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斥责沈从文前沈对郭的批评

杨建民

一

1948年2月10日，郭沫若写了一篇对一些人的命运产生很大影响的论文《斥反动文艺》。文章开门见山：“今天是人民的革命势力与反人民的反革命势力作短兵相接的时候，衡定是非善恶的标准非常鲜明。凡是有利于人民解放的革命战争的，便是善，便是正动；反之，便是恶，便是非，便是对革命的反动。”

今天看来，以一时的政治形式——战争——来判别文艺的“正动”（郭沫若之用辞能力极强），“反动”，实在偏颇，可当时，也许正合了极多热情的政治参与者的“心拍”，反而因其简单，直捷，而受到人们特别关注。

郭沫若进一步阐发：“所谓反动文艺，就是不利于人民解放战争的那种作品，倾向，和提倡。”那么，到底什么才是“反动文艺”？郭沫若说得十分炫目：“在反动文艺这一个大网篮里面，倒真真是五花八门，红黄蓝白黑，色色俱全的。”

人们几乎没有料到，这“反动文艺”的典型，并没有落在那些替当局鼓吹，为政府买好的御用文人身上，而首先扣在了以小说、散文闻名于世的沈从文头顶。

“什么是红，我在这儿只想说桃红色的红。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如沈从文的《摘星录》，《看云录》，及某些‘作家自鸣得意的新式《金瓶梅》，尽管他们有着怎样的借口，说屈原的离骚咏美人香草，索罗门的雅歌也作女体的颂扬，但他们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初期全民族对日寇生死存亡的时候，他高唱着‘与抗战无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