成相辅相成的促进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方面。除了国际NGO，国内NGO也在不断发展壮大。有报告显示，大多数在华海外NGO乐于和政府部门合作，但中国现行的NGO登记管理体制不完善、不健全，造成许多外国NGO“求告无门”，既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也给中国自身对外国NGO的规范管理出了难题。在华海外NGO四成来自美国近年来，各种野生动物保护组织成了在华发展最快、最活跃的海外NGO。除了以“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公益广告积极推动拒吃鱼翅等活动的野生救援协会外，用“熄灯一小时”等城市行为艺术秀闻名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以及善于以激进行动制造舆论的绿色和平组织都在中国开展活动。在这些国际环保NGO中，总部位于香港的亚洲动物基金曾因号召抵制“玉林狗肉节”和活取熊胆等活动而在国内备受争议。亚洲动物基金项目总监乔博理先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当年“归真堂”事件中，他们确实遭遇不少非议，不乏有人攻击亚洲动物基金是“西方医药集团的代理”，更有甚者将他们描述为“西方反华集团”。“这种行为是恶意抹黑亚洲动物基金，其目的就是试图将舆论的焦点从活取熊胆上转移。”他说，当时亚洲动物基金发起抵制活取熊胆活动，是因为基金创始人谢罗便臣女士1993年在广东一所养熊场的暗访中亲眼见到了活熊取胆的残忍。乔博理说，亚洲动物基金目前有三个项目正在运行：拯救黑熊项目、猫狗福利项目以及终止虐待动物项目。基金将揭露以公共娱乐和商业开发之名对动物进行的虐待，比如动物在强制性马戏表演、动物园及野生动物园为娱乐大众而进行的活体投食中所遭受的虐待等。对于国内争议以及外媒一度风传中国政府将彻查海外NGO的传言，乔博理却说，我们的优势在于我们的拯救黑熊项目是得到国家林业局批准和四川省林业厅认可的。目前，亚洲动物基金与四川省林业厅共同在成都建立了一所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黑熊救护中心，并已经解救超过285头取胆黑熊。亚洲动物基金也有很多烦恼。乔博理说，最大的尴尬在于作为香港注册的NGO组织，想在内地生根发芽，获取一个正式身份仍有一定难度，“我们期待政府能够有更多利于境外NGO发展的政策出台”。海外NGO在中国的出现，最早始于19世纪后半叶，当时一批海外NGO随着中国开放门户、解除教禁而进入，分布在慈善、医疗、教育、宗教等领域。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后，境外NGO逐渐重返中国，并将活动范围扩展到环保、妇女儿童权益保障、艾滋病防治和公民社会等领域。中国到底有多少海外NGO？由于相关统计不健全，许多国际NGO不肯或未能注册，中国到底有多少海外NGO一直是个谜。清华大学NGO研究所的报告曾估计总数在1万家左右，广西社科院专家也曾发表论文称，在华的海外NGO约6000家以上，其中最多的是美国NGO，约占总数四成。这些海外NGO中，大约一半为商会、行业协会等经营性组织，另一半则是慈善、公益类组织。路透社曾称，目前许多外资NGO在中国境内运作，大都是工商注册。中国政府对其中一些组织怀有戒心，怀疑它们传播西方的价值观。中国要求所有非政府组织都要登记，但由于程序复杂困难，许多中国本国和境外非政府组织不得不在未登记的情况下运作。英国《经济学家》不久前在题为“走进中国的NGO”的文章中称，随着社会的开放，中国政府对NGO的态度趋向宽松，但也是随国内国际政治局势而一波三折，政府始终保持着相当程度的控制。近年来，由于城镇化发展迅速、社会复杂程度加剧，中国政府把一些公共服务的职责和权力下放到地方，这为包括海外NGO在内的民间团体赢得了较宽松的发展空间。中国现在已经约有200万NGO，其中只有少数是海外NGO，这些组织一方面 “满足了社会需求和中产阶级的参与愿望”，但另一方面也“令政府管理面临难题”。多国加强对外来NGO管控“外国NGO的工作常常是‘非常敏感的，可以想象，如果有国外基金会向我们国家议会或政府提出什么建议，我们也会觉得奇怪。”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负责人卡拉特巴理曾这样直言不讳地对在德国的外国NGO说出自己的看法。随着国际局势的动荡，外国背景NGO在不少国家引起争议，一些国家政府也对外国背景NGO加强控制。