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南特职业教育思想探微

刘向荣+伏纲举

摘 要 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是美国20世纪中叶著名的科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对大学中的职业训练及中等职业教育模式、课程、就业指导等方面的论述蕴含着丰富的职业教育思想。在我国经济转型、失业加剧及大力推进职业教育的背景下，系统探究科南特的职业教育思想颇具现实意义。

关键词 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职业教育思想；青年就业；大学教育

中图分类号 G719.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219（2014）04-0067-06

作为哈佛第23任校长、战后公立教育改革家及广泛参与政治生活的科学家，詹姆斯·布莱恩特·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1893-1978）的哈佛改革、中等教育建议早已成为人们熟知的内容，但至今仍无人意识到这位国际一流大学的校长与公立教育改革家竟然与职业教育也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身居要职、视野广阔，科南特对国内经济萧条与局势动荡、国际竞争与美苏冷战等重大事件有着独特而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强化教育的社会功效是解决国内外各种问题的根本途径，无论是对大学中职业训练的诠释，还是对公立中学的改革建议，国家需求、职业训练与青年就业问题始终是其关切的焦点。

一、大学教育与职业训练

科南特在大学领域的改革论述中，正式将职业训练作为大学的功能之一，并阐释了大学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新型关系，以及大学政策制定的职业需求导向。

（一）确定职业训练为大学的职能之一

科南特的高等教育哲学兼顾了政治论与认识论的主张，认为大学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既是保持独立与自治的学者结合体，也要关注职业教育，增进知识并培育优秀公民。在哈佛300年校庆演讲中，他首次阐释了大学语境中的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对美国高等教育的职能进行了详尽论述。他认为，在大学传统的传承与流变过程中，有四支主流力量支撑与增进了大学的繁荣，即：“大学固有的对知识的促进、博雅艺术中的普通教育、成就各种职业的专业教育、提供社交冲动且永不熄灭的学生生活。”[1] 以上四部分是未来大学的基本职能，美国大学的未来“主要决定于保持这四支传统力量的平衡”[2]，力求使每一部分都不偏废或膨胀。他认为，“大学仅仅促进知识与培养学问，不过是一个研究机构；仅仅关注学生生活，只会造就一个学术领域的俱乐部或仅为学院操纵的足球队而已。”[3] 当然他也指出，只强调博雅教育或专业教育亦有弊端，“若不恰当地注重普通教育而打破各种力量的平衡，毫无疑问，学术研究的传统将会枯萎”[4]。对于成就各种职业的专业教育，过分强调亦不利于高等教育发展，因为当时社会对专业教育的需求日益扩张，“专业”一词的含义甚至有扩大至包含所有职业的倾向，他认为，这种影响一旦主导大学，“高等教育机构将会只提供训练而不是教育，增进知识的机构也会降格为提供物质财富的工具。”[5] 科南特从德国纳粹时代吸取的教训是大学不能进行单纯的职业训练，因为“特定类型的教育，或对某种职业的高级训练，是与对自由的压制相生相伴的”[6]。

显然，在高等教育职能上，科南特强调各职能的关系与平衡，而在同期的永恒主义教育家赫钦斯看来，大学是最具独立与批判性的机构，职业主义更多地与物质的商业主义相连，与高等教育追求纯正真理的智力目标是相背离的。在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的关系上，贝斯托（Arthur E. Bestor）和科尔纳（James D. Koerner）等人具体指出，两者在课程设置方面实际上是分离的。与科南特相比，科尔（Clark Kerr）设想的多科大学（Multiversity）容纳了高等教育的所有职能，但却不涉及各项职能间的关系与平衡。由此看来，科南特既将大学作为进行纯粹智力活动的场所，又拥护其对各种职业的训练，正式承认职业训练为大学职能之一，并与其他各项职能保持恰当的平衡，这种主张顺应了20世纪前期美国大学急剧扩张分化并强化社会服务意识的时代潮流。

（二）阐释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正确关系

科南特的普通教育主张是其教育思想的最大亮点，他在丰富和拓展普通教育内涵与对象的同时，论述了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内在联系。由于明显感受到了全球化趋势对教育的影响，他指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仅获取信息和发展专门技能远不足以提供正确理解的基础，必须培养勇敢而有判断力的通识性人才，才能更好地适应社会的新需求。为避免过分专业化导致的人才片面发展，他主张，在课程设置上要加强专业学科内部的交叉渗透，还要使自然学科与人文学科相互融合，以一种大家都接受的教育来统领或整合各个学科，这种教育就是普通教育（General Education）。“普通教育的核心问题，就是延续自由的与人文的传统。”[7] 科南特将普通教育课程分为三大类：即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数学。他主张，这些知识虽然按学科分类设置，但不能孤立地进行学习，必须教给学生了解整个社会必需的基本知识与方法，将其融合到专业课程的学习中，使各类学科知识形成合力，从而达到共同育人的目的。科南特主张的专业教育和普通教育课程搭配严谨适当，从而“避免了散乱、零碎、庞杂而缺乏内在联系的知识结构，形成了广泛、全面、有序、系统的知识结构”[8]。

