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丽媛的故事

李木生

回顾几十年的记者生涯，会留下一些难忘的采访，1992年夏天福州采访彭丽媛，就是其中的一次。

采访她的动因其实很简单：已经成名，却又迥异于歌坛流行色，始终保持着百姓喜爱的朴实台风；她的音乐艺术生涯，又与我所在的城市山东济宁市有过一次重大的关联。其时，我在济宁日报社负责文艺部的工作，也就促成了这次尤为难忘的采访。

采访得以成功的桥梁，还是我的济宁老乡乔羽。电话里，听说我要去采访彭丽媛，“乔老爷”不仅满心赞同，还迅即告诉了彭丽媛的联系方式，并说了一段热忱的话：“唱歌需要高深的文化教养吗？不仅需要，而且必需。可惜这一种需要在许多人的感觉中被删除掉了。不仅在年轻的歌唱者中，而且，我看在许多并不年轻甚至已经掌握了别人命运的艺术管理者中，也被删除掉了。于是，在一些艺术从业者的头脑中，出现了文化的荒芜。跟着这种荒芜的感觉走下去，真是一种太悲哀的‘时髦。彭丽媛没赶这种‘时髦，她走了一条更艰辛的路。成为中国第一位攻读中国声乐硕士学位的歌唱家，不容易也不简单。”中国第一位攻读中国声乐硕士学位的歌唱家，这个信息，更加坚定了我采访的决心。

22年过去了，那4天的采访记下的细节，尤其是她的草根故事，却至今清晰如新——

1962年11月，遍及中华大地的饥荒刚刚缓解，彭丽媛诞生在山东省郓城县城一个普通干部家庭里。父亲彭龙坤是县文化馆馆长，母亲李秀英是县梆子剧团演员。

父亲一家祖孙三代务农，就是父亲一人从郓城高小读到了济宁一中高中。特别爱读书的父亲是学生会文体委员，在高中时候因品学兼优被列入选派进军事院校的名单。只因家庭人口多，被祖父召回家开始了收麦子、刨地瓜的农民生活。有文化求上进的父亲不久入了党，并于五十 年代初当了县剧团党支部书记、文化馆馆长。

母亲李秀英是县山东梆子剧团的主要演员，很有才华。青衣，花旦、武旦、刀马旦，甚至女扮男装演生角，她都能演唱得叫场，是鲁西南闻名的几个名角之一，十几岁便主演《 花木兰》 、《 追鱼》。

“文革”的潮水，无情地淹没了李秀英的艺术追求。由于“出身”不好，不仅《 红嫂》 、《 白毛女》 这类革命戏不让她这个地主子女演，她还要被当作“里通外国”分子进行批斗。灰心的母亲毅然改行，而且是彻底改行，到县食品公司当了工人。彭丽媛惨楚中含着深深的惋惜：“她的同事们都说妈演得古装戏太漂亮了，能有录相留下来该多好，可惜她连自己的剧照都烧了。”成名的女儿，多想看一眼在舞台上唱念做打的母亲呐。

