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冰心在玉“胡”
—— 二胡名家宋飞访谈

文/万 博

一片冰心在玉“胡”
—— 二胡名家宋飞访谈

文/万 博

2014年4月4日，笔者有幸在中国音乐学院的中国民族弓弦艺术中心，对二胡演奏家、教育家、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宋飞教授进行了一次访谈。访谈的内容涉及到宋飞教授艺术人生的不同时期、不同经历、不同成就以及她的心得、体会和志向等不同方面。现将访谈记录整理出来，以飨读者。

问：宋飞老师，很荣幸能有这次机会对您进行访谈。您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二胡演奏家、教育家。您达到今天这样的高度，一定有着若干丰富的、值得回味的经历，您能不能首先概括一下在您艺术道路上的几个主要阶段？

答：我觉得在很多人眼里，我的艺术人生道路是非常顺利的，也是非常幸运的。但是也有许多接触过我、了解我的人会说：“她的音乐有这样的状态和品貌，源于她的付出、探索和追求，是一种必然。”我从7岁开始登台，后来在天津音乐学院附中上了6年，又在中国音乐学院读了四年本科，再后来在中央民族乐团工作期间，又回到中国音乐学院攻读研究生，最后是在工作八年之后调回母校任教至今，同时现在又担任着中国音乐学院副院长等行政职务。所以，要说回望这些重要的时刻，来北京上学—— 这是一步，然后转型成教师，再转换角色担任学院领导——这几个步骤使得我的人和艺术都处在一种不断发展的进程当中。

问：作为一个学生，我很想听听您学生时代的人和事。

答：那我就讲讲我的第一次登台和来北京求学的事。在我7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参加一个少年儿童的文艺汇演。而第一次登台时，我上去之后就走下来了，因为我害怕面对台下上千人黑鸦鸦的场面。现在回想起来是这样的：我一看父亲在侧台待着呢，我就下来了。他问：“你为什么下来了？不拉了？”我说：“两根弦不准，我害怕。”父亲并没有责怪我，而是帮我调准了弦，说：“去吧，孩子，不用害怕，像飞起来一样。”所以我就又走回台上去了，想着他的话。当时我演奏的曲目是罗马尼亚民间乐曲《云雀》—— 音乐的形象是“飞起来”。父亲在训练我的时候要求演奏动作要松弛、自如、双手对称，也像“飞起来”一样。顺着他这三个字的话语，我就开始了第一次在台上的演奏，没有了恐惧，顺着音乐“飞了起来”。那次经历使得我这一生都不再恐惧舞台，我认为这样的一种心理的开掘非常重要。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育者，他用非常简单的三个字，就把音乐的形象、演奏的要领、他内心的一种期待，包括他给我起名叫“宋飞”的寓意表达了出来。

来北京上学，是我艺术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一步。我能到北京上大学还挺有故事的：因为我附中阶段就在全国比赛中获得了很不错的成绩，而且首演了一些我父亲给我创作的作品，参加了一些重要的音乐节，所以在全国也是小有名气，在天津更是一个“小名人”。所以那时天津音乐学院保送我升入大学攻读作曲和民乐两个专业，并可以提前一年毕业，但是我执意要到北京来。因为我觉得中国音乐文化的中心还是在北京，我只有到这样的氛围和环境当中，才能有更好的成长和发展。当时中国音乐学院招办和民乐系的两位主任——安如砺老师和邱大成老师还亲自去天津交涉，几经周折和努力，才让我如愿来到了北京。我觉得，在北京这个环境中成长，使我有了更宽的眼界、更大的平台，才使得我后来在大学期间就获得了很多奖，包括中国乐器国际比赛第一名的奖项。然后又学了很多更宽的东西，而且自觉不自觉地就进入了两个学习轨迹。在此基础上，我后来在实践中提出和实施了“双语”的教学模式。

