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琴铜剑楼藏元刊本《资治通鉴》题跋考论

朱守芬+徐雁平

摘 要本文以铁琴铜剑楼藏元刊本《资治通鉴》近10万字长跋为例，揭示明末清初苏州地区文、严两家以严虞惇为代表的士人之阅读轨迹、遗闻轶事，以裨知人论世之资，籍此进一步管窥清代藏书题跋蕴含的丰富文献、史料、文化价值。

关键词铁琴铜剑楼元本《通鉴》藏书题跋

分类号G256.4

题跋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题跋”条云：“按题跋者，简编之后语也。凡经、传、子、史、诗文、图书之类，前有序引，后有后序，可谓尽矣；其后览者，或因人之请求，或因感而有得，则复撰词以缀于末简，而总谓之‘题跋。”[1]简单说来，题跋即“题者标其前，跋者系其后也”[2]。题跋类文章自有宋一代逐渐增多，至清朝而臻于极盛。黄裳在《谈“题跋”》一文中将题跋文字归为两个大类，学术性的与文学性的[3]。题跋文章既有精审严密之辨伪考订文字，也有胪陈纤琐似日记者。

但清代藏书题跋中蕴含的文化意味还未尝充分挖掘，本文以《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中一篇近10万字的长跋为例，试通过对其细致分析，揭示明末清初苏州地区文、严家族以严虞惇为代表的士人之阅读轨迹、遗闻轶事，从而体会他们写在书边的心史。就像罗伯特·达恩顿在《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中所说的：“如果我们能弄明白人们是怎样阅读的，我们就能懂得他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4]

1元本《通鉴》之授受

在《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中，有一篇关于元刊本《资治通鉴》的长跋近10万字，颇引人注目。这一题跋主要记录了苏州文氏家族四代人、常熟严氏家族四代人的阅读轨迹。

该元刊本《资治通鉴》已知的最早收藏者是明代苏州大画家文征明，后在书上留下题识的还有其长子文彭，孙文元发，曾孙文震孟、文震亨。文氏家族之外，严氏家族严熊、严虞惇、严鎏、严有禧四代人的题跋更值得关注，所留笔墨最多者为严虞惇。

严虞惇（1650—1713），字宝成，号思庵居士、草草亭主人，康熙丁丑（1697）进士，官至太仆寺少卿。著有《读诗质疑》《易经提要》《通鉴提要》《文献通考详节》《思庵闲笔》《严太仆先生集》诸书。

明亡后，文震亨绝食而死。元刊本《资治通鉴》则因为亲戚关系转到严家[5]，传入严虞惇父亲严熊手中，之后历严虞惇、严鎏而传到严有禧。

这一授受之事在长跋中多有记载：

此为文氏藏书，先大人得之以授小子者也。先世藏书，一无所存，唯此犹为故物，故自里门携至京师，时一展玩。……虞惇记，时戊寅八月二十日[6]56。

此书自文氏衡山先生历文肃公凡□世，先王父中宪公为文肃公外孙，故幼时即受而卒业。继以授先君子，逮小子亦经三世，历年二百有余，前贤之遗迹未渝，先人之手泽宛在。……不肖鎏谨志[6]57。

惟念是书向藏文氏，后传吾家，名贤之遗迹存焉，先人之手泽在焉，亦一家宝玉大弓也，凡吾子孙其共守之，其共珍之。乾隆壬申（1752）六月十三日。有禧谨识[6]57。

戊寅为康熙三十七年。衡山先生即文征明（1470—1559），文肃公即文震亨（1585—1645），“先王父中宪公”即严熊。严熊自外祖父文震亨处得元刊本《通鉴》，此书自文家传入严家之后，又历严虞惇、严鎏、严有禧数代，时间跨度从明末至清初近300年，被两家人共珍共守，文家之“旧藏”变成了严家之“宝玉”。对这本《通鉴》的阅读可视为两个家族的“宿课”。书有流衍，世有更迭，但读书人惜书之精神却代代相传。

