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来 坚守精神的高地

郑婷

在藏语里面，“阿来”意为刚出土的麦苗，但是采访中的阿来在镜头前表现娴熟，西装革履、春风得意，还会经常要求暂停节目的录制让他出去抽根烟。作为一名文学家，阿来身上的标签太多了。他是以人类学进行民族历史文化反思的新锐作家；他创造了《科幻世界》杂志世界科幻类杂志最大发行量的奇迹，被全球业界誉为“科幻王”；他是在新媒体传播文学信仰的网络文学大师；他是与广大网友共享感悟植物之美的“来叔”。他从藏区走来，用汉语写作。对于那片被神话了的净土，他清醒地保持着质疑和关注；他远离故乡，却无时不在思考着它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论经年流转，持之以恒的却是他心中那份对大自然的敬与爱。

走出书斋 心系自然

从文学走入现实，阿来屡次强调自己不是书斋里的作家，要每天宅在家里，规定写多少字。他直面现实，也很入世，组织成都“公和社区发展基金会”举办公民教育讲座，和青藏高原百姓募集资金保护珍惜动物，还发动学者科考，研究诸如怎么保护三江源的环保命题。他总觉得，除了写作，他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可以做。

2013年，是阿来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第六个年头。这一年，阿来的议案有了明显的变化，此前他一直主张不能脱离自己熟悉的文化界去写议案，而今，他从一个更高的层面来要求自己。他说：“切实关心一下环保这个与人人都息息相关的问题，对于社会现实或者人们观念的改变产生积极的影响，是我们肩上更大的责任。”2014年3月，阿来仍然提交环保议案。

对于环境保护，阿来表示，并不仅仅是说一说要重视，而且必须要有相关的法律，“目前环境保护方面的相关立法还不是很周全”，他说，真正要做好立法，并非一个即兴，或来自于感性认识的问题。

“水污染了我们还可以买纯净水，空气是买不到的啊，我们不可能从北极拉根管子来自己吸。”他打趣道，“那成本多高啊”，话音落，阿来随即严肃起来，继续说，要从根本上解决环保问题，首先还是要先立法。“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比较大框架的环境法，很多的方面需要细化，比如自然保护区。”

说到自然保护区，阿来提到了目前公共场所，如公园里建高档会所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些现象都是不正常的。他说，其实一些外国的法律工作者、热心环保公益者、科学院专家、研究员都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是他们缺乏一种渠道的沟通。而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可以搭建一个沟通的桥梁，把这样的声音传递出去，“我们必须要依靠社会的力量，否则很难推动下去。”

梭罗的《瓦尔登湖》，特别是其鲜为人知的《种子的信仰》和《野果》对阿来的影响很大。在梭罗时代，诞生了一种新的文学：自然文学。阿来认为那个时代诞生的不止是梭罗一个人，而是一批作家，一批实践家，一批社会活动家。他们观察自然与荒野，追踪动植物的生命轨迹，改变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态度。“这些人，是环保主义思想先驱，也是最早促成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建立的人。我对他们深怀崇敬。”

阿来提到，有许多大的国家自然护区、森林公园项目，有时是在打着自然保护的名目要资金，修建度假村一类的项目，“类似的案例，我国举目皆是，这是缺乏严肃性的”。今年阿来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专门到自然保护区看，并没有类似的东西。在他看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应该利用自然保护区的立法。“我们都希望出台一个环境教育法。因为中国目前有大量的有法不依的情况，但是首先咱们无论怎么也得有一个规矩和一个章程。有了一个立法之后，再有一个态度，一个认知。”

美比口号更有影响力

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每一个生活过的城市都是一段记忆的载体。然而，当建筑逐渐被高楼模式化，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树。阿来说，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他认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尽力去了解这个世界。于是，便有了《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与众不同的书。

