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格森事件”波及美国党争

于时语

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县弗格森镇黑人青年遭白人警员枪杀案件，因该县大陪审团裁定不起诉涉案警员，引起全美各地暴力示威。其后纽约和凤凰城又传出类似裁决或枪杀事件，再次揭示美国社会涉警种族矛盾之严重。而这一矛盾又直接影响到美国两党政治的变化。

要了解美国种族矛盾的现状及原因，不妨参考同时另一个国际新闻：1950年代首次确立DNA双螺旋分子结构的美国生物学家詹姆士·沃森，宣布拍卖他因这项革命性发现而获得的诺贝尔金质奖章，理由是“囊中羞涩”。而这一窘况的直接原因，是2007年沃森关于黑人智力低下的种族主义言论曝光后，不仅被迫辞去美国长岛冷泉港实验室主任的职位，还被科学界和其他所有社会团体列为“拒绝往来户”，成为一个“非人”（unperson），收入大大减少。

沃森的“错误言论”是，“我们所有社会政策的基础，是‘黑人的’智力与我们一样。但所有实验都表明这不真实”。沃森的这一看法虽然“政治不正确”，却获得许多美国白人包括知识分子的暗中甚至明里赞同，也是美国种族矛盾的重要潜因。

这可以追溯到1994年，著名保守派作家默里（Charles Murray）与一位已故哈佛大学心理学专家合著出版《钟形曲线》（代表智商分布曲线）一书，详细研究现代商业经济体制下的社会异化，结论人类智商是其主因。他们将美国不同族群按平均智商排名，从低到高依次是黑人、拉美裔、白人、亚裔、犹太人，而引起了严重批判。但该书的主要命题─认知能力（cognitive ability）驱动现代社会的分化，却获得大量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的认同。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在高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大势之下，社会竞争越来越取决于智力和教育水平，使得智商与社会成功和社会地位的关系越来越强。聪明人得到最好的教育，找到最好的工作，挣最多的钱，彼此嫁娶生育聪明的下一代，而形成世襲“认知力精英集团”。智力平平和智力低下者则在社会竞争中不断落后，世代相继，居于社会下层。

1964年约翰逊政府任上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在政治上确立了黑人等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此后在“伟大社会”潮流下，历届联邦政府通过和实施了大量照顾帮助少数民族的福利和优惠政策。不到半个世纪，不仅奥巴马当选总统，更出现了黑人国务卿、大法官、国会议员、将军、州长、市长、大学教授、总编辑等组成的黑人精英群体。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社会的种族矛盾已经弱化。

《纽约时报》中右作家布鲁克斯近日指出：旧日美国基于肤色的种族歧视，今天已经演变和混杂入基于“阶级”地位的社会偏见，而这一“阶级”则主要取决于社会经济地位。一个无解的社会现实，是美国社会经济地位与种族肤色之间的强烈相关性。

单单贫困并不可怕，上世纪时，从南欧天主教人口，到犹太人和亚裔，美国许多新移民群体最早都经历过这样的弱势阶段。真正糟糕的是黑人普遍的低教育程度，使得绝大多数黑人青年没有社会上升机会，而代代永居社会下层。这也是已经被大学录取的弗格森镇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被杀，激起当地民愤的原因之一。

另一个重要社会原因是政府福利和优惠政策的逆向效应，造成黑人传统家庭结构的崩溃，加剧黑人群体的贫困化和低教育程度。已故纽约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莫伊尼汉半个世纪前警告这个趋势时，曾经被“政治正确”分子大肆批判。可是时至今日，70%的黑人小孩“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就是被杀青年布朗，也来自一个破碎家庭。差不多一半黑人男孩未能从高中毕业（白人只有20%出头）。

人们或许应该考虑美国黑人在历史上遭到的长期歧视，以及家庭贫穷的累积负面效果。但是即便不提美国政府和教育界普遍和长期对黑人入学的“加分”照顾政策，前引作者默里曾经用大量调查和实验数据，表明各种低教育程度现象，特别是中学退学的一个关键原因，实在是学生的低智商。新近有学者指出这种低智商来自婴幼时期缺乏智力开发，但是普遍的单亲破碎低收入家庭，使得早期智力开发设想形同画饼。