还是个孩子的彭丽媛，三四岁便经受着暴风雨的洗礼，幼小的心灵感受着世态的炎凉。

同院的孩子们，谁也不跟她玩。不仅不和她玩，还一起起哄她、追她、揪打她、用石子瓦片砸她。比打砸更厉害的，是“狗崽子”、“地主羔子”的臭骂在她心上留下的创伤。

爸爸也被批斗，停发工资，全家仅靠妈妈的47.8 元维持，还要照顾爷爷奶奶、姥爷姥姥，欠账压得大人喘不过气来。回忆起这段童年，彭丽媛由衷地说：“我现在的成功，和小时的苦难有关。没有那时的苦，现在就不会这样拼命地努力。”她说，那时真是馋呀，一个月也甭想吃顿肉。两分钱一斤的西瓜，家里从不舍得买。彭丽媛眼巴巴看着别人吃西瓜，馋极了便领着妹妹、弟弟到剧院门口捡拾别人吃西瓜时吐在地上的泥头败脑的瓜子。捡回来，洗去泥，排在芭蕉扇上放在太阳下晒。晒个半干，姊妹仨便迫不及待地嗑着吃。有一回，姊妹仨正嗑着，妈妈来了，严肃地“审”起来：“从哪里偷的西瓜？”“没吃西瓜怎么来的瓜子？”三个不懂事的孩子不敢说，害怕了，哭了，终于道出原委。自尊心很强的妈妈是那样难过又那样生气，瓜子全给倒了。倒了孩子辛辛苦苦捡回、洗净、晒得半干的瓜子，妈妈又心疼了，心疼受屈的子女，又流着泪去买了两个西瓜，切开，只让受屈的孩子吃。

童年时最奢侈的那顿饭是爆炒羊肚，那是唐山大地震后的1976年，都住在防震棚里。妈妈说：“不知往后怎样呢，吃一顿好饭再说。”二斤羊肚，爆炒了两盘，全家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过瘾的感受：特香。以至现在，彭丽媛唯独偏爱这个菜，回老家了总要重尝一下这个“少年时的享受”。

小小的彭丽媛，注定了还要经受更多的风雨。父亲受批斗，母亲天天无休止地开会，无人照看的丽媛被送到农村的姥姥家。不懂事的彭丽媛常常搬着小凳，扯着姥姥的手或姥爷的衣襟去开“四类分子”批判会。最让她感到惊恐的是姥爷挨打：他跪着，头深深地低着，身上一下下挨着棍子，挨了棍子还要读毛选，写心得体会。姥姥是一米七的细高挑，三寸的小脚难于支撑，站都站不稳，要拄个拐棍。可她要被勒令扫街。看着她那艰难的样子，还没有扫帚高的丽媛可怜得心缩缩着，抱着扫帚一下一下地替姥姥扫。孩子总是喜爱热闹的，她被敲锣打鼓的人群吸引去，从人缝中钻过去才看到是姥爷，脖子上挂着大牌子，在游街。孩子哇哇哭着，往家里跑去。跑回家里，和姥姥抱头痛哭。

艰难苦涩的日子，终究压抑不住突出的艺术天赋顽强地表现与发展，一如小草能顶破石崖。彭丽媛的艺术天赋，很早便在这特定时代里以其独特的方式显露着，既显示着父亲基层文化人、母亲舞台艺术的遗传基因，又以其罕见的表现昭示着超出父母的远大前程。

1968年，彭丽媛开始了学生的生涯，而姥姥家大地主的成分，像一架深重的十字架，压在这个刚刚懂事的小姑娘身上。

以她突出的天赋，学校宣传队无法将她排除在外。可是，遇到演重要角色，总会有老师、同学提出：她那吓人的社会关系，行吗？报幕、清唱、表演，她总是暗自投入全副的力量，努力完成得好了再好，希望用行动挣得别人的尊重，证明“我成分孬却可以干得好”。就为了挣得这个和普通同学平等的地位，她暗自花费了一个女孩难以做到的努力。放麦假了，同学们有的去放开性子玩，有的搞点编织赚些钱。唯有彭丽媛主动提出留校劳动：打扫那三个大大的厕所。要知道，这是男生也不愿干的活。

但是，成分的十字架，依然如故。每次发展团员，还是没她的份。每次发展团员，她都哭得厉害，是不公平憋得她哽咽不止。不仅入团，就连平时的表扬，黑板报上都没有她的名字。

发轫于被同院孩子们追、打、砸的不合群，渐渐地形成了她的有些孤僻的性格。这孤僻里，有着社会压给的自卑，每次填带有成分栏的表格，她都会羞得躲起来偷偷地填写。以至在昂首做人并成为祖国的骄傲的时候，她谈起当年填表时的心情，还含着隐隐的痛苦：“那真是感到无地自容。”这孤僻里，更有着倔强不屈的孤傲。一种只有在这种压抑中才能产生的志气，便在这孤傲中升腾。难怪山东的乡亲们，不少人都从她响遏流云的歌声中，体会到了她那文静秀雅中的豪气、内向朴实中的耿烈。