小时候练琴照片

问：您是如何走上教学道路的呢？

答：我的教学实践经历其实从十来岁的时候就开始了。那时候我父亲有很多业余学生，当我爸爸不在的时候我会去替他教课。有的时候，父亲也会锻炼我，在某一些曲目、针对某一些学生的时候会跟他们一起进行一些探讨。到中学、大学，由于业务比较突出，我也会经常经历一些教学实践。工作以后也有一部分时间在教学，虽然不多，但是有，一直都有。从职业的角度，我从舞台上的演奏者转为一个教育者，是在不到30岁的时候做的转变。这种选择在很多人看来可能无法理解，因为他们觉得演奏家通常都是在年老、不适于在舞台上的时候才会转型去从事教学。而我那时从金色大厅载誉归来，还有国际比赛的金奖得主等等很多荣誉。那为什么我在那么年轻、演奏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离开了这么可贵的舞台？我觉得这一点还是源于我对这个专业的一种抱负和思考。我认为一个好的教育者—— 就像我父亲那样，可以开启一个孩子的音乐人生。我父亲的那种治学的严谨态度，还有他从小给我的训练和启蒙一直到后来研究生阶段，他的教学体系与思路、他创作的作品都给我很深的感染，使我觉得应该在前辈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去把教育更加充实完善地建构起来。

在国家大剧院“弓弦艺术节”宋飞独奏音乐会的演出剧照

在加拿大温哥华UBC大学举办“民族音乐知多少”专场音乐会

我在成长的道路上还经历了很多优秀的老师，他们对我的影响很深：有我附中时期的老师、大学时期的老师，特别是我学习过十多种不同的民族乐器，有各种拉弦乐器、弹拨乐器的老师。如：琵琶老师王范地先生、古琴老师张子谦先生、坠胡老师马光陆先生，我在校期间的胡琴老师有刘明源先生、安如砺先生，京胡老师张素英等等很多，他们的名字现在说出来都是如雷贯耳。这些名师对我的那些教诲，其中就包括了他们的艺术品格、特色、特质，还有他们的言传身教。可能有的老师并不一定是一个非常专业化的教育者，但是他却可以用他的艺术感染力、艺术追求、艺术的视野与思路，还有他与艺术之间的那种态度、那种相依为命的状态去感染你、用他们自己的那种人格的魅力去感染你。所以说，我之所以在那么早就开始有一种反思，希望能够透过自己的努力，接过他们手中的接力棒去做教育，也是源于他们给我的那种充实与感染。另外，我曾代表中国的音乐家到海内外最高的音乐殿堂传播和呈现中国的音乐。可能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视野，让我更觉得要想去更好地发扬我们的民族音乐，需要从基础教育开始。我认为，当你作为一个老师，要把你的经验传授给学生的时候，其实是要经过头脑的一种提炼和推敲的。在你表达时，它必须是你一个思考的结果，同时也是掷地有声、能够被人认同的。这也是一个自我提高的过程，所以我从来都没有放弃这样的一种方式。在我调回学校之前，就做了大量的VCD教材，如二胡考级教材共10级，近150首曲子。从一级的空弦拉弓一直到高级别、高难度的大型作品，我全部都亲自示范、讲解。不同类型的作品，我都把它们做完了之后，我才调回学校，我确认我的积累可以进入这样一个角色的工作当中。

问：您觉得做老师和从事其他职业相比，心理感受、角色意识有什么不同吗？

答：我觉得，当老师很像将你的角色转换成一个家长。就像我有个女儿、成为母亲一样。当你结婚、有了孩子以后，你的母性就会更多地散发出来。你的那种善良、包容，那种能够替别人考虑的想法会更加凸显出来。所以，普通人会有一种家庭角色的转换，而我有一个工作角色的转换。能够进行这种工作角色的转换，其实是要让你更充分地处于一种母性的无私付出的状态。因为在做舞台演员时，大家的注目使得你主动或被动地想要成为别人眼中独一无二、最优秀的—— 那是你的目标，是有些排他性的。但是音乐又使得我们具有亲和性，这种情怀跟你做教师、做家长的状态和角色，是非常契合在一起的。你就不会有在舞台上的那种“一定要成为最优秀的”、“我能永远领先”的目标。当老师的时候，你就会希望学生能够通过你的帮助而努力成长进步，甚至恨不得他早一天比你还优秀。你不会有那种怕别人超过你的感觉，同时即便别人超过了你，你也会觉得是因为我的付出、帮助他了，你会有收获感，会很开怀、很开心。我觉得那种状态是特别坦然、特别自在的，人能活成那样一个状态是非常好的。我就会想，我下半辈子能在这样的状态中生活那得多幸福啊！人生如果这样看来的话，大的转折其实是这样的一种角色的转换。可能比我在1989年获得国际比赛第一名的那种迈上艺术台阶所带来的推动力更重要，对我的影响更深。