严家最爱读这本《通鉴》的莫过于严虞惇，他所写的题跋也最多。

虞惇年十三，先君子白云先生即命读《资治通鉴》，因用徐氏坊本点阅一过。后复授此书，历年动笔圈点，作辍不恒。……严虞惇再记，时辛巳二月十八日[6]56。

由此题跋可知严虞惇自十三岁就开始在其父白云先生严熊指导下读《资治通鉴》，而他读这本家传元刊本《通鉴》的最早记录是康熙十五年，最晚的记录是康熙四十九年，也就是他去世前三年。可以说《资治通鉴》的阅读伴随了严虞惇的一生。几乎是每日必阅，且阅后记有所思所感，颇似读书日记。比之《清史稿·文苑传》中寥寥数百字的《严虞惇传》，在长跋中可看到严虞惇如何忧烦时事、虑己穷愁，抑或思念妻儿、挂心百姓，他一生中雪窗萤几、饱经风霜的生活点滴仿佛从历史的尘埃中鲜活起来。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便是严虞惇的“日课读书法”。如：

戊寅八月廿三日京师阅。自今日起，非有大事，每日限阅二十页，或多至一卷，少至十页，总不阙。虞惇记[6]34。

乙酉六月十二日阅。疑以每日阅一卷，纂成通鉴提要，未知能不作辍否？思庵[6]36。

严虞惇不仅日日读书，还制定了相关读书计划，甚至每日阅读多少卷多少页。这种读书方法并非严氏首创，而是至少从宋代以来就有的传统。《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耗时十九年“研精极虑，穷竭所有，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进书表》）[7]才写出这本史学巨著。这种“日课”之风在清代臻于极致，在清人藏书题跋中可见者甚多，除严氏此例外，顾广圻之《思适斋书跋》亦可视作其读书、校书日记，吴骞之《拜经楼藏书题跋记》中也颇多阅读轨迹的记载。其实，日记体的读书题跋也可看作以读书题跋形式所写的日记。在冯尔康所著《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一书中提到“清人把写日记当做日课，使清代在历史上成为日记创作的鼎盛时代。”[8]比如从日记中选出单篇编成的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就可视为其读书日记。

尤可贵的是作《通鉴》人之“夜以继日”与阅《通鉴》人之“手不释卷”精神相通，跨数百年而可引为知己，在长跋中有如下记载：

先君子于此书，凡经六七阅……昔司马文正公云：“某修通鉴，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欠伸思睡。”而先君子披阅至六七不厌，其精勤为何如，即此书而于他书可知也，我子孙其永念之哉。不肖鎏谨志[6]57。

在严虞惇之子严鎏的感叹中可知，严虞惇于《通鉴》至少六七过，并发愿撰成《通鉴提要》一书，他的心愿虽达成，惜今已失传。然读《通鉴》确乎成为严家之传统，严虞惇其子严鎏、其孙严有禧莫不如是。

丁巳三月己丑朔阅起。自课每日虽极忙，必阅一卷。逸农鎏记[6]32。

丁巳四月五日阅此本，时自锦峰之雪月楼迁归。昨修筑枢部公墓，亦不得已之事也。一息尚存，不容少懈，我后人其念之哉！鎏记[6]34。

禧年十四，先君子即命阅《通鉴》。乾隆壬申六月十三日。有禧谨识[6]57。

若如钱穆所言，家教包含家学与家风两个方面[9]。那严鎏所谓“一息尚存，不容少懈”可视为严氏家教的最好总结。韩愈云“业精于勤荒于嬉”，当此种精勤之读书成为家中传统，由父辈言传身教，子辈耳濡目染，可视为家风之传承。而家学传承的物质载体是书，从严氏几代人共阅元本《通鉴》之事或可看出一本书对一个家族亦可产生巨大影响。严虞惇甚至为此撰写《通鉴提要》一书。虽沧海桑田，人事有代谢，但物质性的书却传承着不变的精神。书可因人而流传，人亦可因书而受益。

