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桂妹
中国历代文学史上从来不乏各式各样的“复古运动”“革新运动”或者“以复古为革新”的运动,每个运动的发生都伴随着倡导者、拥护者和反对者们唇枪舌剑、你来我往的论争,但是没有哪个时代的文学史会把一种文学运动的反对者最终定义为政治上的“反动派”进行批判,而在中国新/现代文学史上恰恰存在这样一群“反动派”,“甲寅派”便是其中之一。作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反对者,“甲寅派”曾与“林纾”“学衡派”等一起被新(现代)打入了“反动阵营”,但是与其他反动派不同,由于“甲寅派”的灵魂人物章士钊曾经身为北洋政府的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并在其执政期间发生了“女师大事件”“三一八惨案”“鲁迅被解职”等一系列引发不良社会后果的事件,致使其“反动派”的面目更加牢不可破,这也为后来者的解构和重估带来了难度和纠结。同时,由于历史的惯性思维,人们往往认为政治意义上的“反动派”乃是上个世纪50—70年代的历史产物。实际上,这一极端化的历史思维早有渊源,而它的幽灵至今也还未彻底消失,因此,“甲寅派一反动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典型意义,解读“甲寅派”如何由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的“反对派,逐渐被建构为政治意义上的“反动派”以及这一“反动派”的定位得到了怎样的历史延续,它又是在什么历史语境下得到了部分的解构,确实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话题,它关联着中国新(现代)文学史的整个建构书写历程,也在深层结构上牵扯着中国近一百多年的政治、思想、文化乃至心灵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