“我不能忍受自己对置身的环境一无所知。”这是阿来写在书中的话。与其说他是关注植物，不如说是关注自然界。他说：“我以后写小说会提醒自己，这个世上，除了人和人的关系，还有人和自然界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如果一个人对于你身边的植物认识不到十种以上， 然后你说我热爱环境，尊重生态，我觉得这是在自欺欺人。”

阿来对草木的热爱有些年头了。位于青藏高原南麓、四川盆地西北的马尔康县是他的家乡。那里草木品类多样，当地百姓的生活与草木休戚相关。“那时，日常生活中，老百姓就与草木打交道。这个可以吃，那个可以入药，各种木材可以派什么用，我们都很清楚。”阿来说。渐渐地，他不再满足于认识草木，而是希望建立植物方面的系统知识。阿来开始寻找植物学的书籍，慢慢学习积累。到现在，他走到任何地方，完成工作之后，都会去当地的植物园看看植物，拍下图片然后发到博客上。

阿来介绍说，自己所有的图片都是植物的，在哪座山，海拔多少米，这个植物叫什么，他都会用科学的方法记录它是什么科的什么属的。他说：“我对植物的观察与记录，主要还是在青藏高原，那是我在寻访地方文化，人生故事，欣赏自然地理之余的一种调剂。前不久，我刚从阿坝州黑水县一个开放不久的叫达古冰川的景区回来，去那里，上到五千米的雪山，再下到峡谷中的村落听老者们的故事，然后，顺路拍摄观赏那些植物。植物不是自己生长在那里，开花结果的。植物也同时和人发生关系，被人利用，被人引种，被人观赏，把这些方面发掘出来，就是一种文化。我想，植物会把我带入它们自己的世界，它们的生命的秘密世界，同时，也把我带到一个美的世界，一个有人活动其中的，文化意味悠长深厚的世界。”

1996年，阿来从阿坝来到成都工作生活至今已有十几年了。阿来认为，对于没有历史文化底蕴，没有自然因素的城市，他是无法喜欢的。惟一的可能就是离开它。“起初，我也无非是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相对我老家来说，成都是更有机会的地方。那时，大家都说，成都是可爱的。因为其休闲，节奏比较慢一点，城市中好多茶馆，围着城市还有好多农家乐。但我觉得，一个城市有这样一些特征固然有其可爱之处，但如果只有这个，这个城市也可能让我厌弃。”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来喜欢上了这个城市，融入了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有文化的历史。

习惯了去青藏高原拍摄植物的阿来在2010年身体健康出了问题，医生不建议他再去高原，但是这习惯一旦养成了，就很难放得下。后来，阿来就在街边或者公园到处带着相机转，从冬天的腊梅到初春的玉兰、海棠、梅、桃、李、杏，一直拍到这个城市一年中最晚开放的芙蓉。两年的时间，阿来将这座城市繁盛的花事从春至秋写成了一个系列。一部轻盈随性的《草木的理想国》便诞生了。

闲谈花草也可以视为对自己身处环境的检视。“中国人大都关注人、人与人以及阶层之间的关系，我们的文学对自然与人的关系关注却不多。环保的口号显得空泛，而由丰富的审美生发出的对自然的热爱则显得更为具体、有效。虽然我们会说环保，但有时候，口号极其生硬、空洞。当这些说法太空泛时，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 阿来说。

写作是一种信仰

2013年，阿来在公众视野中又多了一个文学标签，华表奖获奖影片编剧。由阿来首次担任电影编剧的《西藏天空》获得2013第15届中国电影华表奖惟一的优秀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奖，阿来获得优秀原创剧作提名奖。这部影片自2014年4月上映以来，获得了评论界和大众的一致好评。加拿大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选片人更是赞扬该片为近几年看到的最有艺术价值的中国电影。

同年9月，阿来应邀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以及著名作家苏童、刘震云组成了“腾讯文学大师顾问团”。这个以“文学新生态，成长大未来”为主题的网络文学战略，借助大师顾问团的影响力，将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学引入互联网，使之更加网络化、更贴近用户，推动网络文学朝着更为专业、更高品质的方向发展。

