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我与超我的失衡

孙彩霞

摘要：刘备的悲剧命运妇孺皆知，许多人从历史的角度作出解释。本文从心理传记学的角度，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对此作出全新阐释。研究表明：前期，刘备的本我被压抑，在超我的指导下形成了善纳众谏、镇定自若、不骄不躁的性格特征，促使他从贩履织席的平民登上蜀汉皇帝的宝座；后期，本我释放过度，本我所体现的拒纳众谏、急躁冒进、恃胜而骄的性格特征导致了夷陵之战的失败，最终导致了刘备的悲剧命运。

关键词：心理传记学；刘备；本我；超我

一、引言

刘备“雄姿杰出，有霸王之略”，是三国时期伟大的政治家。作为历史上仁义忠厚的英雄典范，其为人之道与君臣之道一直受人褒奖。在汉末群雄角逐的年代，土地兼并、瘟疫盛行、 军阀割据等社会问题异常突出，倚兵仗将、跨州连郡者不计其数。刘备集团与其他各军阀相比，实力更是相形见绌。“安身守命以待天时，不可与命争也。”但是年幼以贩履织席为业的刘备却凭借“折而不挠，败而不倒”的精神，屡次与命运抗争，摆脱命运的束缚。一次次的失败、逃离、依附，最终使他成就一番帝业。在群雄争霸中占据一席之地，刘备建立蜀汉政权，摇身成为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势力之一，皇帝梦终于实现。然而正当他走向事业的巅峰，蜀国也正强大的时候，他的谢幕表演——夷陵之战紧接着上演了。夷陵之战也被称为猇亭之战，是三国时期刘备率诸军伐吴的重大战役，同官渡之战、赤壁之战齐名，是三国中关乎蜀国政权存亡的三大战役之一，同时也是刘备一生中最大的决策失误。这场战役中刘备集团的惨败成为蜀国在三国鼎立势力中由胜到衰的转折点，同时也揭开了刘备个人以及刘备集团的悲剧命运。刘备从蜀汉皇帝到夷陵之败仅仅经历了两年时间，在位时间如此之短，在历史上也很鲜见，还没有来得及享受成功的喜悦却要品尝失败的痛苦。

那么，一个能从平民登顶皇权的“盖世英雄”， 是什么导致他的性格急剧逆转？ 是什么导致蜀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急剧衰亡？从历史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刘备的失败归结于蜀国相对薄弱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等客观因素。但是刘备在其势力比较薄弱的创业初期，尚且能够凭借自己的不懈努力成就一番事业，但为什么在已有一定成就之时却急剧走向衰亡？很显然，决定成败的主要因素不在外部，而主要在其内心。本文尝试从心理传记学这个独特的视角，用精神分析理论创始人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和本能压抑理论对刘备的人生悲剧作出全新的

阐释。

二、心理传记学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

心理传记学是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新兴的学术领域，作为质性研究的典范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艾伦·艾尔姆斯曾说过“心理传记学是心理学研究的一种方式”[1]。这是一种独特的研究方式，区别于传统的实验研究，走出了人工控制、模拟的实验环境，进入真实的生命世界。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对象也不是匿名的，而是那些存在于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真实的生命个体。简而言之，心理传记学就是收集传主的相关资料，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方法，从相关资料中寻找突破口，对“悬疑性问题”进行解释，进而了解传主生命发展全过程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和传统的量化研究不同，不是为了追求统计上的显著，而是更多地考虑社会文化因素，还原“人”的真实面目。同时这种研究方法的目标不是为了寻求一类人的共同性，而是探求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正是由于这种研究方法的特殊性，才使得心理传记学具有了独特的科学研究价值，为更多的研究者所接受。

精神分析与心理传记学的相遇始于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所写的 《列奥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一个记忆》，这篇文章堪称心理传记学的开山之作。而后埃里克森的《甘地的真理》《青年路德》推动了心理传记学理论与方法的发展。精神分析理论的融入使心理传记学具有了“现代化”的特征。弗洛伊德在《本我与自我》一书中指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组成。本我处于人格结构最底层的无意识领域，是本能欲望的储存库，追求快乐原则。自我迂回于本我和超我之间，起一种调节作用，将不被社会接纳的东西压抑和储存到无意识领域，帮助本我躲开外部世界的威胁，从而促进人格的协调发展，自我奉行的是趋利避害的现实原则。超我则处于人格结构的最高层，由自我理想和良心两部分组成，受道德原则支配，是一切道德的代表。它的功能是抑制本能冲动并按照社会道德规范监督自我。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对我们如何研究人具有重大的启发意义，尤其对于如何建构和谐的人格观，如何使人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用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分析一代帝王刘备，我们可以形成如下清晰的轮廓。