1976 年，山东省歌舞团到郓城县蹲点，为学大寨的农村辅导文艺宣传队。歌舞团一个叫余立莉的老师，一下看中一个小姑娘，小姑娘就是郓城一中的学生彭丽媛，她嗓子好、身段好、能唱能舞能报幕、小小年纪能将大段的样板戏倒“唱”如流。毕业于山东师范大学艺术系的余立莉，不知道曾因母亲出身大地主、父亲因冤案而被开除党籍的彭丽媛所受的屈辱，更不知道彭丽媛当年报考山东省艺术学校就因家庭“问题”而名落孙山所受的打击。爱才而又善良的余立莉只是真诚地劝小彭：“先不要进什么歌舞团，应该去考省艺校，等着吧，有了机会我一定告诉你。”

她点燃了彭丽媛的希望之火。

彭丽媛怀着憧憬等着。

1977 年11 月，她收到了省艺校马丽芬老师一封简短的信。时隔15 年，她还能将这封珍如至宝的信流利地背出来：“彭丽媛同学，得知你声乐条件很好，我校正在招生，可到济宁考区济宁师专报名。”

弟弟正患脑炎住院，父母都无法相陪，只好请一中的音乐教师高成本领送。人口多、家境穷，父亲托关系找到一辆去济宁拉煤的卡车。驾驶室已有一人，司机见是两人，一脸的不乐意。难为得父亲送上一条烟，又说了一大堆好话求他：“拉上她吧，不然就耽误了考期。”

15 岁的彭丽媛，这才在司机的“恩准”下挤进了驾驶室。其他两个大人坐在正座上，她只好脸朝后跼蹐在发动机壳上，和别人脸对脸地出发了，怀着满意出发了。

赶到济宁师专，拿出马丽芬老师的信，负责报名的李祥瑞遗憾地说：“晚了，现在已在进行复试。”高成本老师求着：“让她唱唱，您听听吧。”心里头因饥冷失望打着寒颤的彭丽媛，一听说唱便来了精神，她不能再失去这次机会。她唱“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她唱“南泥湾”，被打动的李祥瑞老师有些兴奋地说：“行！参加复试吧。”同来的高成本老师为省钱，将小彭安顿在郓城驻济宁转运站，留下5 斤全国粮票和10 元钱便回去了。

转运站就几间旧平房，一个破院子和一个好心的看守的老大爷。小小的彭丽媛有生以来第一次一人掌管这么多钱，心里紧张着放在兜里似乎也不踏实，她便掏出来，将10 元钱紧紧地摸在手心里，出汗了也不松开。一天还没顾上吃饭的彭丽媛摸着钱这才感到有些饿了，她羞涩地挨到附近的火车站旁，买了两个大烧饼，瞅着无人注意的空，将饼揣进棉袄，脸红红地返回住处，大闺女家，当着众人咬饼，该多难看呀。

看门的老大爷虽然纳闷，倒也不拒绝姑娘的要求，送来三暖瓶水，嘱咐她：“闺女，我给你反锁上门，谁叫也别开，第二天一早我准时叫醒你，误不了考试。”孤零零的小彭顿时感到心头热乎乎的，老人家为了她的安全，想得多周到呀。

饿了的小彭泡着开水，将饼吃得一干二净。娘嘱咐过的，坐车累，毁嗓子，要多喝开水。那就多喝开水吧，一碗又一碗。老鼠真多，吱吱叫着，窜爬得瘆人，害怕得小彭只得开着电灯睡。等第二天七点老大爷开锁喊门时，彭丽媛已有些急不可耐了。夜里她想好了，一定要早早地、第一个赶到考场，老大爷边送边和她有一段对话。“闺女考啥？”“艺校。”“艺校是啥？”“唱歌。”“咱那地方谁会唱？地瓜干都吃不饱，准考不上。”

