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用底线构建公共话语的文明城邦

叶竹盛

秦晖，以及这个时代其他真诚地在为这个国家寻求底线、坚守底线的学者，实际上是用底线为思想与言论建构一座文明的城邦。若没有这样的城邦，当人们向着理想进军之时，思想的论争必然会在权力与利益的纠葛中，要么迷失方向，要么硝烟弥漫。

秦晖讲过一个故事。2002年在法国的一个研讨会上，他谈论“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时，遭到一位法国学者的诘问：主张自由放任的人与主张福利国家的人，怎么可能有共同立场？秦晖用法国当年大选中发生的事情做回应：“怎么不可能有？最近你们这次大选中，反对勒庞上台不就是这两者的共同立场吗？”

勒庞是法国极右翼政党的领导人，这个被称为新纳粹党的极端党派支持“驱逐移民”、“恢复死刑”、“在宪法中写入法国人优先”等极端政策。在法国经济和社会问题渐入困境的情况下，勒庞当时的支持度连年上升，在2002年大选的第一轮投票中得票排名第二。为了防止勒庞当选，法国左右两派政党摒弃前嫌，左派社会党也将选票投给了右派候选人希拉克，成功助后者高票当选。“为什么要反对勒庞？因为勒庞上台会威胁到法国已有的许多东西、即左右派都认同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基本原则。”秦晖说。

上面这个故事是秦晖在他去年出版的《共同的底线》序言中提到的。在这本书中，秦晖试图在思想、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话题中寻找共同底线，论证坚守底线的意义。为什么被法国人“忽视”或是“漠视”的底线问题，在中国会有特别的意义？秦晖认为，在欧美这些国家，底线是一种实然状态，除了勒庞这样的极端情况，争论各方在底线上已经达成了默认的共识，因此分歧也只不过是在共同底线基础上的分歧，不会演化成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中国尚未形成共同底线，而有意义的争论应该建立在共同底线之上。

底线为什么重要？论争的目的在于消除分歧，解决问题，但假如没有底线，话语上的论争就可能变成肉体上的斗争，解决的不是问题，而是提出问题的人。秦晖认为，没有底线的共识是靠不住的。他举例说，假设在一个可以把“异端”烧死的神权体制下，基督教和儒教可以讨论什么样的共识？所谓的中庸是指基督教与儒教间的中庸，还是火刑制度与废除火刑、承认信仰自由间的“中庸”？如果是基督教与儒教间的教义问题，没有宗教自由如何讨论这样的问题？

忽视底线的论争还可能遮蔽了真问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公共话语圈论争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西方的新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分别对应国内的自由派和新左派。自由派提倡私有化，强调市场的作用，减少国家干预。而新左派则认为放任自由会破坏平等，应该强调政府的角色，在二次分配中更多地将财富分配给弱势群体。两者之间是否有共同的底线？秦晖提出，不论要实现自由市场的“交换”还是二次分配的“慈善”都要首先反对权势的“抢劫”—也就是通过权势损害他人利益获取自己利益的行为。

离开这个“不抢劫”的共同底线，讨论政府是否要汲取更多财政或是国家是否应该当甩手掌柜，不提供或少提供社会福利等公共产品，就可能成为假命题。因为假如不能约束政府权力，政府汲取更多财政后，也未必会用在社会福利上;而政府撇清责任之后，却还是可能收不住伸入民众腰包的手。因此秦晖说：“比如你主张一个责任大权力也大的政府，我主张一个权力小责任也小的政府，但我们要的都是权责对应的契约性政府，我们都不能接受那种权力大到不受制约、责任小得不可追问的政府，这就是共同的底线。”

当底线尚未建立，一些本是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论争即使有了结果，后果也可能是南辕北辙的。秦晖提出过一个“尺蠖效应”的理论。左派支持扩大政府角色，扩大国有部门，以服务于社会福利，促进平等;右派支持扩大市场角色，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效率。两方面都是出于好心，但在一个权力不受约束的国家，不管采用哪方面的政策，都可能办成坏事。政府可以先采纳左派意见，从私人手中收罗财产，壮大国有部门，但因为权力不受约束，国有部门的利益就可能落入权贵的腰包，而不是投入社会福利。政府也可以采纳右派意见，将国有部门“市场化”，但是不受约束的权力下，市场化过程不可能公正，获益的还是权贵。这样的政府就像尺蠖这种爬行虫一样，它的身体不论是伸还是缩，最终都是向着中饱私囊的方向前进。只有当权力受到约束，政府权责一致之时，这种局面才能避免。因此秦晖认为，建立底线才是中国现阶段的真问题。

近些年来，秦晖频繁和不同立场不同理念的学者进行讨论、辩论，反复阐发他关于共同底线的思想。秦晖始终最为关注的是底线的上下之争，而不是立场的左右之争。在一次与左派学者韩德强的对话中，他说自己根据共同的底线既批评过左派，也批评过右派，两边因此都批评过他，并因此分别把他划入对方阵营。虽然媒体上一般称秦晖为自由派学者，但是他倒不介意自己被划入哪方阵营，也不介意成为“左右公友”还是“左右公敌”，因为“我并不是政客，不需要讨好什么人”。

这种超然于立场，一心注视底线的态度，与他早年的经历不无关系。秦晖出生在城里，但是15岁那年就在“文革”中下乡“插队”，在广西一个偏远的山村当了9年“农民”。因此秦晖后来考上研究生后，就把农民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把农民问题当作“自己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倾向于把城市和农村对立起来，比如说城市的发展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又把一些城市问题归结为太多农民工拥入城市。而秦晖早年提出，城里人和农民实际上面对着共同的问题，他们都同样不自由，都不过是“共同体的附属物”，因此改革的目标不应该是在城乡之间重新分配利益，而是要将城乡人员都从具有依附性的共同体成员转变成具有个性的自由人。秦晖在不同话题上始终强调共同底线的意义，便是这种超越立场的思考模式的延續。

《共同的底线》出版后，获得了各种荣誉，发表获奖感言时，秦晖连用几个“常”来描述自己，“在下一介书生，有平常心，做寻常人，讲正常话”。没有底线的社会不会是一个正常社会，共识无处生长，分歧无处安顿，从这个意义上讲，秦晖，以及这个时代其他真诚地在为这个国家寻求底线、坚守底线的学者，实际上是用底线为思想与言论建构一座文明的城邦。若没有这样的城邦，当人们向着理想进军之时，思想的论争必然会在权力与利益的纠葛中，要么迷失方向，要么硝烟弥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