刘备一生的奋斗历程也表现出本我、自我和超我这三者的互动，但是对刘备而言，这一互动又别具特色。夷陵之战不仅是刘备悲剧命运的转折点，也是刘备性格急剧变化的转折点。夷陵之战前，超我占据主导地位，本我被压抑，毫无表露。年幼的时候刘备便有“兴复汉室”的伟大理想，这个理想好比是超我里的自我实现。之后刘备一直以超我为准则，为实现超我的伟大目标而不懈努力，严格约束自己的行为，压抑本我与超我相冲突的无意识欲望。刘备早年颠沛流离，投奔多个诸侯以求时机，从坐镇徐州到依附刘表，他的军事谋略和眼光也逐渐趋向沉稳持重。虽“机权干略不逮魏武”[2]，但“弘毅宽厚，知人待士”[2]，谦卑有加，不骄不躁。正是这种难得的超我主导所形成的性格特征成就了他非凡的霸业。尤其是赤壁之战以后，刘备的人生达到最辉煌的时刻。他运筹帷幄，正确判断当时形势，意识到联吴抗曹的军事战略意义，善纳众谏，谨慎行事。从而下荆州、取益州、夺成都、定汉中，建立了蜀汉政权。

然而，实现超我“兴复汉室”的伟大理想后，刘备被胜利的喜悦冲昏了头脑，失去了一个王者应该具备的理智，不再如以前那样谨小慎微，对本我也不再有意识地压抑，本我冲破束缚进入意识领域，压抑已久的本我释放过度。这时本我超越自我和超我，占据主导地位，三者失衡。刘备的性格在后期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拒纳众谏，一意孤行；急躁冒进；刚愎自用，恃胜而骄；与达到事业巅峰前的刘备判若两人。本我对刘备悲剧的作用集中表现为作出错误的军事决策，举倾国之兵攻打吴国，导致夷陵之战的失败。从此蜀国走向了衰落，刘备也骤然从人生的巅峰跌落最低谷，完成了他最悲情的谢幕。

三、早期：压抑的本我

本我是人生命的核心，也是人格结构中最基础、最恒久的部分，在人的精神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所以正确地认识本我、了解本我，对构建和谐的人格具有重要意义。“本我是人本性的自然性或者动物性的一面”[4]，不受理智和逻辑的约束，也没有道德观念、善恶的标准，所以具有非理性的特征。它的惟一目的就是发泄本能冲动，追求快乐原则，好比是一个天真任性的孩子，无拘无束，即所谓“原始”的人。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在他的需要层次理论中指出，本能处于人类各种需求的最基础位置，为人类的生存提供源动力，我们不能消除它，但可以对其进行理性控制。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比较容易冲动，有些人比较自我，有些人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不顾他人的感受，与他人发生冲突，有些人不懂得在个人需要和社会规则中作出协调。这些人的本我都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设想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按本我来做事，不受约束，随心所欲，这个社会将无法正常运行。正如《潜意识的意义》一书所说：“如果要在社会中与他人和平相处，就必然对本我进行束缚和压抑。”[3]“压抑是精神分析最为核心的概念”[3]，是一种最重要、最基本的防御机制。压抑往往是将意识所不能接受的冲动和欲望潜藏于无意识领域。但是过分的压抑，会使个体出现心理疾病，进而引发各种神经症。同时，压抑具有暂时性，欲望并没有真正消失，而是在时机成熟时以伪装的形式再次出现。综上所述，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更大限度地发挥我们的才能，适度对本我进行压抑是

必要的。

东汉末年，朝廷腐败，皇权旁落，奸臣当道，百姓苦不堪言。刘备出身贫苦，少孤，与母以织席贩履为生，辛酸自知。正是这样一个落魄不堪的处境，使刘备产生了对皇权的崇拜。史载“先主少时，于宗中诸小儿于树下戏，言：‘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2]这看似是儿童口出狂言，实际却是胸怀大志的无意识流露。“兴复汉室”是刘备一生追逐并为之不懈努力的伟大理想。