与其教育哲学一脉相承，也与其化学家的身份相关，科南特强调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传统要素与现代科学知识的有机结合，这与推崇理性、排斥经验事实和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赫钦斯有着显著不同。应该说，在处理大学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理智训练与经验积累的关系上，科南特更加尊重教育规律和社会现实。他指出，“普通教育是有机联系的整体，专业教育是有机体中充分发挥功能的一个器官，专业教育负责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普通教育提供对关系的整体性及复杂性的理解，并赋予专业以意义和价值”[9]。普通教育服务于造就未来民主社会的合格公民，专业教育则重点弥补工业社会中各类专门职业人才的匮乏，二者相辅相成。当时美国社会的专业教育领袖们逐步意识到：大学单纯培养工程师和科学家而忽视文化品位与公民责任感的教育将会给未来的民主社会带来惨重损失。科南特敏感地意识到普通教育可担此重任，可以让大学“在为成千种不同职业提供专业教育与为造就公民而传递共同文化之间找到一种正确的关系”[10]。

（三）注重大学决策的职业需求导向

科南特认为，国家的物质繁荣与人口受教育程度存在很大的相关性。在美国与世界强国的科技与军事竞争中，大学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大学管理与政策制定必须以美国自由的工业社会为基础，密切大学与职业界及与国家需求的关系，在关乎国家工业能力和军事安全的科学家与工程师培养上，必须预测国家需求的可能性，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引导有能力的年轻人进入某些特定职业领域。

为加强与职业社会的联系，必须考虑招生、就业、应对政府需求等问题。为避免业已扩张的本科教育在学生就业方面进一步恶化，危及美国社会的稳定，科南特主张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压缩本科生数量。为完成国家急需的研发课题，在任哈佛校长期间，他鼓励大学教授通过科研合同的形式获取政府资助，掀起了大学与政府军工研发的合作热潮，他还在哈佛大学开设专门培训国家政治管理人才的课程，尽力满足国家的切近需求，广泛参与政治、军事、科技领域的事务。

20世纪中期，美国高等教育正处于多样化发展的时期，科南特是拥护初级学院的先锋人物之一，他希望基于社区的两年制学院能承担结合职业训练与培养完满生活的公共责任，为大学生提供普通教育和范围广泛的职业教育。各类高等教育机构应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减少人力物力浪费，更好地满足工业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为避免各类机构的无序竞争、保持整个高等教育系统健康发展，科南特主张应建立以州为主体的地方管理体制，通过“州际合约”（Interstate compact）① 来协调联邦政府的资助，保证教育政策实施的资金来源，制定适合各州实际的灵活多样的高等教育政策。州际合作组织需要处理好初级学院、大学职业教育与技术人员需求的关系，促进高中后职业课程的开设，保证“开发所有青年潜力的高中及以上教育机构适应高度工业化社会的就业需求”[11]。针对一些大学机构不考虑就业及学生想法而设置各种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的情况，科南特果断地提出“各州应关闭这些虚假的‘文凭制造厂”[12]。

二、中学教育与青年就业

科南特在他的公立中学主张中，特别论述了综合中学是兼顾升学与就业理想的中等教育机构，并就综合中学如何开设适合社区需求的职业课程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综合中学是兼顾升学与就业的理想模式

在承担职业教育的中等教育机构中，科南特承认有些社区依然存在大量专门高中，它们提供适应特定学生群体的教学，以满足地方贸易或工业需求。然而，出于社会学的考虑，他更青睐美国的公立中学，尤其对综合公立中学寄予厚望，视其为加强不同群体相互理解与宽容的重要工具，肯定其延续美国社会民主制度的重要性。由于战后经济的暂时繁荣与接踵而至的经济危机的刺激，强调公民教育与职业教育的综合中学逐步成为美国标准的中等学校类型。科南特将这种具有综合功能的中学看成是一种“在任何其他国家无一匹敌的机构”[13]。他说：“为了适应经济发展，忠于机会平等与地位平等的理想，这种无所不包的学校既实施共同的普通教育计划，也发展满足特殊兴趣与目标的专业教育，综合中学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典型特征。”[14] 科南特将综合中学的三重功能概括为：“第一，为所有的未来公民提供普通教育；第二，为准备就业的学生开设良好的选修课程，使他们学到谋生技能；第三，为准备升学的学生开设专门的高级文理课程。”[15]