俄罗斯近年来对外国背景NGO进行严格管理。2012年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非政府组织法》。法律规定，接受海外资助并从事政治活动的NGO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 这些组织必须一年两次提交活动情况报告，并接受年度财务审计。如违反法律，将被处以30万至100万卢布的行政罚款。违反刑法者最高可被监禁4年。普京不久前在联邦安全会议上称，要求确保不让西方利用本地非政府组织煽动骚乱。他说，“俄罗斯法律提供了非政府和公共组织得以自由透明工作的条件，但我们绝不接受它们被用作破坏性目的。我们不会接受乌克兰出现的那种情况，当时该国的许多状况都是通过非政府组织发生的，这些组织变成了反宪法政变的突击部队，从海外接受资金。”西方国家同样对外国NGO十分警觉。最近，英国媒体中最关注的话题之一就是一些受俄罗斯资金支持的非政府组织，在英国等欧洲国家抵制当地开采页岩气。英国《金融时报》称，俄罗斯秘密向欧洲环保团体提供资金和开展合作，以环保为名抗议开采页岩气，从而维持欧洲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在伦敦访问时也提到，“俄罗斯主动与欧洲环保非政府组织密切往来。这是俄罗斯精心策划的。”德国发展援助和NGO领域的专家克莱门斯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德国目前有各类NGO达50万家，其中数万家为外国NGO，而许多德国NGO在国外也有众多分支。他说，在德国或欧洲，NGO登记注册非常简单，基本条件也就是：人数在7人以上；有透明的资金开支，并接受监管等。克莱门斯同时称，注册简单并不是说德国政府机构就不监管这些NGO，相反，德国会对那些可能存在违反德国宪法、损害德国利益的NGO进行暗中监督。每年，德国还会审查各个NGO的业务，特别是资金情况。透明是海外NGO生存根本无论是从NGO本身的管理，还是从国家对NGO的管理来看，严格规定这些组织的透明度很有必要。亚洲动物基金项目总监乔博理说，“NGO的管理透明度，直接牵涉公信力。透明也是对公众的尊重和负责，我们非常看重。”福特基金会北京办事处首席代表高倩倩女士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表示，我们相信在所有方面都透明对于这个行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她称，1979年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以后，福特基金会开始在中国资助项目。从资助中国的第一个项目起，福特基金会就一直是中国政府的客人，在日常运作方面没遇到过问题。福特基金会的资金在美国，基金会受美国国家税务局管制，每年必须完成极其严格的报告程序。基金会所有项目的资助信息，包括受资助方、资助额、项目目的等全部公布在基金会的网站上。在中国，基金会也定期向相关部门提交资助报告。实际上，多数境外NGO倾向与政府合作。北师大社会学系2011年一份调查显示，选择经常和政府部门合作的外国在华NGO比例高达74.5%，不经常但不排斥合作的比例为19.1%，加起来高达93.6%。有学者称，中国现行的NGO登记管理体制不完善，造成许多外国NGO“求告无门”，既影响了其作用的发挥，也给中国自身对外国NGO的规范管理出了难题。由于受到众多限制，一些境外NGO为方便办事，选择和党政机关“拉关系”或与本土NGO形成共生关系，这样一方面容易滋生腐败，另一方面容易导致境内NGO受制于人，丧失独立性，并带来管理上的许多隐患。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领域专家李伟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管理组织形态，NGO在很多方面有自身的优势，在全球都非常活跃。但是同时也应看到，境外NGO涉及的领域方方面面，程度不同带有西方意识形态色彩，有些NGO背后的资金具有强烈的国家色彩。因此，要想发挥NGO的积极作用，一方面应积极接纳，同时也必须有一整套规范，尤其对资金、账目、信息披露等方面，建立完善的监督、调查机制。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在华海外NGO的积极作用，将其消极性控制在最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