但是刘备本我与生俱来的真实、原始的性格特征并不利于超我的实现，刘备便有意识地对其进行压抑，使其暂时潜藏于无意识领域。本我在刘备成为蜀汉皇帝之前一直毫无表露。前期，在超我的作用下，刘备的性格特征主要表现为：善纳众谏，谨慎行事；沉稳持重，镇定自若；谦卑有加，不骄不躁。刘备一无地盘，二无兵马，寄人篱下，在群雄角逐中屡战屡败，但是屡败不倒，凭借自己不服输的气势抗击天下权贵，最后建立蜀汉政权。这与其积极的性格特征是分不开的。

1.善纳众谏，谨慎行事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5]足可见善于听从别人的意见对一个人的成功多么重要。由于我们个人思维、能力、视野的局限，独自进行重大决策时往往会感到力不从心，而且会有很多失误，所以我们要广开言路，善纳众谏。历史上的政治家由于善纳众谏而最后取得成功的例子不计其数。春秋时期，秦孝公任用商鞅，先后两次变法，废除奴隶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成为当时七国中最富强的国家。西汉刘彻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的建议，保障了黄河流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唐朝唐太宗和唐玄宗均颇具政治眼光，善于纳谏，在他们统治的时期，社会安定、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刘备也不例外，他出身卑微，势力薄弱，从黄巾起义起兵之初，便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要实现“兴复汉室”的伟大理想，只靠一个人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他人的智慧。于是他求贤若渴，四处网罗人才，对文臣武将的建议都能仔细斟酌，虚心采纳。他不仅善于纳谏，而且不顾自己年长的身份主动求谏。“三顾茅庐”的历史佳话一直为后人称赞，刘备躬身三次请诸葛亮出山，毫无骄横之态。他的谦卑和诚心打动了诸葛亮，诸葛亮最终答应出山，此后一直献计献策，辅佐刘备。“隆中对策”指明了刘备嗣后的军事战略方向：东和孙权，北拒曹操；先取荆州，再取益州。其历史意义不可估量。古语云“得人才者得天下”，刘备在以后的军事、政治生涯中，正是得益于诸葛亮的出谋划策、鼎力相助，才奠定了他三分天下的基业。刘备素有“宽仁有度，得人死力”的美誉，对待人才一视同仁，不以貌取人，而是善于接纳，将其价值最大化。张松和法正本属刘璋麾下，刘璋昏庸无能，毫无大志，于是他们转投曹操，但曹操“不存礼松”。张松倍受屈辱，志不得酬，回到益州，劝刘璋和刘备结好。刘备礼遇张松，对其尊重有加。张松为了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里应外合，出谋划策，最后击败刘璋，顺利攻占益州。此时超我的理智战胜一切，所以刘备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审时度势，善纳众谏，谨慎行事。刘备将“跨有荆益”作为既定目标，也就有入蜀的打算。诸葛亮和庞统在谋划取蜀的大计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初期的行动中庞统的作用尤为突出，向刘备献出了夺取成都的计策，史称“庞统三计”。刘备采纳“中计”，一举夺下成都。刘备在定蜀之初，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听从诸葛亮之议“刑法峻急”，采用刘巴“平诸物贾”的计策，治理当时的经济困境。此外，刘备对曾经反对过自己的人，也能不计前嫌，以德报怨，对他们的计策更是虚心接纳。黄权，作为刘璋的属下，曾坚决反对刘璋邀刘备入蜀，而且最后才投降，但是刘备不计前嫌，拜其为偏将军。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黄权随军出征，运筹帷幄，出谋划策，杀夏侯渊、占据汉中都是黄权的计策。董和、李严、许靖都是刘璋的部属，曾坚决反对刘备征蜀，但在归降刘备后都得到了重用，他们最终成为蜀汉集团的核心人物。刘备独特的用人之道，营造了一种宽松的进谏氛围，使文臣武将都能畅所预言，各抒己见，刘备也能仔细斟酌，积极采纳，谨慎行事，为以后在群雄争霸中崭露头角，建立蜀汉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沉稳持重，镇定自若