转运站到师专有四里多路，她不舍得上公共汽车，那要花5 分钱呢。甩开大步走吧，走也是第一个赶到考场。等到考生陆续赶来，“武装”上自己最好衣服的彭丽媛，才感到自己是最土气的了，不免有些怯生生的，甚至还有些许自卑。

复试开始了，每人唱几首歌，朗诵一段文章，再来几个舞蹈动作。听着听着，孤单单、怯生生的彭丽媛挺直了胸脯，自卑也无踪影了。她自信地在心里说：“我比这些都强！”

她的考号过去了，还是没有喊她。身旁的考生没有了，还是没有叫她。她沉不住气，一下闯了进去，只见考场的老师们正在合上夹子、收拾东西准备走。一声“我还没试呢”，倒把老师们惹笑了。懒懒地坐下，夹子也不打开，边闲聊边让她唱。其实，大家心里的潜台词很清楚：没什么戏了，安慰她一下吧。她一开口，老师们便愣住了，让她重新唱。这样的歌喉，让老师们有些惊喜了。不仅唱，她还兴之所致，边唱边表演起来。济宁地区某文化团体的人闻声赶来，热切地劝她：“没熟人考不上的，来我们团吧，让你报幕。”背着家庭政治包袱、受着屈辱的彭丽媛根本不为所动，坚定地说：“不，今年考不上我明年考，明年考不上我后年考。”

回忆起“丑小鸭”蹒跚起步的往日，在神州休产假的彭丽媛坦率地对我说：“那时哪知道北京还有中国音乐学院呀，心眼里只认为省艺校就是中国最高的音乐学府了，不然，我肯定会去京城‘赶考的。”

人小，心却大着呢。

心大也挡不住肚饿，复试完已是下午一点多了，两天只吃了两个烧饼已饿得不想迈步的彭丽媛突然见一辆卡车在身旁停下，没停稳便见妈妈从车上跳下。看到冻得一副可怜样的女儿，妈妈一下搂住她便哭了，哭着说：“走，我带你吃一顿好饭，不还账了（那时家里还欠着三千多元的债）。”就在师专旁边一家饭店，5 分钱一根的油条买了两根，一毛钱一碗的粉条汤买了一碗，全放在女儿面前，自己只买了一个烧饼啃。小彭疼妈妈，劝：“妈，您喝吧。”妈说：“快趁热喝吧，剩下了再给我。”汤上有几星蛋花，还漂着两片薄薄的肥猪肉，别说一碗，就是三碗也能喝下。可是小彭看着站着啃烧饼的妈妈，只吃了一根油条、喝了几口汤，便借故“嫌腻”、“爱吃烧饼”，将汤和油条让给妈妈。

等通知书的日子，特别难熬。通知书真的拿到手中，她怎么也不敢当着外人的面打开。她怕。1976 年，就是这样一个通知书、一个不被录取的通知书，她将通知书按在胸前痛哭了一场。无人处，她静静突突跳动的心，展开，刚读了前边“你被录取为”五个字，便不能往下看，飞快地骑车回家，向全家报喜。

在江南梅雨季节里，彭丽媛回首那个拿到通知书的日子与时刻，仍然激动难平：“这是全家的节日。都喝了酒。再没有比它更能打动我的了。和这张小小的白色通知书相比，以后获得的一切大奖，都显得那样普普通通。半个多月里，我怎么也睡不着觉。被压抑了许久的心灵里，只思想着，可有出头之日了。那时，我就特别自信，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准能创造奇迹，全国红遍。真的，我那时就这样想。”

