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理论祛魅语境中的阅读

思郁

2014年10月，译林出版社主持的“人文与社会译丛”出版百种纪念座谈会召开。丛书的主编，清华大学教授刘东接受访谈，回忆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知识界的许多活动，提到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氛围中一个重要的区别就在于，80年代时，知识分子对西方理论有一种极度的饥渴，而到了90年代之后，知識分子变成了对理论的眩晕。笔者可以接上一句，新世纪之后，知识分子对理论的态度应该是理论的祛魅。

所谓理论祛魅，说白了就是针对具体问题谈理论，对理论进行清算;另外一点就是将理论搁置在历史中进行评议。对理论的历史梳理才能正本清源，搞清楚理论出处的原始语境，与当下的理论处境进行对照，方能让理论在现实中落地生根。这大概是刚刚过去的一年里，很多大部头的理论书籍比如《21世纪资本论》和众多历史类图书比如社科文献出版社的“甲骨文”系列丛书大热的原因。本文将谈到笔者在今年读到的印象深刻的思想类著作。

葛兆光在《且借纸遁：读书日记选1994～2011》中记下了阅读保罗·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的笔记，对口述史的重要性进行了概括总结。大意是说，口述史是围绕着人民而建构起来的历史，它为历史本身带来了活力，也拓宽了历史的范围，它认为英雄不仅可以来自领袖人物，也可以来自许多默默无闻的人。它促使师生成为合作伙伴。它把历史引入共同体，又从共同体中引出了历史。它帮助那些没有特权的人尤其是老人们逐渐获得了尊严和自信。在它的帮助下，各阶层之间、代际之间建立了联系，继而建立起了相互理解。

01《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02《且借纸遁：读书日记选1994—2011》03《小于一》04《抵制与反抗：来自东欧的教训》

口述史与许多知识分子的回忆录不同，正如奥兰多·费吉斯在《耳语者》一书引述了数百份的家庭档案，但书中关于各个家庭的故事都是从当年幸存者的口述中获得，“我们在每户人家仔细采访年龄最长的成员，只有他们方能解说这些私人文件，并将之与基本上讳莫如深的家史挂上钩”。也许，本书最大的争议就源于这种口述史的鲜活性。我们无法得知幸存者的回忆是否真实，不知道他们是否篡改了自己的记忆。当然，回忆永远都与虚构交织在一起，如何分辨其中的真假，如何学会从历史中寻找痕迹，或者不为人知的真相，都是写作的难题。

用口述的方式记录和写作，是历史学家常用的著述方式，《抵制与反抗：来自东欧的教训》的作者罗杰·D.彼得森，曾在芝加哥大学读研期间接触大量东欧移民，与他们的交谈激发了研究二战期间东欧的普通人如何面对暴力侵袭事件的愿望。他后来选择了立陶宛作为代表，几次深入立陶宛做田野调查。与费吉斯《耳语者》类似，彼得森尽可能从农民、学生和工人的角度讲述历史，为了努力重建1940年代的经历，对40多名立陶宛老人进行采访，力求精准地呈现这些人在家乡被占领状态下的生活。这本书研究的议题最有意思之处在于，他用社会学方式分析了各个阶层面对德国和苏联占领时的不同反应;另外还着重分析了，由于日常屈辱的臣服经历，憎恨成为一种不同群体面对入侵的共同反应，而且这种憎恨，长期潜入集体意识，成为战后重建家园过程中对反叛者的讨伐。如何化解这种憎恶的力量，就成为每个国家重建过程中需要小心处理的难题。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小于一》中略有些讽刺地说，一个老龄人，如果他仍握着笔，有一个选择：写回忆录或写日记。顺便提一句，布罗茨基的《小于一》是笔者今年读过的最好的书之一，由著名的诗人翻译家黄灿然翻译出版。布罗茨基应该对《耳语者》描述的生活并不陌生，他生于战争期间，成长于后斯大林时期，同样难逃那个体制的命运，1964年因为写诗和“不劳而获罪”被流放，1972年被驱逐出国，最终在美国赢得一个诗人应有的荣耀与尊重。《小于一》中最后一篇《一个半房间》回忆童年时期与父母在一起的生活，那是《耳语者》中千百万普通家庭的真实写照。

顺着布罗茨基的话语分析，写回忆录或日记大概是每一个老龄写作者的终归之地。与其说这是出于一种写作的需要，倒不如说是为了总结和回忆自己的人生。但回忆有时候不可靠，同样回忆也会经过时光的淬炼和发酵，有着非同一般的光彩。毕竟我们了解过去的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前人的回忆。美国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3卷本的回忆录《二十世纪之旅：个人和时代的回忆》记录下了一个世纪的风云变迁。夏伊勒身兼记者、作家、历史学家于一身，经历了20世纪诸多大事件，后以《第三帝国的兴亡》和《第三共和国的崩溃》等著作流传于世。夏伊勒从一个美国小镇的毕业生，到世界中心的巴黎，以记者的手笔记录下了他所亲身体验过的生活：在伦敦报道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在巴黎报道林德伯格的跨大西洋飞行，在日内瓦报道国际联盟的会议。作为记录者，夏伊勒见证了菲茨杰拉德夫妇、海明威、格特鲁德·斯泰因、伊莎朵拉·邓肯等人的生活片段，这些文字复原了一个个伟大的灵魂。