刘备的一生坎坷无比，常常被追打得落荒而逃，自身难保。但一次次的打击磨难他都咬牙挺过来了。据不完全统计，刘备一生征战22次，其中胜利9次，失败13次。失败的次数远大于胜利的次数，所以刘备一直处于被追击的逃跑状态，但是每次都能成功脱逃，化险为夷，这正是凭借着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的良好心态。刘备一生中四失妻子。其中吕布就两次擒到刘备的妻子。公元195年，曹操攻打吕布，被打败的吕布被迫投降于刘备。公元196年，袁术攻打刘备，吕布借机投靠袁术，偷袭刘备，掳走刘备的妻子和儿子。最后刘备借助曹操的势力打败吕布，才夺回自己的妻子。公元200年，刘备参与“衣带诏”事件谋杀曹操，事情败露，曹操攻打逃到袁绍处的刘备，刘备大败，曹操虏获刘备的妻子及关羽。公元208年当阳之战，曹操在长坂追上刘备，刘备不得不抛弃妻子逃跑，这次刘备的妻子并没有被曹操俘获，赵云于乱军中救出了刘备的妻子和孩子。一次次的妻离子散，一次次的关键时刻，刘备依然能不慌不乱，冷静面对。甚至可以暂时放下亲情，以大局为重，这种镇定自若的心态无人可比。在“煮酒论英雄”的典故中，刘备的镇定自若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喝酒过程中曹操说当今天下就刘备和曹操两个英雄时，刘备以为曹操看穿了他的心思，手上的筷子掉到地上。幸好这时候打雷了，刘备于是说雷声把自己吓到了。曹操觉得会被雷声吓到的人是成不了大器的，于是对刘备放松了警惕。小不忍则乱大谋，刘备锋芒暂隐，静待转机，镇定自若，这种良好心态一次次解救刘备于危难之中，一次次使他化险为夷。为以后的成功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3.谦卑有加，不骄不躁

刘备具有特殊的人才凝聚力，善于团结各类人才为其效力，而且这些人才都对刘备忠心耿耿。张飞、关羽、赵云、诸葛亮便是很好的代表。据史载，刘备麾下的人才相当稳定，一直跟随刘备，没有弃之而另投他者，这正是由于刘备的谦卑，使他们死心塌地为刘备效劳，一生追随，誓死不变。刘备起事之初，手下只有关羽和张飞。“先主与二子寝则同床，恩若兄第，而稠人广坐，侍立终日，随先主周旋，不避艰险。”[2]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他们之间的真挚情感，同时也可以看出刘备的谦卑，与他们一同吃睡，毫无尊卑之分。日后他们之间的情谊有增无减，与袁绍、袁术之间的自相残杀形成鲜明对比。再如，关羽被曹操俘获，曹操施予重金希望关羽可以为他出谋划策，但是关羽不为所动，在时机成熟时毅然离开曹操，又去追随刘备。足以见得刘备身上所具有的独特人格魅力，使人才可以始终不渝，誓死效劳。赵云本是公孙瓒的部下，但也被刘备的谦卑所吸引，最后投靠刘备，不离不弃，始终忠于刘备。

综上所述，前期，刘备在超我的主导下所形成的性格特征，使刘备善于听从不同人的建议，遇到任何困境都临危不乱，凝聚了一批誓死追随的人才。自身的素质加上外在的帮助，使刘备的成功成为一种必然。

四、后期：失控的本我

公元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年号章武。刘备久战沙场，最后谋得三分天下，也算是功成名就。但是当他做了君主后，却失去了一个王者应有的冷静，不能顾全大局，忿而出兵，最终酿成了晚年的灾祸，托孤白帝城。夷陵之战爆发于公元222年，是刘备企图为关羽报仇而和孙权进行的一场战争，试图通过战争夺回荆州。在战争中，刘备凭借着屡战屡捷的战斗士气、有利的地形和充足的军资原本完全可以打赢这场战争，但是刘备却败在了孙权的一个小将陆逊手中，这是为什么？作为一军统帅，刘备战遍大半个中国，戎马一生，鞍马劳顿，未必不懂军事，为何会仓促起兵？为何会在战术上犯错误？为何会不识陆逊的火攻？为何会去发动一场根本没有意义的战争？也许我们可以说是由于年龄增长导致了他的某些不明智举措，功成名就模糊了他的睿智之心，埋葬了他的沉稳心态。但这些都是外在的客观因素，根本原因在其内心：刘备不再如先前一样能很好地控制本我，致使其人格结构中压抑已久的最真实、最原始的部分浮出水面，超越超我和自我的主导地位，三者失衡。这时体现出来的才是最真实的刘备形象。“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从某种角度来说，性格对悲剧的产生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是决定历史事件的内在因素。