在迄今为止的从业经历中，阿来做过老师，编辑，出过书写过剧本，坚持不懈地采风摄影，阿来把这称之为“尽可能丰富自己的生活”。他说，这帮助我的写作越来越宽广。

或许正是因为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素材，阿来的作品常被读者冠以“内蕴深厚”等字眼。针对目前文坛上一些内容泛泛的作品，阿来表示，作品缺乏深度一般是两种情况所致，即认知程度和情感表达不足。“我不反对作品中有情感的小浪花，但作家应该有一种更深入刻骨的体验。现在对文学作品中的故事有一种不太好的理解，即怎么曲折怎么好，甚至故意设置过于戏剧化的情节冲突，这其实和实际生活中的人生体验不太一致。”

阿来说，大多数人的生平不是坐过山车，在构思作品时应遵照社会本身运行的逻辑，跟随自己的情感，进入到那种可以写故事的状态，“我不会为了某种文学观念写作，也不会为数量写作。”严格来说，阿来不算高产作家，他的每部小说间隔时间都很长。阿来说，那是因为他需要长时间的准备，“我能做的事情不多，但只要我下定决心就会要求自己做好。”

以《格萨尔王》为例，为了写这部作品阿来准备了三年，包括大量的案头工作，阅读超过两百本书籍，包括史料与口头传说，并采访几十个民间艺人。“我很喜欢这种工作方式，一方面做案头工作可以在书房中随时随地阅读，一方面能抽出几个月时间去这些故事的发生地行走，考察人文地理，既丰富生活体验，也为自己的创作积累素材。”阿来透露，每次写完一本书，他拿到的材料不过用去十分之一。在他看来，创作应先把事情来龙去脉搞清，“不然写作是一件多么无趣的事情。”

“写作就是一步步往前走。眼球经济时代，作家害怕被遗忘，但我不是。在加深对文学的体认方面，我的每一部作品都小有进展。”阿来笑称，在创作方面不会给自己画圈，拘泥于“是什么类型的作家”，惟一的希望便是自己的创作能符合中国几千年来文学传统中雅正的标准。” 盘点阿来的主要作品《尘埃落定》、《格萨尔王》、乃至新近出版的《瞻对》，均与藏族的习俗传统有关。提及原因，阿来表示，自己有一半的藏族血统，30多岁以前一直都在藏地生活，有着天然联系。而更重要的是受到自身创作理念的引导，“中华文化是多元的，写这些作品，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全面了解少数民族的文化、社会，看到他们的诉求。”

文学对阿来来说是宗教信仰，是非常纯粹的精神世界。他说：“在我成长的年代，如果一个藏语乡村背景的年轻人，最后一次走出学校大门时，已经能够纯熟地用汉语会话或书写，那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脱离艰苦而蒙昧的农人生活。我们这一代的藏族知识分子大多是这样，可以用汉语会话与书写，但母语藏语，却像童年时代一样，依然是一种口头语言。汉语是统领着广大乡野的城镇的语言。藏语的乡野就汇聚在这些讲着官方语言的城镇的四周。每当我走出狭小的城镇，进入广大的乡野，就会感到在两种语言之间的流浪。看到两种语言笼罩下呈现出不同的心灵景观。这是一种奇异的体验，我想，世界上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这种体验。正是在两种语言间的不断穿行，培养了我最初的文学敏感，使我成为一个用汉语写作的藏族作家。”

几年间，阿来成为商业传媒的神话。一如他的《尘埃落定》在文学上的传奇，他以独创的赢利模式向世人证明了自己经商的天才。在杂志报纸烧钱的时代，多少杂志报纸在鬼门关前徘徊，而阿来却可以笑傲江湖。但是阿来的内心，依旧是个纯粹的写作者，最重要的是，他通过不断行走和变换的人生体验获得的历史感与命运感，让滚烫的血液与真实的情感，始终潜行在字里行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