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正：解开领带受访

本刊记者 / 徐欧露 实习生 / 王梦遥

韩正：解开领带受访

本刊记者 / 徐欧露 实习生 / 王梦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上海参加会议。今年11月15日，他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

这位政治局委员已经熟悉了各种类型的采访：境内的、境外的、戴领带的、不戴领带的。

刚满60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沪港通开通、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简称“自贸区”）周年之际，接受了英国《金融时报》的专访。

就任政治局委员以来，这已经是韩正第二次接受非官方媒体的专访。去年10月，他曾就上海自贸区的成立同财新传媒旗下杂志《新世纪》周刊记者畅谈。

政治局委员接受非官方媒体的专访非常罕见。中共中央政治局有25名成员，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中央委员会的职权，除了7位常委之外，委员或是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等国家机构担任要职，或是在各直辖市、经济大省、边疆自治区担任党委书记，属于“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长达2个小时的专访中，韩正谈到了自贸区建设、沪港通开通、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政府职能转型、GDP和PM2.5等热门话题，还提到自己“酷爱交响乐”、每天上网“起码两三个小时”，开设了微博账号“潜水”，而他的团队每天早晨都会向他递送最新的全国乃至全球资讯，甚至当记者问到他是否会“翻墙”获取信息时，韩正也没有否认。

这位2400万人口超大城市的掌门人表现得没有备稿。当记者提议能否把领带都解开时，韩正立时回答：“行！解了，都解了！”

马上，他又笑着说：“拍照都拍完了，是吧？我本来穿着很休闲地就过来了……后来我的团队说不行，我马上去换了衣服！”

关键时刻的访谈

细数韩正就任上海市长以来接受的四次市场化媒体专访，不难发现，每次时间节点都有其意义

采访韩正的是《金融时报》副主编、FT中文网的总编辑张力奋。创办于1888年的《金融时报》是世界著名的国际性金融媒体，也是在中国内地可以顺畅访问的“真外媒”之一。

曾在BBC工作过10多年的张力奋向韩正抛出了许多敏感而棘手的政经问题。其中排在首位的就是刚刚启动的沪港通。

比如，沪港通开通后，上海和香港之间竞争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是否会边缘化；沪港通对风险的防范是否已准备好；自贸区一年实验期后的成绩如何；按照设定的改革蓝图，上海未来会有大批官员失业，将如何安置？

韩正也回应，有些问题提得“很尖锐”。但他没有回避，一一作答。

谈及香港和上海的竞争，他说，“无论发展的环境，人才的聚集，法治的环境，市场的成熟等各方面，上海和香港不能比。两地会有竞争，更多的是交流和学习。”

对于沪港通的风险，韩正表示，在过去的6个月中，一直在进行各种风险测试。就在前两天，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总裁专门到他办公室表示，所有的风险测试都完成了。

经历了一周年实践的自贸区，韩正很认可其在制度创新上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至于未来官员们的转型，韩正说，这需要他们转变工作方式，转变职能，包括他自己，“自贸区就是革审批的命，得做更多服务性的工作”。在去年，人们曾对自贸区寄予厚望，期待程度不亚于1979年的深圳。

这篇标题为《韩正访谈录》的报道于11月21日在FT中文网推出，正值沪港通开启的第5天。张力奋在文章中称，专访是在11月15日进行。上海《东方卫视》在11月18日的新闻中还进行了专门播报。

这也是韩正首次专门就这一涉及上海的重大金融举措进行正式回应，选择了一家国际知名媒体，有强调上海渴望成为国际中心的意味，也与这家媒体锲而不舍的努力申请有关。

在关键时刻选择一家合适的媒体，是这位上海当家人一贯的媒体应对之道。相较于同一层级的官员，他表现得更加开明和开放。

“韩正各种问题都谈，也比较务实，反映了一个领导干部接受媒体采访的应对能力。”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告诉《博客天下》，“他选择FT中文网接受采访，（原因是）张力奋本人是复旦毕业，又是上海人，他既有外媒身份又对上海的情况很熟悉，在沟通上就没有障碍。”

2013年10月，上海自贸区成立四周之际，韩正接受了财新传媒总编辑胡舒立的采访，首次公开介绍了上海自贸区改革试验的立意和构想。

这是一项突破常规的举动。隶属于财新传媒集团的《新世纪》周刊是一家市场化的媒体。按照惯常的操作模式，此类回应往往只能在《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方喉舌上才能看到。

韩正称，建立自贸区的任务，是“复制出能在全国推广的创新做法”，在符合国家安全、防范金融风险的情况下，“用开放倒逼改革，加大改革的步伐”。

他特意强调了高层决策如何迅速推动了自贸区的诞生，“这一次是党中央、国务院直接推动，总书记、总理直接推动，要不哪有那么快。”

在关键时刻选择合适的媒体，是这位上海当家人一贯的应对之道。相较同层级的官员，他表现得更加开明和开放。

对于外界关心的几个问题，他也一一做了解答：自贸区只会做好国家要求的探索试点，绝不涉及意识形态；防范风险很重要，“必须符合国家安全，防范金融风险，这个底线不能动”。

韩正试图通过媒体告诉外界，自贸区的成立是深化改革的关键环节，它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提高竞争力，绝对是重大突破。

韩正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是他担任市长时逐渐磨练出来的，世博会是一个重要契机。