1.拒纳众谏，一意孤行

前期的刘备由于善纳众谏，积极听取不同人的意见，带来了事业的鼎盛。但此时他却一反常态，一意孤行。为了阻止这场战争的爆发，群臣纷纷进谏：诸葛亮一开始就深刻地指出：“不可，方今吴欲令我伐魏，魏欲令我伐吴，各怀诡计，间隙而乘。王上只宜按兵不动，且与关公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可也。”[6]他希望刘备慎重考虑，不要贸然出兵，暂且先给关羽举办丧事，等待孙权和曹操不和的时候，趁势而攻伐。但是刘备并没有审时度势，从大局考虑，而是对诸葛亮的建议置若罔闻。接着赵云劝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且先灭魏，则吴自服。”[7]赵云的劝谏之词虽然体现了武将的理想主义，但其主旨是很明晰的：提醒刘备要认清当前复杂的形势。此时，曹魏已横扫中原，建立了稳固的根基，汉中之战大大激化了蜀魏两国的矛盾，赤壁之战后，魏国一直将矛头指向孙吴，但刘备夺取汉中后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刘备一旦东征，吴蜀联盟不仅被破坏，还会使曹魏坐收渔翁之利。赵云本来是公孙瓒的部下，投靠刘备后无论遇到何种危难困境，总是挺身而出，对刘备忠心耿耿。刘备因此盛赞赵云“子龙一生都是胆也”[7]。但此时对赵云的劝谏，刘备也不予采纳，一心只想为关羽报仇，因兄弟的小义，而不顾“兴复汉室”的大义。赵云接着劝谏：“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6]赵云希望刘备不要因为自己的私怨恩仇而耽误了统一天下的大计，要以“天下社稷为重”，如此推心置腹的劝谏，刘备还是没有采纳。和赵云一起反对东征的还有秦宓，“广汉秦宓上陈天时必无其利，先主怒，絷于理。”[8]如此的忠言并没有唤醒复仇情绪强烈的刘备，反而使他将秦宓抓进监狱。“臣死无恨，但可惜新创之业，又将颠覆耳！”[6]此时的秦宓已经预见到了战争的结局，但是刘备却深陷复仇的困境无法自拔，拒纳众谏，誓死伐吴，以致走向最后的灭亡。

2.急躁冒进

刘备一向以镇定自若著称。兵败当阳，后有曹操的追兵，一行辎重千辆，沿途又有不断投靠的百姓，包袱重，行动缓。即使在快要被追兵追上的紧迫状况下，刘备依然不慌不忙。即使在赤壁之战中，刘备都未曾急躁过。但是夷陵之战，刘备本我的急躁超越理智，急于复仇，急于出兵，根本无暇研究双方的兵力，贸然出兵，最终被陆逊所败，刘备的急躁冒进与吴将陆逊所表现出来的理智冷静形成很大的反差。陆逊成功的出发点在于紧紧抓住了刘备的焦躁、冒失、求胜心切，并以此为突破口“火烧连营”取得大胜。

3.刚愎自用，恃胜而骄

夷陵之战之初，在夺取了一系列胜利，进位汉中王，据有巴蜀之地之后，蜀汉军心士气甚锐。此时的刘备也被连续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心气十足，开始飘飘然起来，全军上下产生了一种骄傲轻敌的情绪，不再谨小慎微，而是麻痹大意，忘乎所以。陆逊的一段话就足以证明：“备是猾虏，更尝事多，其军始集，思虑精专，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部复生，犄角此寇，正在今

日。”[2]此时的刘备甚至对一向很害怕的曹操也不放在眼里了，竟然狂妄地说“曹操虽来，无能为也”。[2]如此多的胜利，使他不仅敢称王称帝，而且还让关羽攻取襄樊，对吴魏同时用兵。关羽被杀，仍然没有唤醒刘备，他依然认为自己的兵力远超吴，无需做更多的准备，无需练兵，无需进行周密的布兵、进军计划。在夷陵之战以前，刘备的谦逊和关羽的刚愎自用形成鲜明的对比，但是夷陵之战后，刘备却和关羽的性格一致了，自以为兵多将广，所向披靡，可以一举攻下东吴，然后伐魏。然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兵力，过低地估计敌方的力量，只能带来失败。夷陵之战的失败在所难免。

综上所述，后期，当超我的理想实现时，刘备放松了警惕，忘乎所以，失去了王者应有的理智和冷静，不再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言行，对本我也不再适度控制。没有了外界的约束，压抑已久的本我释放过度，导致三者的失衡，最终导致了夷陵之战的失败和刘备集团的急剧衰亡。