我认为，尽管课堂是一个小的空间，但是你可以通过音乐交流的方式，跟学生在一起做一个非常宽阔的一种对生命感受、对音乐感受的交流。那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一种人和人在一起的状态，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动人的一个音乐的状态。音乐是一种独特的载体，再加上师生之间的这样一种探讨，使得音乐可以让两个生命一起去感受一种对生命的感怀，对人性、人格相互的一种沟通和感染。相比较而言，尽管舞台表演的空间很大，但是人们了解的我和我对音乐、对生活的感受是相对有限的、很少的。所以，我就更喜欢去介入到教学领域当中。我一直坚信，人因为有了对音乐、对艺术的追求，有了音乐的感染和沐浴，就会拥有看待世界的一种独特的眼光和感受力、感悟力，他会与众不同。有了音乐的熏染，就会使得他生活的态度发生变化，与人、与社会、与自我之间的那种状态会变得更加有所依托、更加和谐。

问：作为一个学院的管理者，肯定要从原来做演奏、研究、教学的时间里分出一部分来，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此，学校的事务性工作、表演、教学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您又是如何看待、如何处理这些问题的呢？

答：很多人都觉得担任行政角色会与业务工作冲突——时间上冲突、精力上冲突、甚至思维方式上也会冲突。但是我始终认为，做任何事情—— 包括我过去学多种乐器，其实学的时候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叠加的过程，还是一个数据分析、类比、思辨的过程。你可以很快地找到两个乐器之间的共同点和不同点、很快地熟悉和驾驭它。跨乐器专业是这样，跨工作领域和角色也一样。我认为是可以找到它们的共同规律、共同目标的。比方说，无论做教师还是做学院领导，都是希望把教学工作做到最好，把我们的学院发展到最好，把我们这个学科和专业发展到最好—— 这个目标是一致的，只不过工作的方式和途径不一样。另外，无论做任何事情，做音乐也好、做管理也好，其实都有一种人性的、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与沟通。这种人与人之间的积极因素，会成为一个非常微妙的动力。就像我们的音乐，是一种向善的、追求真善美的东西，可以使得我们跟陌生人之间形成一种沟通。在行政管理与音乐艺术当中，你可以找到一种共同的状态。从演员到教师，从教师再成为一个管理者—— 随着角色的转换，你的视野和目标也就变得更宽、更高、更远。同时，你关照、帮助的层面，需要投入的心血和智慧也就更多。对你的判定、对你观察的角度，也就变得更多、更复杂。其实做事的状态和那种心思和投入，我想分别并不是那么大。而是你要关注到对你关注的人的角度和评判是更复杂了，更需要你去思考、去面对、去把原本目标一致的事情做得更好。

曾有很多人担心我会有很多时间开会，没时间练琴、备课，担心会因此而少了一个优秀的二胡演奏家和教育者。而后来他们却发现，我担任行政管理工作以后，业务居然更有进展、提升得更快，我所呈现出来的作品和我教出的学生成果更多。其实，我们做事的思路、胸怀、目标和态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切。原来做演奏者时，我们对事物的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是非常极致、纯粹和唯美的。而在担任行政领导工作以后，我们所面对的是复杂的事、真实的生活和人。开始的时候，可能别人都会觉得：“一个艺术家怎么能插足到这种矛盾当中？”但实际上，音乐本身就是一种真实的人的感受的表达。在工作当中，你面对着以前没有接触到的具体的人的处境和态度，你要为他们每一个人设身处地地去想，同时又要透过你的传达和沟通，让他们互相知道彼此，知道彼此还有一种共同存在的合力、一种共同存在的不能摆脱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的音乐就变了。虽然我没有太多时间练琴，但在我不练琴的时候，我的心思、头脑也会从鲜活的事实当中感受它们与我的音乐相对应的一种关联。我们可以用积极的能量去让我们彼此都好，这样才能有一种更好的生活和生命的状态。