机会终于让她紧紧抓住。就在祖国的春天到来之时，1977 年，她考入山东省艺术学校音乐系学习声乐，从师于王音旋教授。

圣洁的心灵向往已久的艺术殿堂，终于可望也可及了。鱼，欢欣着游入大海吧。

曾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和朱逢博、才旦卓玛是同学的王音旋老师，以唱电影《茉莉花》 插曲而闻名于世，备尝人间辛酸而不改其对艺术的追求、不改其善良之心。她对从小蒙受生活的不公正待遇的彭丽媛抱着巨大的期望，并含着一种暖暖但却下意识的母爱。那时，民间艺术还处于“不时髦”的低档次上，对彭丽媛“民歌特土”、愿学西洋的花腔美声唱法的想法，给以了启蒙式的开导：“你太小，不懂得这是没有远见的想法。在民族声乐这块广阔而又肥沃的土壤上，才能诞生真正的有风格的艺术家。”朴素的真理最能打动人，无私的关切与爱心会使心灵于默契中相通。彭丽媛真诚地、踏实地开始了她长达13 年之久的民族声乐学习。

为了掌握最基本、也是最难的视唱练耳课（彭丽媛向我解释：视唱即为看谱即唱、练耳即听到曲子即能记下曲谱，是练习识谱与听觉的一门基础学科），她每天5 点半就起床，晚上6 点半至10 点半要一直坐在钢琴前。但她毕竟在全班年龄最小，还是个被大伙称作小妹的孩子，有次晚上终于受不了这种孤独与枯烦，和同学聊了会天。正聊着，王音旋出现了，一脸寒霜，严厉地训斥后命令她：“立刻练琴去！”

此后，彭丽媛练得更苦了，她那还显稚嫩的表相下，正奔突着逐渐成熟的追求：为受过苦的人争口气，为平头百姓争口气，为曾被视为下九流的中国民族声乐争口气，当一位卓尔不群的中国民族声乐艺术家。就为了这个追求，冬天里弹钢琴弹得十指全部裂口，她用胶布缠上，仍然苦练不止。

1980 年4 月，有着罕见天赋并经过两年正规学习训练的彭丽媛，以从容不迫的精神状态和朴实而又优雅的风度，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大型演出—— 全国民歌调演并崭露头角：热烈的掌声“逼”她返场，不仅获得优秀奖（不分等），而且作为最后被选中的演员参加全国巡回演出。就在祖国南北悄悄议论“这个山东小姑娘了不得”的时候，她又出访了芬兰、瑞典、挪威、冰岛、西班牙、葡萄牙。中国歌剧舞剧院要她，东方歌舞团要她，前卫歌舞团要她。这年，已从山东省艺术学校毕业的彭丽媛，进入济南军区前卫歌舞团。她私下里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早点自立进入工资稍高的部队，好为父母分点负担，还清家中的欠款。

穷是穷了点，但是开始走红的彭丽媛，倒有着她的老老乡孟子的禀性：贫贱不移。那时港台歌曲已开始进入大陆并迅速赢得了亿万青年人的青睐，为了迎合这种趋势，也为了能赚大钱，不少人改唱流行唱法。也有人劝她，改吧，轻而易举就能名利双收。倔强的彭丽媛坚定地摇摇头，还是甩着个大辫子，穿着大襟褂，还是用她那金嗓子唱《小二黑结婚》 、唱《 绣荷包》 。非但如此，她心中那成熟的追求也来得更加强烈了。一个艺术家的本能告诉她，也催促她：不能满足于唱几支歌，肚子里的这点水还太少，必须再学习。