五、一种假设：健康发展的自我

弗洛伊德指出：完整的人格结构是由本我、自我和超我三者构成的一个能量守恒的封闭系统。这三者相互作用，相互调节，从而形成一种动态结构而不是静态组合。如果一个人的人格要得到正常的发展，形成和谐健康人格，这三者的能量要保持动态平衡，处于协调状态。如果这三者的能量不能彼此协调，厚此薄彼，就会导致人格障碍，形成畸形人格。因为整个人格系统的能量是守恒的，如果其中一者的能量增大，其他二者的能量必然减弱，三者的动态平衡也就破坏了。假如超我占主导，个体就会过于道德化、理想化，脱离实际，趋于“道德”人；若本我占主导，个体就会一味地追求快乐而不顾社会和他人的利益，容易产生错误的判断或者不道德行为，不会用理性思维审视一切问题，容易偏激，趋于“原始”人；若自我占主导，个体就会过于实际，缺乏理想与追求，趋于“现实”人。三者中任何一者的能量过高或者过低，都会造成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偏差，导致人格障碍，形成心理疾病。所以一定要维持三者的动态平衡，以形成和谐人格。

纵观刘备的一生：早期，超我占主导；后期，本我占主导。三者的能量一直处于失衡状态，不能彼此协调平衡。那么怎样才能使一个人既有伟大的理想而又不抹煞其本能欲望？弗洛伊德认为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自我。“健康的人格状态中，自我成为精神的主体，将本我的欲望适应于超我和现实的要求，一边又满足这种欲望的状态。”[9]由此可见，自我是人格结构的管理者和执行者，在人格结构中处于重要地位。它好比一位“仆人”，侍奉着三位主人：本我、超我、外部世界。整个人格系统和谐的关键是看自我是否强大，如果自我足够强大，健康发展，就能很好地协调三者的关系，最大限度地满足本我、超我和外部世界的要求，协调三者的能量，使三者平衡。

由此我们可以做这样一种假设：如果刘备拥有健康发展的自我，可以很好地协调本我和超我，维持动态平衡，形成和谐人格，结局又是怎样呢？夷陵之战是刘备的一意孤行之殇，本来蜀国建立后就应该结束连年战争，修养生息，安居乐业，储存力量，以便日后兴复汉室。这原本也是诸葛亮为蜀国制定的国策，但是却被刘备破坏了。以怒兴师，犯了兵家之大忌。战争中，刘备决策失误却仍自以为是，不听劝告，最后以战败而告终。如果拥有健康发展的自我，平衡三者的力量，其后期压抑的本我也不会过度释放，也许就可以从源头上避免夷陵之战的爆发，蜀国的势力也就不会受到严重挫败，辉煌就可以持续，刘备统一中原也是有可能的。

六、总结

综上所述，从心理传记学的角度，我们对刘备悲剧的成因有了全新的认识，造成这一历史悲剧的最主要原因不是外在的客观因素，而是内在的心理因素。我们对刘备一生的奋斗历程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刘备的一生主要分为两个阶段：早期，本我被压抑，一直没有表现出来，在超我的主导下刘备完成了由贩履织席到蜀汉皇帝的华丽转变；后期，压抑已久的本我释放过度，本我与生俱来的性格特征最终导致了夷陵之战的失败，进而造成了刘备的人生悲剧。通过早期和后期的对比，我们发现刘备的性格在超我和本我的主导下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前后判若两人，我们看到两个截然不同的刘备形象。前期超我主导，后期本我主导，本我、自我、超我三者的力量失衡，导致刘备形成了不和谐的人格，内在的因素进而导致了刘备的悲剧，使刘备的衰落成为一种必然。

参考文献

[1] Schultz W T. 心理传记学手册[M]. 郑剑虹， 等， 译.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1.

[2] 陈寿， 裴松之.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3] 郭本禹. 潜意识的意义[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9： 49.

[4] 杨力. 本我 自我 超我——论张生的人格结构[J]. 名作欣赏， 2010， 17： 6.

[5]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

[6] 张道葵. 夷陵之战审视[J]. 湖北三峡学院学报， 1997.

[7] 黄昕玮， 苏珂， 阳建雄. 三国志· 蜀书· 赵云传[J]. 作文大王： 中高年级， 2009： 16-18.

[8] 常璩.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9] 张明. 揭开无意识之谜[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5： 74.

栏目编辑 / 王晶晶.终校 / 黄才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