在弓弦艺术节音乐会上演出

在金钟奖开幕式音乐会上演出

在安如砺教授二胡艺术教学成果展演音乐会现场

问：您在行政管理与教学、表演的关系方面处理得极为协调，那么，对于教学和表演这两个“业务问题”的关系，肯定更是抓住了关键，或者说发掘、树立了共同的核心理念。

答：我一向认为，音乐是一种特殊的语言，它可以像我们平常说话、唱歌一样抒发内心，去跟世界沟通。我在多年的学习、教学与表演实践当中找到了一种“双语”的教学观念和实施方式，即：一方面是母语的音乐语言，包括与它相关的审美、音乐语言和表现的技巧，还有很多传统的、民间的作品；另一方面是一种开放的、母语之外的音乐语言，包括所有有益的艺术营养、音乐语汇和技术技巧都可以容纳进来。我自己就是按这样的一个轨迹来研修的。而最初的启发，是源自我为女儿找的一所“双语”幼儿园。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爱国心，但是为了适应现在的社会和未来的发展，人们会为孩子找“双语”幼儿园。要学母语，同时也要学英文。音乐的教学、传承发展不也是同样的吗？

我们的作品非常丰富，这里面有中国音乐不同的方言、不同时代的语言，也有其他国家的人类优秀音乐语言的表达。我们要把优秀的、值得去感受的那些人性中的美的东西，和那种你可以认同、感受的给你带来积极影响的东西，透过音乐作品去完成。所以我就使用了“双语”这样一种概念。因为之前我所接触的老师都是特别地道的中国传统音乐文化、民间音乐文化的大师。他们让我了解了那么丰富、值得珍视的中国民族音乐的语言。这种丰厚的东西，当然我也会情有独钟。但是我又是一个跟他们不同年龄段的音乐人、民乐人，我会面对不同的文化语境。于是，我会跟交响乐合作、跟室内乐合作、跟钢琴合作，也会跟民乐队合作、跟流行音乐合作，同时也会原汁原味地用一把二胡演奏《二泉映月》和《江河水》。音乐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会呈现出不同的品貌。作为当下的受众，我们的多元文化带给了二胡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也形成了更丰富、更多元的成果。当我们将这些成果传授给学生的时候，就需要思考：应当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们梳理出来？在音乐语言的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一定会有对母语音乐资源的学习和掌握。这种掌握不仅仅在于曲目本身是中国母语化的，还包括作品本身所蕴含的中国式的音乐语汇与表达特征—— 包括中国音乐语汇里呈现的独特的技法、音乐里表现的独特的情感，以及情感的喜怒哀乐、它的情怀、它的精神、它的追求、它的审美等等各个方面。同样，我们也需要一种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的态度。当你面对非中国母语的那些优秀的音乐文化时，尽管它是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尽管它采用了非我们母语的音乐方式，但它们也都表达着人们的共通的情感。所以，我也不排斥这些东西，而是借用语言学习的“双语”思路去建立了音乐学习的“双语”理念和教学模式，去梳理这些可以容纳在我们学习当中的所有音乐的、文化的、有价值的东西。在音乐演奏的时候，不同的作品会蕴含着不同的技巧、不同的音乐性格、不同的审美、不同的音乐语言的特质。比方说，《江河水》与《二泉映月》都是一种过去中国人的愁苦情感的表达，而《流浪者之歌》也同样有这种人性情感的悲伤。但是它们表现的手段、音乐的旋律、反映出来的那种人的个性与性格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够“拉什么像什么”、“拉什么是什么”，同时又可以把这两种音乐表达语汇中的精华学到手、集于一身？这就需要我们用思维和智慧去完成它。我们中华民族母语的音乐，丰富得不得了。它的天南地北的音乐性格、表达方式、语言和审美都有很大的不同，既有中国音乐人的性格和审美追求的共同点，也有很多个性和特性的东西。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思路去把它融在一块儿的话，可能会越学越不明白。