2文、严两家世代研读《通鉴》

前文所言，古人读书往往不止一过。像严虞惇这样反复披阅《资治通鉴》，他留下的大量题记中，与先前的自己便有了一种交错。这种交错类似于电影蒙太奇艺术，即一种有意味的时、空、人、地的拼贴剪辑手法。通过剪辑将回忆片段交错在一起，是电影中打动观众引发高潮的惯用手段。同样，当这些片段不是现于屏幕而是凝于笔端时，亦足以引发书写者对生命轮回之深思。

纵观严虞惇之一生，多为一介小官，忧愁困苦，贫病交加。因此其所写题记整体基调偏于灰暗。可想而知当他再阅时看到先前所记，生出的多为“物是人非，欲语泪先流”，“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之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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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午正月十五日阅一过。昨赴东川师席回，卧至三鼓，心痛大作，吐血数口，恐是死症，如何！思庵居士[6]35。

癸未正月初六日阅，阅前记为之怆然。去年以十四日夜心痛呕血，次日即愈，十八日心痛复作，几不能生。赖武陵君昼夜扶持，废寝食，奉汤药，逾月而复故，今武陵君先我而逝矣。昨赴东川师席回，空房无人，失声长恸，今复见前记，心摧胆裂，哀如之何[6]36！

癸未正月十五日三鼓阅。去年此时，患病几死，赖武陵君昼夜扶持，匝月而愈，今武陵君先我去矣。君随我十年，未曾得一日快乐，日在穷愁疾病之中。追念畴曩，摧心伤肝，血枯泪干，唯闵然痛悼而已，哀哉哀哉[6]37！

壬午即康熙四十一年，癸未为康熙四十二年。武陵君即严虞惇夫人戴氏。严虞惇在康熙四十一年忽逢大病，多亏夫人戴氏“昼夜扶持”、“侍奉汤药”，逾月而痊愈。但康熙四十二年严虞惇再看“心痛大作、吐血数口”之记载时，夫人却先他而逝矣。故此处“心摧胆裂、血泪枯干”之沉痛尤其感人。如此深刻的闺阁之情，绝不会在正史中出现，只有在这种并不正式成文章的记录中，才可看到一个读书人真正的心路历程以及他所拥有的离合悲欢。

文氏家族中也先后有三代人留下题跋。其中下笔最多的是文征明之孙文元发（1529—1065）。在这篇长跋中有文元发四读元刊本《通鉴》的记录，四次阅读，文元发便与先前的自己有了三次“相遇”。

庚寅年八月初四日申刻再记。视前记恍已七年。日月如流，老景渐增，不知此后眼目如何，尚能一再阅否[6]48？

丁酉十一月十一日再阅，时年六十九。发[6]49。

庚寅岁笔记谓：‘不知此后尚能一再阅否？不意越八年而丁酉再阅一遍，又四年而辛丑又复一过，真日月如流，固不知老将至而耄及之矣。漫记此以验此后目力，尚能涉猎否也。正月十有八日，时年七十有三[6]49。

庚寅即万历十八年，丁酉即万历二十五年，辛丑为万历二十九年。这三次“相遇”让文元发自己也颇为感慨。每次阅过同页便叹“日月如流”、“不知尚能再阅否”？他最后一次阅读时已经七十三岁，“老眼昏花、注不能详”。然读一遍旧书，便如重逢旧日的自己，这种“邂逅”令人动容。

作为文、严两家家传之宝，元刊本《资治通鉴》上除了复阅时自己与自己的“悄然相遇”之外，待其子其孙再次阅过同页，观先人之手泽，然后留下批注时，便成了几代人隔着时空的相和与对话。