这样的现实形成一种黑人群体特有的社会文化，也即大量黑人青少年不以违法乱纪为非。据统计，成年黑人男性中，三成有过犯法坐牢的案底。这也使得黑人青年是最具“仇警”心态的社会群体。弗格森镇上被杀的青年布朗，事发之日曾经抢劫小店和吸食大麻，在下层黑人中，决非“出格”行为。这样的行为甚至包括了最成功的高教育黑人，连奥巴马也承认年轻时曾经吸食毒品。

在大部分黑人的社会经济状态趋于恶化的同时，美国两党政治经历了沧桑演变。曾几何时，共和党曾经领导反对奴隶制度。自从1960年代后期，尼克松发起“南方战略”，利用南部白人对黑人民权运动的不满，共和党逐渐颠覆了南北战争以来南部的民主党权势，使得黑人彻底倒向民主党，而中下层白人则日益站到共和党一边。

更重要的是美国经济的后工业化结构性演变。在高科技自动化和全球化的双重作用下，白人占绝大多数的“低教育中产阶层”面临前所未有的挤压和沉沦。金融海啸引发的大衰退以来，美国经济包括就业率出现明显复苏，但是除了资本和顶尖高收入群体，中下阶层的工资收入却停滞不前，尤其如《大西洋月刊》近日指出，年青一代劳工的实际收入明显下跌。

在美国特有的政治文化下，虽然宏观经济馅饼中资本份额越来越压倒劳工份额，这一社会趋势反而导致中下层白人选民的右倾化。明显的两点是代表劳工利益的工会运动大退潮，和对社会福利制度的一种反动。眼看社会上升机会和福利馅饼缩小，中下层白人的怨气和反感，日益针对据称全靠“种族照顾”发迹的少数民族精英，以及不成比例享受和“滥用”社会福利的少数民族，包括新移民和“非法移民”，因为后者加剧了茶党代表的白人选民对“美国变色”的焦虑。

作为少数民族精英的奥巴马上台，以及后来的系列施政，明显加剧了低教育白人选民（占白人70%）的上述心态。特别是照顾弱势群体的医保改革，据《纽约时报》新近分析，除了收入最低的二成穷人人口（黑人居多）明显获益，其他八成人口尤其白人中产阶层都是经济上不同程度的输家。

新近中期选举，共和党在白人选民中的优势居然超过了22个百分点，特别在众议院选举中，这一优势是史无前例的24个百分点。近在1992年的众议院选举中，两党在白人选民中还平分秋色。虽然这次中期选举投票率很低，还是敲响了民主党上层的警钟。参议院民主党第三把手、纽约州的舒默近日公开批评奥巴马医改是决策性错误，引起党内内讧，是个信号。

民主党的如意算盘是美国人口长期趋势：在两次总统大选之间，白人选民比例平均会降低两个百分点。但考虑到白人目前还是占选民总体的75%，这次中期选举的惨败比例，对2016年大选民主党能否保住白宫，提出了很大疑问。

目前看来，民主党的对策主要是双管齐下：第一是适当“纠左”，努力缓和与中下层白人的关系;第二便是力争人口增长最快的拉美裔选民。奥巴马政府对弗格森案件的相对低调处理，属于前者;而不顾共和党强烈反对，以总统行政命令“赦免”数百万拉美非法移民，是后一策略。

但是两者能否奏效，都大有疑问。在目前高度紧张的种族关系下，任何新的种族事件都会加剧白人选民对民主党的反感。而在拉美裔选民中，民主党的优势并不稳定。对于具有投票权的拉美裔公民，非法移民并不一定是主要关心问题。这次众议院选举，共和党就获得了37%的拉美裔选票。如果2016年共和党推出拉美裔总统候选人或是娶了拉美裔妻子的杰布·布什，都可能逆转民主党的这一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