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怎样从清朝商人中获取情报

晓巧

同治十年（1871年）清朝与日本签订了《中日修好条约》，有史料认为，这是中国近代所签订的所有条约中唯一的一个平等条约。《中日修好条约》签订之后，清朝商人在日本得到了合法地位和权利，可以走出唐人街从事商业交往，并且通商口岸扩展到横滨、长崎、大阪、新泻等8个港口城市。当时在横滨的中国商人尤其多，1893年，横滨的中国商人有4000多人。时人黄庆澄的《东游日记》中，记述了当时日本的华商分为三帮：一是闽帮，一是粤帮，一是三江帮。其中，以“闽粤人早至，生理较盛；三江帮后来，人数寥寥”。但是，日本政府严禁中国商人进入日本国内地。

值得一说的是，清朝商人在日本的对外贸易中起过很大作用。据《日本华侨经济》一书描述，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日本明治二十九年）日本对外输出额的74.2%、输入额的70%几乎都被华商把握。日俄战争之后，清朝商人在日本对外贸易中的地位明显下降。

清朝人去日本有的为做生意，有的原本并非想去做生意，后来却做起了生意。譬如太平天国运动时期，苏州商人程稼堂，为了避乱以及对于清政府的不信任，举家借经商的名义迁居日本。还有一个是太平天国起义者的后代广东人冯镜如，流亡日本后，在横滨创办了文经商店，与孙中山关系深厚。

清朝商人到日本做生意有个很耐人寻味的细节——“风说书”。200多年的锁国，使得日本相当闭塞，在开国前后，急切地想了解外面的世界，根据老传统，他们最先关注中国。日本政府想到了从清朝商人的口中“掏”资料，这些资料中最重要的是“风说书”。

所谓“风说书”是指，日本德川幕府时期规定，在长崎入港的中国商人必须向管理外贸事务的长崎奉行（长崎地方最高官员）报告海外消息，这类报告统称为“风说书”，即“传闻”的意思。中国商人的报告叫“唐风说书”，也叫“清商口单”。如果清朝商人不配合提供“清商口单”的话，他们进日本港口的贸易就会受到百般责难，甚至遣返，在这种情形之下，清朝商人只能就范。譬如，1840年7月的清朝商人周蔼亭来到日本长崎即以风说书的形式向日本政府描述了中英之间从禁烟交涉到武装冲突的经过；1841年6月，沈耘谷、王云帆等清朝商人向日本政府汇报了鸦片战争第二年的新动向，并写了书面文件《英夷入寇去定就广风闻》；1852年，清朝商人杨少棠汇报了太平军初期情况，并且，还于1854年冬继续向日本政府书面汇报了太平军起义四年的情况；等等。应该说，这些“唐风说书”对于日本认识天下大势，了解中国的鸦片战争以及太平天国起义的实际情况，总结教训，制定自己的治国纲要都起了重要的作用。

日本不仅要“大资料”，小细节也要。长崎的地方长官还派人向清朝来的商人做调查笔录，内容关乎清朝老百姓全方位的日常生活，甚至包括洗脸、走路、干活的一切细节，然后还找画工去跟这样清朝商人“聊天”，让他们描述清朝当时的生活环境、生活中的各种器具，然后一一画下来，回去整理、研究。从这些画的记录，以及“聊天”的内容、记录，能体味到日本人搜集情报的耐心、细致以及传统。

为什么要搜集这些东西？日本因为自己封闭了200多年，亟须开放时那种茫然无措而产生的焦虑，或者说是求知渴望，同晚清对于欧美包括宪政在内的种种知识信息需求的迫切，几乎是一个道理。于是，日本很希望了解当时的中国到底是怎么回事。

从日本对于搜集情报的细致入微来看，甲午海战以及二战期间，日本的情报准确性与有效性也就不足为怪了。看来，日本人能把商场当成战场，是有传统的。

（摘自《通辽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