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活力到中国活力

石勇

按照“改革的逻辑”， 2014年作为“全面深化改革元年”，应该是政治结构的各个层级“思想再解放一些”、“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的一年—至少，人们当初曾这样期待。

可是，并不如此。即将过去的这一年，除了中央层面的一些大动作外，我们很少看到过去那种“改革激情”在政治结构的其他层级中出现。

事实上，政治结构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问题，活力欠缺。我们可以说，2014年，政治结构中很多官员的内心意愿、行为能力、政治素质，并没有跟上高层政治抱负的脚步。而这一点，预计在2015年将是高层重构政治结构的重要内容。

说一个政治结构一定程度上缺乏活力是什么意思呢？很多人都有直观感受，但我们可以找出一些词语来描述它，比如人浮于事、不作为、执行力差、阳奉阴违、精神涣散、做事应付、讲究形式主义。这是具有官僚人格的权力群体的基本状态。

“落实”是李克强总理2014年强调最多的问题之一。

这里，还不包括腐败对政治结构活力的严重侵蚀。

可以说，一个缺乏应有活力的政治结构，更多地只能维持它本身的运转—这个不需要什么创造性，就像一架机器的运行一样，各种螺丝钉和大的部件不出故障就行了。但它会造成负面的后果。

第一个明显的后果，就是使政治结构成为一种“自为的存在”，凌驾于民众之上。要一个官员、一个普通公务员在那儿，好像就只是政治结构的运行需要这么一个位置，这个位置可以安排一个人，并给他相应的福利待遇。换句话说，政治结构对社会的治理，似乎就只是为了使一批人得到好处。这难免使政治结构异化为庞大的官僚体系。我们知道，官僚体系是保守而自利的，面对人民群众，难免有“老爷心态”。

其次，使政治结构的内部整合能力弱化，难以去实现它所设定的各种施政理念，以及远大政治目标。换句话说，无论是否存在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很多官员的行为等于否认政治权威的存在。

以上这两个后果其实都是中国的老大难问题。但它们都出现在了以强力反腐和推进全面改革为标志的2014年，而且还挺严重，这就不同于以往了。我们从高层的反应中可以看到这一点。

5月30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怒”抓政策落实：“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说得难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这样的庸政、懒政同样是腐败，是对国家和人民的极大不负责！”而面对各部委，他这样问：“国务院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了没有？你们各自的责任履行了没有？”

很清楚，权力群体无论就利益本能，还是某些活力的缺失，似乎不具备执行中央的各种改革政策的意愿和能力。对于一个以“统一领导”为特征的政治结构来说，这是反常的。

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调研时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培育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凝聚社会合力，把优势和潜力充分发挥出来，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时间往前追溯。在2013年12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所作的报告《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就已经提到了要“进一步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在今年继续强调“社会活力”，意义并不一般。

为什么政治结构一定程度的缺乏活力在今年成为如此严重的一个问题呢？

有几个层面可以考察。

从表层的发生逻辑上说，这是一种“理性选择”。很多官员消极无为，是对中央强力反腐、树立政治权威的一种反应。以前他无论干什么，或许是积极的，但现在不能这样干了，得“避避风头”。因为大家都清楚，在既定的体制和社会氛围下，一个官员，一个地方权力结构“高调”必然会引发注意，某种意义上还是一种政治冒险。而作为博弈策略，某些人走得如此之远，进入了“不作为”的状态。

从内在机制来说，政治结构一定程度活力缺乏和激励因素缺失有关。在过去，GDP和一些利益输送，可以构成官员们焕发活力的激励。但在今年的反腐高压下，这是具有很大风险的，因此某些东西必须转入“地下”。剩下的激励，主要是干部选拔、任用的激励了。

但这同样是一个大问题。政治结构所形成的某些山头主义、利益结盟，对有能力和正直的官员、普通公务员很不公平，甚至构成一种“逆淘汰”機制。

在今年的强力反腐中，很多被查处的高官，原来或是“带病提拔”的，或是都有不少疑点，但在仕途上都畅通无阻。几个正直和兢兢业业的官员曾对《南风窗》记者感慨，现有的干部选拔任用机制，给“长于厚黑之道、善于投机钻营、敢于跑官买官、信奉权钱交易的贪官墨吏”留下了不少的机会和空间。习近平总书记5月9日在河南兰考指导县委常委班子专题民主生活会时更是指出：“有的干部身上有那么多毛病，而且早就有群众不断反映，但那里的党委和组织部门都不知道，或者知道了也没当回事，让这些人一而再、再而三被提拔起来，岂非咄咄怪事！”

除了以上两个原因，还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经过几十年的改革，权力-利益格局得到稳固，保守或“不走了”的倾向抬头。这可能并不是“改革的疲惫”，“不改革死路一条”在一些人那里已经不是共识了，因为再改下去，就动到某些既得利益了。

《左传·庄公十年》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某些官员就是如此。

但中国恰恰需要深谋远虑。对于高层来说，并不仅仅需要激发政治结构的活力，去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这仅仅是开始，而且，和“中国梦”、“中国道路”配套，追求的是要焕发出“中国活力”。

看到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们看一下背景，因为要激发政治结构的活力，追求“中国活力”，首先就是对现实背景的回应。当经济增长放缓时，我们想起了大众智慧的重要，但创新的活力被层层审批和“政策洼地”捆住了;当政府有时要找人帮忙时，社会组织的活力因压抑机制的存在难以被激发出来，都找不到“社会”了;当“中国梦”要给每一个人公平机会的时候，“找门路，托关系”、“不打点，不办事”的潜规则挡在人们面前……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隐忧。

但仅仅解决隐忧还不够。中国的发展已经到了两个关键的阶段：是否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是否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是说，不仅仅是要释放遭到压抑或自我压抑的活力，而且，还要激发潜在的活力。今后几年怎么做，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这两个问题是如何回答的。

很清楚，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国际竞争中使中国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和領导力，“中国活力”就必须是一种可见的状态，至少先是一种可预见到的状态。一个充满“中国活力”的中国，将实现它的自我超越。这个活力当然包括了政治活力、社会活力、经济活力等诸多内容，但政治结构的活力是重要一环，它是重要的手段，又是目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反四风”，强力反腐，还是一系列的改革，都有这样一个功能：激发活力。

改革开放所干的一件大事，就是激发整个社会的活力，这些活力包括人们创造财富的激情，包括推动中国走向政治文明，包括促进社会日益开放多元……这是改革的逻辑，同时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逻辑。释放、激发、焕发中国活力，是全面深化改革方法论的一个部分，也是其重要内容。

2014年的强有力反腐，把政治结构中的各种不正之风，各种用歪了地方的“活力”给压住了，某些官员感叹“官不聊生”，不过是无法适应一个清正廉明的政治结构的一种“症状”。遏制“乱作为”，这是2014年反腐的一个有力效果。顺理成章的，在2015年，将是对“不作为”开刀，通过对政治结构的继续重构，以及在干部选拔任用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来打造一个充满活力，能够高效和创造性地执行高层各种改革战略的政治结构。今后中国所面临的挑战，要求权力群体具有一种新的精神状态，一种经得起检验的政治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