显然，综合中学兼顾了升学与就业准备，在教育内容上更加强调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协调。首先，他规定全部必修的普通教育须具备三个特点②：应满足其所服务社区内所有年轻人的多样化需求，而不应预设专门服务未来学者、有实力的学者教授或有前途的木工；教学目标要关注学生的整体人格、情感、习惯、态度养成及智力开发；要关注学生的非专业性活动，即：不单纯考虑为生活准备的职业选择，而是在所有教育项目实施中，不鼓励将专业课程与一般课程进行严格划分。其次，在选修课程中，科南特要求开设广泛的职业课程和学术性文理课程。在选修计划上，他不仅要求选修课程间相互联系，具有序列性，而且要求选修计划要么以发展谋生技能课程为核心，要么以文理学科为核心。

科南特提倡的综合中学模式主要为了解决升学与就业、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在中等教育机构中的矛盾，因为二战后的公立中学教学质量不断下滑，毕业生就业压力加重，许多学生辍学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同时毕业生又无法满足社会对人才的新需求，中学招致家长、大学及用人单位的批评与指责。1957年，科南特开始对美国中学进行大规模调查，1959年出版调查报告《今日美国中学》（The American High School Today），大力提倡推广综合中学模式，他认为这一模式体现了美国人民相信并珍视的民主原则，是美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在一种管理模式下，在同一校舍（或楼群），为一个城镇或社区几乎所有高中年龄段的孩子提供中等教育。既负责教育未来可能成为原子科学家的男孩，也教育18岁就欲结婚的女孩；既培养有希望的船长，也培养未来工业界的巨头”[16]。总之，其为社区全体具有不同职业需求与专业抱负的孩子，营造一个民主的教育环境，提供学术与职业的良好且适当的教育。

（二）职业教育课程须与社区实际需求高度相关

科南特主张，在中学阶段，职业课程的开设必须结合社区实际，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还应与促进青年就业的社会组织合作，以提高职业教育课程与社区实际需求的相关度。他认为，若能劝说社区各零售商店适当打开就业之门，就可考虑开设市场推销教育方面的课程。如果学校位于农村社区，还应包括农业方面的职业课程，并视地方经济的需要为男生开设手工艺和工业课程，在11、12年级用每周半天的时间学习这种职业课程[17]。为提高课程与行业的相关度，他在改进中学的建议中提出，每个专门行业应设立由业主和劳工代表组成的顾问委员会，为联邦支持的职业课程提供决策咨询。他还在报告中介绍了许多开设职业课程比较成功的范例，希望学校加强与社区的联系，增加学生校外的职业训练机会，积累校外工作经验，最大限度地激发职业学习积极性。

科南特曾在美国教育政策委员会、总统青年就业委员会等各种组织担任要职，丰富的阅历与广阔的视野使其中等教育建议更加重视民主生活、学校与就业市场的关系，强调公立学校教育政策的制定必须考虑职业教育问题。1959年到1960年，他对美国的初中进行调查，提供报告《初中年代的教育》。在综合中学评定标准的第二条，他规定要看其是否开设完备的非文理科目选修课，是否包括为男生提供的职业课程与为女生提供的商业课程，是否获得有指导的实习经验的机会和对阅读能力迟钝学生的提供特殊帮助。在报告《贫民窟与郊区》关于职业教育的专题论述中，他列出了职业教育的四个要点[18]，即：职业课程不应替代毕业要求的学术课程；职业课程应在11、12年级开设，不必占用学生一半的学习时间，但对学习迟缓、有可能辍学的学生应及早开设；职业课程的意义在于激发选修者对工作的热情，使之意识到所学课程与未来职业的相关性，这一目的同样适合学术课程的学习；职业训练项目的种类应与该地区总的就业机会相关，这一点尤为重要，因为只有最有前景的职业训练才能最大限度地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倘若学生意识到选择特定职业项目与获得工作机会并不相关，必然会失去学习的动力。为此，他认真分析了当时的就业走向并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希望学校开展专门调查，分析提供工作经验的各种可能性。

（三）促进学生就业是政府、业界与学校的共同责任

20世纪50年代，美国接连发生两次经济危机，大量中学毕业生无法找到工作，在有些社区，半数以上的16～21岁黑人青年辍学或失业。作为社会活动家与政治家，科南特对青年失业问题有着先天的敏感，他认为“健康的社会需要良好的经济与高就业率”[19]。1959年，他在《儿童、家长和国家》一书中提到，“位于中等规模城市的综合中学在经济不景气时失业率很高”[20]。他通过调查发现，21岁以下黑人青年的失业率是同年龄组白人失业率的两倍多，贫民窟教育的落后和青年失业如同随时爆发的“社会炸药”，对美国城市社会和政治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为获取准确而真实的信息，他对大都市市郊和贫民窟的教育开展了大规模调查，在报告《贫民窟与市郊》第二章叙述了大城市的学校与就业，主要论述了学校的功能、职业教育、一般高中的职业训练及高中后进生的教育与辍学问题。他指出，美国“正放任社会炸药在大城市积聚”[21]，学校当局应承担起促进16～21岁社会青年就业的责任，帮助他们获得进一步教育或工作的机会。