比如严虞惇与其子严鎏写在书边的“隔空相和”：

庚辰十月十七日灯下阅。时方绝粮，今日从逆旅主人借米五升，度过一日矣，明日以后，不知作何活计也。思庵居士[6]44。

癸丑九月二十一日阅。读先大夫庚辰所记，时适罢官，淹滞京师，穷况至于此极。今日所遭，正复不减，可谓叹息流涕也。鎏记[6]44。

庚寅七月廿四日阅。佺二出痘，医颇有难色，忧心如焚。此儿聪颖异常，养成必为大器，恐余薄福不能保之。但余生平无大过恶，法官五年，时有平反，天亦不应降此酷罚，此时惟伏天地祖宗之灵而已。严虞惇记[6]52。

癸丑十二月十二日阅。读先大人前记，知所望于佺弟者至矣，岂知其竟不成材，家运如此，为之慨然。鎏记[6]52。

庚辰即康熙三十九年。癸丑为雍正十一年。庚辰前后是严虞惇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穷居京师，索逋如猬，突烟不举，人生苦况，至斯而极”。然两相对读，其子所遭“正复不减”，盖父子二人皆为苦命之人，这样跨越时空的相似着实令人感喟。第二段材料中可知严虞惇本寄厚望于次子佺，却无奈“家运如此”，惜“竟不成材”，因此当严鎏阅先大人前记时，也只能“长太息以掩涕兮”，徒增慨叹了。

3严氏题跋之史料价值

除日课读书、时空交错的批注之外，在这篇长跋里，还可看到在儒家正统文化影响下，清朝士大夫“修齐治平”理想的点滴记载。

严虞惇为康熙丁丑岁榜眼，但终其一生，皆沉沦卑下、贫病交加。题跋中关于其困窘之状的记述比比皆是，然严虞惇并未因其人微言轻、忧愁困窘而趋炎附势、唯唯诺诺，他刚正廉直、敢于伸张正义，这点集中反映在他对官场案件的记录上。

清朝文网繁密，稍不留意便会“因文入狱”。而读书题跋这类资料，撰写时并不以公开发表为目的，读书之余便闲记书边，其中揭示的事实，往往较诸其他正史所写的案件记录更为真实可信。由此还可以略窥清朝官场实录以及当事者之真实想法。

庚寅六月朔日阅。通仓偷米一案，疑死者一十六日，而提督必欲诬入无辜五人于死，三法司会审，不得已，拟以充发。呜呼，人命至重，上苍难欺，杀人媚心，于心何忍！官之得失，听之于天而已。严虞惇记[6]40。

庚寅六月初四日阅。□人偷米一案，上令明白回奏，刑部满汉堂遂互相推诿，殊失大臣之体。都察院、大理寺同具一摺，而为施副憲改削数次，情事不白，恐将来有大处分，亦听之于天而已。诗云：“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言小人争知而让过也，有旨哉，有旨哉。严虞惇记[6]41。

庚寅六月十一日月。坛张三案，奉旨九卿，詹事，科道严查议奏，大约是降级调用矣。呜呼，以不肯杀人媚人而降调，不贤于一岁九迁乎？盖自是而余浩然之归志决矣。严虞惇[6]41。

庚寅六月十八日阅。坛张三事，汉九卿议请复审，而满洲不从，盖复审则坛张三决无死法，恐非九门之意也。连日会议未定，余惟静听处分而已。严虞惇[6]42。

庚寅即康熙四十九年。这四段记录实际是一件事情。即坛张三被冤一案。此案在《严虞惇墓表》有详细记录：

九门提督陶和气势焰逼人，意旨所向，无敢迕者。尝有所怨坛张三，欲置之死，用通仓盗米案锻入之。先生执奏以为罪不应死，法卒从末减[10]。

此事起因是九门提督陶和气因私人恩怨欲借通仓偷米案使“无辜五人于死”。而严虞惇心存仁厚，绝非酷吏，他显然认为坛张三等五人罪不应死，因此在批注中痛骂将人命视若草芥的官员“杀人媚心”。待三司会审时，满汉官员意见不一，互相推诿，虞惇则借《诗经·小雅·小旻》讽刺云“发言盈庭，谁敢执其咎”。

