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带不走手足情

王征

富足的爱

王小波和王晨光是我的手足，手足断了，伤痛是永远的。前几天，我又做了那个梦，在梦中，我回到我们小的时候。我们住在教育部小红楼时，是我的少年时代，小波和晨光的儿童时代。小波和晨光是我们姐弟五个中最小的两个。那时，家里人提起他们总是“小波晨光，小波晨光”地叫。

小波从小蔫淘，他的轶事多得很，就像他的作品一样，有趣有智慧。小波走上文学之路，主要是由于他对文学有着执著的、深沉的爱。他的写作是从少年时代开始的。十几岁，他在云南生产建设兵团时，常在夜间伙伴们睡觉时，在月光下，在一面镜子上用钢笔写，写到镜子变成蓝色，写到泪流满面，才偷偷地回去睡觉。回到北京，他的写作从未间断。亲人和朋友们都记得，教育部二宫门他们兄弟住的小屋里，散放着小波的文稿。那时，一回到家里，我们姐弟们都要去看小波的新作。

我们姐弟五个从小喜欢聚在一起高谈阔论，嘻嘻哈哈。小波小平记性好，常大段地背诵诗歌，当然是经常加上调侃的。有一次，小波背马雅科夫斯基的诗，还不时加上插科打诨，大家听了哈哈大笑，乐不可支。从小到大，我都认为跟家人聊天最有意思，这种聊天完全放松，常常撞出智慧的火花。

小波一生寻找真爱，在这点上，他是富足的。他得到姥姥仁慈的爱，爸爸宽厚的爱，妈妈操心的爱，我们姐弟乃至姐夫的手足之爱，他妻子银河的爱，他朋友们的爱。在爱的获得上，他是富足的，因此心智才会健康。

1960年，中央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妈妈到广西参加整社，贯彻农业12条；小波跟爸爸和姥姥住在西郊人民大学，我和姐姐在城里上学，住在教育部宿舍。一天夜里12点，小波突然一瘸一拐来到城里。他告诉我们，他打死邻居一只鸡，不敢回家，一个人步行三十多里路到我们这里来。那时，他刚上小学，也不知怎么找到的路，走了好几个小时才走到。家里没有电话，我们也无法通知爸爸，谁知过了没多久，爸爸也来了，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他发现小波失踪，到处找也找不到，就想到这里，真是知子莫若父。

妈妈为小波操了一辈子的心。小波生于忧患，从小就是个爱哭多病的孩子，把他养大不容易。小波初中毕业就去了云南，妈妈提着心；小波病退回京上不了户口，她悬着心；小波去山东老家插队落户，妈妈不放心；小波从美国回国辞去公职专事写作，她又为他的生活担心。

小波去世后，妈妈白发人送黑发人，这种伤痛常人难以忍受。我常常内疚自责，后悔在小波生前没好好关心他，照顾他。但是，后悔无用也无益，我们尘世中的人互相关爱，才能告慰他在天之灵。

苦苦隐瞒真相

小波去世后的第二年，我们最小的弟弟王晨光也走了。他15岁就到卷烟厂当壮工，后来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进入北京钢铁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1987年，他赴美自费留学，千辛万苦获得博士学位，又在密歇根大学从事数年博士后研究。

1998年7月7日，晨光下班的路上，车子坏在底特律75号高速公路上。他离开车子到路边寻求帮助时，遇到一个骑自行车的非洲裔年轻人。晨光是个对人不设防的人，他给了这人五美元，问有没有手机可以借用。可是，这个丧心病狂的人看到他钱包里还有钱，就用自行车把他别倒，用一把螺丝刀刺中他的颈动脉，夺去他年仅42岁的生命。他身后留下妻子和一对儿女。他的离去给我们全家带来无尽的、巨大的伤痛。我捅这个旧伤疤，是因为当年我们为了瞒住妈妈，曾要求媒体不要报道，现在应该给关心我们的人一个交代。

那时候，北美的华人朋友们，许许多多认识和不认识的人，给了我们极大的帮助。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帮助促成了对杀人犯的公正审判。由于密歇根州没有死刑，这个杀人犯被判一级谋杀，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在美国，犯罪的人不一定能恶有恶报，而这个审判获得公正的结果。

这个官司打了一年整。在这个事件中让我们最受折磨、最棘手、最难处理的是如何向妈妈交代。我们认为，妈妈受不了这个一年连丧二子的打击。

可是，要瞒得住谈何容易？晨光以前常给妈妈打电话，现在突然没了音讯。我们商量好，统一口径骗妈妈说，晨光到一个国家保密机构工作去了，不能给她打电话，也不能写信，只能让我们转告妈妈，他很好。但是，母亲有直觉，她并不相信我们善意的谎言，她一直在怀疑。那时，我们姐弟都在美国，妈妈一人在孤寂中猜疑思虑，这种折磨是否更甚？

一次次在电话中编谎话骗她，那滋味真不是人受的。事发后，小平第一次给她打电话时，双腿直打颤。电话中尚且如此，在被迫面对她时要承受怎样的煎熬，常人难以想象。2000年，我回国探亲时，妈妈几乎天天用各种方式逼问晨光的事，有时直接问，有时旁敲侧击。每当那时，我就像下地狱一样。

五年后，姐姐小芹回国定居，陪在妈妈身边，晨光的事瞒不住了，再瞒也无益，便把真相告诉妈妈。妈妈挺过来了。现在，妈妈过得豁达平静，但是内心不无伤痛。

相信两个弟弟已在天国团聚。

（摘自《时光中的事：关于王小波和亲友们的那些事儿》）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