她甚至有些急切地留恋起苦读寒窗的生活。

真是无巧不成书。1980年广东省第二届羊城音乐花会，广东民族乐团往山东发函，邀请彭丽媛赴粤同台演出。当这个朴实无华的小姑娘用其精纯的民族声乐艺术征服罢观众、于饭后出门闲走的时候，院子里正坐了一大批人。突然一个瘦小的长者发话问她：“你姓彭？”“多大了？”诧异的小彭告诉陌生的老头“十八岁了”后，这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长者竟朝正走红、刚刚演出成功的丽媛发了一通不客气的高论：“你这样走下去就完了，用不了二年就完了，必须抓紧学习音乐知识、学声乐唱法才行。”愈发诧异、惊喜于遇到知音的彭丽媛问：“我到哪里去学？”老人淡淡地回答：“上我那里上学。”小彭更是如入五里云雾，问：“你是谁？”周围的人哧哧地笑，有人告诉她：“这是李凌同志。”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连自己的顶头上司、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中国音乐学院代院长李凌也不认识。上学心切的彭丽媛不禁问：“先说让我去，将来不让上，怎么办？”李凌笑着说：“咱们拉钩。”一老一小手指钩手指，边拉边念：“拉钩上算，一百年不能变。”可敬的老人，是在为中国的音乐事业着想。他不能让这样一株难得的好苗自生自灭，也许在他想象的时空间，一棵根深叶茂的参天大树正长成支撑祖国音乐大厦的栋梁。

果然，1981年3月，她考入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专班，从师于金铁霖教授。求学若渴的彭丽媛如愿以偿。如愿以偿的彭丽媛于紧张的学习之中，也同时进行着创造性的歌唱艺术实践。在金铁霖教授的指导下，她既继承了中国民族唱法的精髓而又有创新和发展，既吸收了西洋美声唱法的发声方法又保持了自己鲜明独特的艺术个性，将科学性与时代性有机结合，从而开创了一条中国民族声乐的新路子。日渐深湛的艺术功底，正借助一次看似偶然性的机遇，放射出灿烂的光华。

在此后的时光里，她从中国音乐学院大专班考入本科，再被推荐为学院声乐硕士研究生，从师于金铁霖、李西安。十三年里，她在音乐院校里寒窗苦读苦练。在漫长的人生岁月里，她不忘一个民族歌手、时代歌手的职责，以其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为亿万人民放声歌唱。

也许，挫折与苦难帮了她的忙。要知道，这里曾是诞生过水浒英雄的地方。在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成功，也是一种逼上“梁山”。不管是高高在上的“高贵”者，还是“一阔脸就变”的暴发户，只要不在人民与民族苦难这块土壤上扎根，都将是没有出息、没有前途的，哪怕是一时“显赫”。彭丽媛的成功，除了她的天赋与奋斗之外，更重要的，也许是最根本的，是她从生活在底层的人们身上、从艰辛的底层生活中，保持了人性中的尊严与善良，并从而获得了热爱生活与高尚生活的原动力。

草根是靠泥土活命与强大的。22年过去了，我还是清楚地记得已经走红的彭丽媛对于泥土的感恩与向往。她记着自己高中的音乐教师，是他公正地让她担任文艺节目的主要角色，使她得到了磨炼；就连对她在初中的表现说过公正话的班主任刘克连，她也记着；她记着那个给她学习的信心、指出学习方向并答应将省艺校招考消息告诉她的余立莉老师，并深情地称她为第一个恩人；她一次又一次像谈起最亲的亲人一样地谈起郓城驻济宁转运站的那个给她以关心照顾的老大爷，谈到那三瓶开水、那叮咛，谈到那为了她的安全而反锁的门……

习仲勋同志曾经告诫他的家人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在彭丽媛的人生际遇发生了根本变化的今天，我更加无意“锦上添花”。只是我凭直觉依然认为，不管人的地位怎样变化，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地位的变化，只是人的外在条件的变化。人的生命的长度、精神与思想的深度与宽度，并不取决于人的外在条件，而是在于人的内心。而且，我与22年前一样仍然相信并期待，彭丽媛只会更加地热爱百姓并以与百姓为伍为荣，将生命与艺术之根，深深地扎在人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