在香港演出

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

我在这些年的教学当中使用这种“双语”的理念、模式，不断地探索、梳理、实践，同时也是要把我们母语音乐的规律梳理出来。这也是我为什么不到30岁就回中国音乐学院的原因。因为我知道要做的事情、要梳理的东西太多了！我们要将那些个性的、丰富的内容找到一个可融入到教学当中的、一种相对共性的规律，让学生去学会了再去个性地表达。要把我们那种不同特质的、个性的音乐语言不断地传承，能够在教学当中既保留它的特质，同时又可以有新的发展。这是我想做的事情，应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从我提出“双语教学”这样一种概念，应当已有十多年的教学积累和实践。再加上之前我个人的学习经历，差不多有20年。我想，未来还要至少花30年的时间，才可以把它越来越完善地构建起来。

问：您是如何学习传统、继承传统，又是如何创新、引领二胡艺术发展的？

答：在对传统的继承方面，我都是非常原汁原味、地道的去学的。比方说对于刘天华、阿炳、孙文明这些二胡前辈的作品，我都是全套研修的，而不是只学几首。并且在研修的过程当中，不同时代人的演奏我全部都会去听。对于一些经典的民间音乐作品，比方说刘明源老师创作、我父亲首演的《河南小曲》，我对它的学习，并不仅仅停留在对刘明源版本或宋国生版本的学习，我还要学它创作之前的原型、对它的来源进行考察。所以，正是这样一种学习态度才使得我会去演奏坠胡——河南地方音乐里最具代表性的弓弦乐器。我在学坠胡的时候，会感受到更道地的河南音乐、弦乐的表达特点。当学了这些，再回到二胡的音乐表达的时候，你的音乐语言、技法就变得非常丰厚了。你就并不仅仅是学了刘明源的版本、宋国生版本而已。所以说，你可以把豫剧唱得很好、去说很道地的河南话、去体会河南人的性格，包括到那儿去看看那儿的山水……这些综合起来，其实都是我研修、传承音乐的一种方式、行为和态度。无论是学广东音乐还是学河南的音乐、西北的音乐等等都是这样。我曾评价自己学习、继承传统的东西就像“染布”一样：把自己泡在里面、泡透了。拎出来的时候，那些该留下来的颜色，经过天长日久就会化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它自己就会冒出来，已然成为你自己的了。

在中央电视台《风华国乐》演出

在音乐生涯当中，除了我的老师多、演奏的民间的传统曲目量大以外，更幸运的就是：我演出的新作品、原创作品的量非常大。这种原创意识、自我独立表达的意识从我小时候对新作品的演奏就开始了。记得我演奏的第一首原创作品是在我12岁那年，我父亲给我专门写了一首曲子叫《牧马少年》，还参加了一个天津市的文艺汇演并获奖。现在的教育当中，因为传媒手段丰富了，学生们可能不会关注自我原创的能力和意识，而会直接找一个最佳版本去效仿、临摹。当然，临摹是一个必要的阶段，但是它的目标并不仅仅在于临摹而已。临摹本身是一种能力，而跳出临摹找到自己想要的那种原创的表达也是一种能力。无论演奏新作品还是老作品，这一点都非常重要。比方说继承本身——就算我跟阿炳拉得一模一样，我也不是阿炳，聆听我的人也不会认为我就是他。我们身上都带着一种现在的、自我的生活给自己的感受所带来的一种渗透。当你很虚心地去浸泡在那个传统当中时，你流的血、你的态度、你的经历、你的眼光，都不一样，你学到的东西一定是跟你个人生活感受和艺术品位相结合的。所以不能为了创造而创造、为了标新而标新。