严虞惇一介小官，却刚正不阿，仗义执言。这其中不难看出传统士人的铮铮铁骨。其“杀人媚人”一语尽现清初官吏之弊病横生[11]。

除官场案件之外，在严虞惇及其子严鎏的记录中，还有关于天气与灾害的记录。具体可考者共二十三条。其占长跋比例并不甚高，但却充分体现了严氏父子二人悲天悯人的仁者之心。

父子二人所记可举数例如下：

丁亥九月十五日京师阅。闻吾郡瘟疫盛行，痢疾者多死，何天之虐我民也！思庵记[6]41。

庚寅六月廿六日阅。传闻吾郡自五月初二日雨，至六月初四日尚未止，中间仅二三日晴。严虞惇记[6]42。

雍正十一年癸丑六月廿又三日阅。大风三日夜，屋瓦皆震，潮水骤发，沿海地方复被沖没之患，但比去年七月十六之变为少杀耳，而又无涓滴之雨。呜呼，民何以聊生乎！逸园记[6]38。

癸酉六月廿五日读。家中自三月买米，至今米日益贵，亢旱祈雨不得，荒年又将到矣，如何？逸农鎏记[6]38。

癸丑六月廿六日阅。时大疫，民死者相枕藉。又大旱，苗有立槁之势，杞人之忧，不独一家也。逸农鎏记于绳武堂[6]39。

细对父子二人对清代常熟地区的记录，严虞惇所记多为暴雨造成洪涝之灾，其子严鎏除更加严峻的洪涝灾害之外，又复旱灾记录。自宋代起就流传“苏湖熟，天下足”的民谚，常熟即属民谚中苏州府。明清时期北京城的粮食主要通过大运河从南方运来。但根据父子二人的记录，常熟境内频发暴雨、瘟疫、旱灾，荒年多至，民不聊生。与印象中江南多产富饶之形象殊为迥异。严氏父子二人所做批注往往为他们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对天气民生的记载可信度相对比较高，那么清代常熟天气究竟如何，有待进一步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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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舜徽曾提到：“昔余读其《文献通详节》一书，知虞惇留心典制，有意用世。”[12]或许正是这颗“用世之心”让严虞惇推己及人，关心民生疾苦。黄宗羲曾云“志仁者从民生起见”[13]。这在严氏父子身上显露无疑。他们的仁者爱民之心令人对其充满温情与敬意。将严氏父子读书与为人处世联系起来，可看出传统士大夫特有的精神魅力。这种精神力量纵无补于世道，也必有益人心之净化。

4 结语

清代文献汗牛充栋，藏书题跋并未引起特别关注。但其中蕴藏的文献、史料、文化价值确是值得深思。本文以一篇铁琴铜剑楼藏元刊本《资治通鉴》长跋为例，揭示苏州文、严家族以严虞惇为代表的士人读书活动、遗闻轶事，再现其心路历程与人生轨迹，以裨知人论世之资。进一步推想，若将藏书题跋作为整体，依托其研究活跃在清代的书，与书相关的人以及与人相关的事，或可填补学术史、文化史之空缺。

参考文献：

[ 1 ]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M].于北山，罗根泽，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36.

[ 2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83.

[ 3 ]黄裳.榆下说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21-29.

[ 4 ][美]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M].萧知纬，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61.

[ 5 ]徐雁平.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98.

[ 6 ]瞿良士.铁琴铜剑楼藏书题跋集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7 ]司马光.司马温公文集：卷一.进资治通鉴表[C]//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14.

[ 8 ]冯尔康.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09.

[ 9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156.

[10]杨绳武.严虞惇墓表[C]//严太仆先生集：卷十二.清乾隆严有禧刻本.

[11]陈光崇.史学研究辑存[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9：358.

[12]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51.

[13]黄宗羲.黄宗羲全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146.

朱守芬南京大学文学院古典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江苏南京，210023。

徐雁平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江苏南京，21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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