与历史学家充满了抒情性和文学性的回忆不同，经济学家的回忆大都颇为理性平和，对过去充满了警醒。德裔美籍经济学家和思想家阿尔伯特·赫希曼的《自我颠覆的倾向》与其说是回忆录，倒不如说是对自己一生所坚守的学术志趣和经历的反省。所谓自我颠覆，简单说就是自我批评，但是对一个经济学家而言，自我颠覆意味着在述说自己所坚守的理念之外，重新推翻自己的坚持，站在一个相反的立场和角度上重新思考问题。在赫希曼看来，任何一个普遍有效的规律，都可能在被一部人坚持的同时，却被另一部分人摒弃，或者被不同的人以非同寻常的方式坚持。原因很简单，某些隐含的一般性的规律只适用于人类社会的某一部分，而不适用于其他部分。在一个人的一生中的某个时刻，自我颠覆可能会成为自我超越的主要途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言，只有改变了自己的哲学立场，发展某种新的观点时，才感到自己真正的活力。

作为经济学家的赫希，从苏联解体和东欧各国的切身观察中，体会到了他的这种自我颠覆的重要性。东欧剧变后，这些国家的重建面临众多任务，孰先孰后，或者齐头并进，就成了一个多重选择的难题。只有秉持一种可能性主义的试错法，才可能真正得知功效如何。社会重建并不根据某种预想的既定序列，按部就班地进行。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所有的过程都是动态的重建，只能“零敲碎打”，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的方式。

与赫希曼自我颠覆不同，蒂莫西·加顿艾什在他的文集《事实即颠覆：无以名之的十年的政治写作》中，开篇就提出事实本身即有颠覆性：事实能够推翻独裁者、传记作家、间谍、英雄，事实能够推翻谎言、半真半假的东西和神话。所以历史学家和记者的首要工作就是寻找事实：“事实像鹅卵石，有了它们，我们才能铺就分析之路;事实像马赛克瓷砖，我们将它们拼在一起，拼出过去和未来的画面。对于道路通向何方，以及马赛克画面披露的现实或真相，人们会有分歧。事实本身必须接受所有证据的考验。”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欧洲人，加頓艾什的大部分写作记录下了新世纪欧洲大地上最有意义的10年：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的倒台、乌克兰橙色革命、天鹅绒革命的影响、波兰人万圣节、“9·11”事件、欧洲的伊斯兰……加顿艾什说，作为一个欧洲人，我们浪费了大部分的岁月，未能团结一致应对一个越来越“非欧洲”的世界。

欧洲的重建一直是许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关注的中心话题。还记得2003年5月，在哈贝马斯的精心策划下，德国大报《法兰克福汇报》发表了他和德里达共同署名的文章，谈伊拉克战争之后的欧洲再生。同一天，美国知识分子罗蒂、瑞士的阿道夫·穆希格、意大利著名作家翁贝托·艾柯、意大利哲学家吉亚尼·瓦蒂莫、西班牙哲学家费尔南多·萨瓦特等人，也分别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各自独立，但与哈贝马斯、德里达的文章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唤起一个欧洲国的共识。

但已经去世的美国历史学家托尼·朱特的《论欧洲》一书，却认为长期能够把欧洲各国联系起来的恰恰是一种分裂的意识，它们之间唯一的共识就是二战期间共同抵抗纳粹的历史记忆，而随着战后东欧各国被苏联影响，西欧重建发展经济，建立了高福利制度，也逐渐暴露出很多问题，中欧各小国甚至在人们的意识中不复存在，他们以前同仇敌忾形成的共识也基本消失了。所以，朱特认为，就算我们如何渴望欧洲获得统一，鉴于现实问题的种种，倒不如认清现状，一定程度上恢复和认可民族国家。

当然，朱特的观点值得商榷，因为在尊重各国历史的基础上，建立欧共体一直是欧洲重建的中心。近期，已经85岁高龄的哈贝马斯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提及欧盟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他并不赞成回到民族国家，他给出的建议是，经由统一货币走到政治联合，建立一个超国家民主联合体。当然，这个超国家民主体与美国的联邦制不应混为一谈，应该向公民保证，欧洲联盟不会变成可怕的超国家，而这种超国家已经在国家范围内达至危及自由平等的程度。

其实无论是欧洲，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随着全球化的表征愈发明显，他们所应对的危机也越来越相似，这是资本在全球流通的影响所致。2014年国内最红的一本书就重新定义了资本的力量。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厚达700多页，纯经济学的话题，出版后却能成为一种现象和话题之作，不得不说有些令人意外。正如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评价的，别的经济学书也曾经畅销过，但皮凯蒂的著作是一部能够改变舆论走向的严肃学术作品，大多数畅销书做不到这一点。不过，看到皮凯蒂所讨论的不平等话题与现实生活的密切程度，大概也能窥得一部分畅销的原因。说起来很有意思，皮凯蒂的书看题目就知道是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相呼应，但恰恰是苏联解体后一次偶然造访罗马尼亚的经历，让皮凯蒂意识到，我们更需要私有财产和市场制度，不只是为了经济效率，而且是为了个人自由。

皮凯蒂此书的一个主要论点就是世袭资本主义，或曰“拼爹资本主义”，世界上很大部分的财富并非源自成功的事业和拼搏的精神，很可能源自所继承的巨额财富。这种加剧的不公平是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因为贫富之间的差距只会越来越大：绝大多数人口收入增长缓慢，而最富有的阶层却收入飞涨。在皮凯蒂看来，不公平本身是可以接受的，它能激发个人主动性和财富创造，在累进税和其他措施的协助下，它能让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更富有。但他认为极端的不公平只会威胁民主体制，因为民主不只是一人一票，而是承诺提供平等机会。

笔者看到有评论《21世纪资本论》的文章说，必须对皮凯蒂的作品进行反驳，否则“它就会在知识界传播，重塑政治和经济观念，而未来所有的政策论战都会在这些观念的基础上展开”。可见，观念的力量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