面对新作品，我比较注重两点：首先，要尊重原创的创作思路和语汇。无论采用什么样的办法，你都要去了解他创作的思路、目标和语汇技法。在完成这点的基础上，我会把二胡化的那种最具有特质的技法、语汇和审美的品位，去跟创作本身很好地契合在一起。所以这样的表达，就具有一种传承性，同时也有一种创造力的东西。“创新”不是完全不用传统的东西、直接标新立异的演奏，而是你用现在人最恰当的一种表达手段，去表达了现在的人对这个音乐的一种感受，它就是新鲜的——因为你本身就是独特的。而且我不拒绝各种新的形式，比方说我跟顶尖的爵士乐合作过，最现代派的音乐创作我也合作、演奏过。我会到国外参加现代音乐节、演出最先锋的创作，我也会参加很多中西合璧方式的演出，同时也会演奏非常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音乐、民间音乐。在我的唱片当中，也有跨界的、流行音乐的作品。无论哪种作品，表演方式其实只是一个形式、是个载体，而你透过音乐语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情感、那种中国式的审美与思维才是最重要的内核。

问：面向未来，您的理想是什么？

答：我透过音乐所感受到的那份自在、自信、自觉和自如，是最令我欣慰的东西。所以无论作为演奏者、教育者，还是一个学院的领导和管理者，我都希望能够通过自己不同方式的工作去感染、帮助更多的人，使得他们能够像我一样，拥有那种自觉、自如、自在的生命状态。所以这几年我总是在呼吁“音乐民生”。民生是我们现在所普遍关注的问题，但它并不仅仅包括大家所首先想到并亟待解决的物质层面的问题。其实，精神层面的生存状态，也是民生的重要方面。特别是当物质问题解决之后，精神层面的需求就会显得更加突出。所以，我想通过比较深度的一种音乐交流的“讲”和“演”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音乐感受到一种精神层面的依托、充实与和谐。总体来说，用中国音乐的方式让中国人的精神更加充实、有所依托 ——这是我最想做的一个工程。

我们现在的这种音乐教育——国民音乐教育、社会音乐教育和专业音乐教育这三个层面还没有更好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还没有相互构成一种积极的影响、渗透和支撑。专业音乐教育就像金字塔尖，虽然培养出了那么星光闪耀的演奏家、歌唱家、音乐家，但也有很多功利的代价，它淘汰掉一批构成支撑的人。我希望能够让音乐的教育、传承与传播带给所有人一种温暖。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颗音乐的种子，中国人也有中国文化的那颗种子，那我们能够采用什么方式将它激活、点燃，让它给每一个中国人带来一种内心的依托、温暖和熏染？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我曾到芬兰的西贝柳斯音乐学院访问，那个学校培养出了很多顶尖的、世界级的音乐家。而他们有很多教育理念跟我的想法不谋而合，即除了要培养顶尖的音乐家，同时也更注重音乐的熏染、教化作用。学生因为受到这样的一种教育和教化，就会变得与众不同。因为他有了音乐文化所带来的一种内心的充实，这就使得他能够很好地去面对生活和生命。同时，这颗给他点燃的音乐的、艺术的种子使得他毕业走出校门以后，还会给这个社会其他的群体构成积极的影响。我想，这是我最希望完成、追求的一个理想和目标。这也是我在那么早的时候所做出的人生的最重大的抉择、选择投身教育的一个最重要的愿望。我想是这样。

演奏爵士乐

问：有您这样有理想、有担当、有情怀的前行者，我们的音乐一定会有更好的、更广阔的发展前景。

答：需要大家一起努力。

采访后记：

通读了宋飞老师的访谈记录稿，我不自觉地念叨了一句：“一片冰心在玉壶”。猛然回味过来，这句唐朝诗人王昌龄用以自喻的名句，用在宋飞老师身上也同样贴切。对音乐的专注与执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守、对真善美境界的追求……宋飞老师通过手中的二胡与其通透澄澈的音乐，将这“一片冰心”表达得淋漓尽致。正如她自己所说：“音乐可以承载很多，可以让你穿越、跨越时空，去关照到一个个拥有不同生活感受和经历的生命体。”相信集演奏家、教育者和行政管理者于一身的宋飞老师，能够通过不同身份角色的工作，继续将这冰心玉“胡”的品格发扬下去、感染更多人。

（责任编辑 姜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