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与信念的守望和歌咏

李宁宁

正如一个人的秉性，或多或少都有些家族遗传的基因，一个作家的写作状态与风格，一定与其个人的成长经历与学养，有着深切的关联。如果说鲁迅当年的“弃医从文”，有着急于要实现的文化使命与目标，那么，当代作家余华的“弃医从文”，则完全是不喜欢牙医这个职业，而向往文化馆生活的自得与闲适。但不可否认，正是如福柯所说的那份来自职业医生需要接受的“医学规训”，给了他们的文学创作以独特的观察视角与态度。尤其是他们作品中的那份“冷峻”、“犀利”，以及“对细节的惊人发现”和“对生命那份渗透骨髓的悲悯”，都有超出一般作家笔下所难以企及的深刻，都会留给人难以抹去的震惊与震撼。所以，要讨论余华对鲁迅的承继，我想“医学”的背景与素养，恐怕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角度。不过，对于作家来说，如何将特定的人生阅历，有效地转换成独特的创作资源，则是考验作家心力与能力的重要指标。对于一般地方性的作家来说，最大的困扰不是缺乏生活和人生体验，而是无法将这些生活和人生体验升华为既独特而又普遍的艺术创造。

因此，读张绪佑的长篇小说《静静的宁湖》时的第一个担心，便是对于一个有着资深官场阅历的作者，会如何拿捏作为一个官员的“纪实”“报告”与一个作家的虚构“小说”之间的分寸？另外，在一个对官场生态普遍失望、质疑和批判的社会语境中，会如何通过客观的叙述，坚守和表达出令人信服的为官之道，并以此彰显官场生态中的“正价值”与“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