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年代与北方诗歌

霍俊明

诗歌的“地下”状态在20世纪的发展中处于一种在国家、民族、战争、运动语境中不断被边缘化的一种尴尬处境。这在六七十年代更多是一种与主流和政治相对抗的隐伏状态，而到了1980年代中后期以来则更多显现出写作的“地方主义”和“江湖气”。文革结束之后以“今天”的创办为标志的北方诗歌迎来了又一个“理想年代”。这一时期《今天》的创办以及相关活动对“外省”诗歌的重大影响形成了公共媒体尚未敞开环境下油印机时代主导性的北方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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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地下”诗歌甚至包括后来的“今天”诗歌带有的现代性和探索性不是凭空产生的，但是一些诗歌也明显带有十七年主流诗歌范式的印记和影响。而这正是我们今天需要重新认识这一时期的先锋诗歌的入口，而不要盲目地推崇和过高的经典化和美化。推而广之，当时的很多“地下”诗人的写作都是存在着“多重性格”的。这呈现了个人话语和集体话语之间的龃龉——有冲突也有妥协。在长期的乌托邦的幻想与冲动中诗歌语言被浸染上道德判断和政治色彩，这就形成了过于简单的善恶对立的二元修辞体系。诗人往往是从阶级、斗争和思想纯粹性的立场出发，先入为主地对词语做出“好坏”的分类——“整齐的光明，整齐的黑暗”。然而在十七年和文革时期的众口一腔、万人同调的“战歌”和“颂歌”的大合唱中早已失效的僵化语言如“青山”、“旭日”、“红梅”、“大海”、“青松”、“向日葵”、“航船”、“红灯”等被广泛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