科南特认为，在高度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自由社会，青年的教育经历应与日后的就业相衔接，全日制就学与全日制就业之间应该有一个平稳的过渡，为此他特别重视就业指导的作用，期望联邦政府、社会就业指导机构、劳工工会、当地雇主以及职业教师共同努力，有效配合，为学生在学校就学与社会就业之间搭建桥梁。他说：“青年中学后直到21岁职业指导的责任，应该由就业指导官员承担，尤其在大城市地区。”[22] 作为总统青年就业委员会（Presidents Committee on Youth Employment）的副主席，科南特结合种族问题给肯尼迪政府行政部门提出了一些建议，并督促劳工党秘书阿瑟·顾德伯格（Arthur J. Goldberg）把研究国家五大城市黑人区的青年失业问题作为工作组的首要任务，指出“真正的问题不是种族一体化，而是社会经济一体化”[23]。对于联邦政府来说，应加大对学校的资金投入以打破就业机会上的种族歧视，对公立中学的资助也应集中在促进就业上，支持学校承担额外的社会责任。如为贫穷的黑人社区雇佣更多的职业指导人员，帮助16～21岁青年发展“推销技巧”和促进就业；城市贫民窟的学校负责学生离校后的教育和职业指导，直到满21岁；富裕郊区的学校也须及早提供专业顾问或指导等措施。

三、结语

科南特的职业教育思想深深烙上了源自切身经历的个性色彩，也是时代需求的必然产物。在职业教育功能上，作为社会活动家的科南特，一再强调其职业教育主张并非来自教育本身，而是更多地关注社会需求。如在1936～1937年度校长报告中，他提醒人们应认识到大学生失业的严重性，减少大学生总量，发展研究生教育和初级学院，一方面适应工业管理和科学研究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一方面满足工业化时期对一般技术工人的需要。在综合中学报告中，他重申职业教育在综合中学而非独立的职业学校开展，更多地源自社会因素，他希望未来各行各业的职业人员能如同在综合中学那样，关系融洽而密切，以此彰显美国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维护美国在冷战中的国际霸权地位。由此可见，他把维护社会稳定与繁荣作为职业教育的首要功能，是一种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的社会本位功能观的体现。同时，科南特作为具有广泛影响的教育改革家，对教育的本质与过程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提出了最大限度开发人才潜力的精英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发展的普通教育、促进教育机会均等的民主教育等主张，在终身学习与人的发展方面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倾向。

科南特的职业教育功能观决定了他对职业教育目标、内容及训练形式的规定。在职业教育目标上，他强调就业技能的训练与专业知识的掌握，希望把技能与知识整合成职业实践能力，反映了从知识本位到能力本位的过渡，如他把教学实习作为教师专业训练的最基本要素，发明“教育临床教授”（Clinical professor of education）来强化实践经验，主张教师进修与鉴定标准应关注教学岗位技能的发展等，这些理念成为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能力本位教师教育（Competency-based Teacher Education）新模式的先导。在职业教育内容上，他重视与社区经济密切相关的多样化职业课程的开设，要求学校行政人员积极调查社区就业情况以提高职业课程与就业的相关度。在职业训练形式与途径上，他重视校内的个别教学与教师辅导，并希望整合校外各种资源来增加学生获得技能训练的机会。与其教育理念一致，为适应知识更新和社会变化加速对职业能力的新需求，他把职业教育看成一个持续的过程，主张职业生涯指导应下延到初中或小学高年级，职业发展应持续人的整个一生等，这些主张促进了20世纪60年代美国生计教育和职业指导的发展。

科南特的职业教育思想丰富而具体，反映了美国工业化社会发展与国际竞争的需要，其关于职业教育功能、形式、内容的主张体现了传统职业教育理念向现代职业教育理念的过渡，对考察美国20世纪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反思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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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n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of Conant

LIU Xiang-rong1， FU Gang-ju2

（1. Hebei University of Industry， Tianjin 300401； 2.Hebei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Baoding Hebei 071001， China）

Abstract James Bryant Conant was a scientist， politician and educationalist in the middle of 20th of America. His discourse on vocational training in university and the model， curriculum， and career guidance of second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tains abundant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transforming， unemployment rising， and the vigorously advanc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exploring hi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has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systematically.

Key words James Bryant Conant； vocational education thought； exploration； employment of youth； university education

收稿日期：2013-12-05

作者简介：刘向荣（1973- ），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外国教育与职业教育；伏纲举（1971- ），男，河北保定人，河北农业大学学生处高级讲师，研究方向：学生管理与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科南特与美国当代教育改革研究》（DAA110173），主持人：刘向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