2010年5月，就任上海市长7年后，韩正首次接受了非大陆媒体的专访，前来采访的是台湾中天电视台主持人陈文茜。当时上海世博会开幕刚一个月。

此前，上海对重大设施建设、交通改造、黄浦江整治进行了大规模投入。通过世博会，上海将面临着从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变成2020年全世界最大城市的基础交通建设的机遇。

台湾中天电视台色调偏蓝，对大陆相对友好。访谈中，韩正介绍了上海为世博会所做的努力，以及凭借这场机遇上海将迎来的发展。“任何一个领导错失了这样的机会，都是对历史的犯罪。”韩正说。

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俞正声也就世博会接受了香港凤凰卫视记者吴小莉的专访。

专访在台湾和香港播出，“引起良好的社会反响”，陈文茜说，“节目的收视率很高”，连重播都是同时段节目中最好的。

仅仅4个月后，2010年9月，韩正以罕见的频率接受了《财经》杂志的专访，但访谈的内容不再是世博会，而是上海面临的经济增长困境。

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爆发，这一年上海的GDP增长率为9.7%，17年来首次跌入个位数。2009年，这个数字再度下跌到8.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成为1992年来的历史最低。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用“天上下雨了，赶紧拿伞”，比喻上海经济遭遇的困境。

“去年上海的低速发展实际上是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一个是上海转型中间的一些问题暴露出来了。”韩正说，“过去20年的发展主要是依靠投资拉动，这种外延式的发展模式已经走不下去了。”他在专访中向外界宣布，上海决定走一条超越GDP增速的发展新路。

“我们有思想准备，而且准备好了。从国家利益和上海转型来说，这都是必须走出的一步。”韩正通过《财经》说。上海也早于全国，提前开始了“调结构”的路程。

《新世纪》周刊和《财经》杂志都是专业财经媒体。韩正选择它们来回应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显得颇为专业。

2010年11月21日，上海“11·15”火灾的“头七”，上海市长韩正到火灾现场鞠躬献花，向遇难者致哀。

“通过体制内的媒体主要影响公务员和官员，但还有很多声音要说给外面听，给市场听，给社会精英听，所以要选择不同的媒体来组合发声。”张志安说，“所有高级别官员选择媒体都是互相选择的过程，选择什么时间节点接受采访都是有讲究的。”

在张志安看来，韩正是他这个级别的官员中媒介素养比较高的。他从两个方面来定义官员的媒介素养。“第一是怎么看，知道媒体的类型，也知道不同媒体的报道取向和传播规律。”张志安说，“第二个就是怎么用，即怎么样利用媒体去公开信息。”

韩正不是一天炼成的

韩正在2003年刚刚担任上海市长时还被认为“不善言辞”，历经世博会以及上海大火等重大事件的考验，韩正累积了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也越来越自信

与现在从容应对媒体的状态不同，10年前的韩正，还被媒体形容为“不善言辞”。

韩正是上海本土成长起来的官员，做过仓库管理员，当过胶鞋厂副厂长。1990年开始任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后历任区长、副市长等职。2003年，49岁的韩正成为继陈毅之后50年来上海最年轻的市长。

担任市长期间，韩正先后与陈良宇、习近平、俞正声三任市委书记搭档。2006年，陈良宇因严重违纪被撤职，韩正于2006年9月至2007年3月出任代理市委书记一职，被认为起到了稳定当时上海政经局势的作用。

在官员任职流动性不断提升的当下，韩正出任市长近10年，成为当前任职时间最长的地方省级政府一把手。在此期间，韩正经历了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处理了2010年的静安大火。正是这段经历，帮助他积累了丰富的与媒体打交道的经验。

2003年刚任市长时，被认为“不善言辞”的韩正，每讲到一个问题，都会脱口而出一长串数据，为自己的观点增加说服力。

上任后不久，韩正接受了凤凰卫视和上海文广传媒集团的联合采访，当时的他身穿深蓝西装，配以蓝格领带，按照惯例，西服的第一颗扣子被系上。整体看去，品位不俗。

有些腼腆的市长，快速学习着与媒体打交道。2006年开始，上海成为“两会”期间最早对记者开放全团会议的地方之一。2010年的两会上，有记者请韩正评价一下常批评政府的“小本家”韩寒，韩正用“闻过则喜”形容了自己的态度，还“赶时髦”地调侃了一下中国足球：“足球好像看的都是生气的，所以我现在不看足球了。”

韩正或他的团队知道媒体想要什么，他们提供细节、谈资，也把自己希望传播的东西揉进其中。

除了正面面对媒体，韩正还开始把媒体迎进自己的办公室跟访，公开展示自己的办公状态。

2009年1月，上海市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期间，《新闻晨报》得到了罕见的待遇—跟访了韩正一天，这一般是对明星和商业巨头常见的采访方式。

“上午11点09分，韩正结束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政府工作报告补充发言。在他面前，各种各样的材料已经摊满了桌子。韩正看起来有一点疲倦，但他还是很精心地将面前的材料一份一份地理好，然后很仔细地用夹子把所有的材料夹起来，再装入一个蓝色的文件夹中。收好材料后，韩正端起面前的茶杯，深深地喝了一大口茶。”

此时正值全球金融风暴，韩正在一次市政协会议上坦言，金融危机对上海的影响“冲击力极强，涉及面极广”。为了应对急转直下的经济形势，上海市出台了大量关于财税、土地、投资体制改革、取消行政收费等政策。

在当天两个小时的发言中，韩正用了一个多小时强调了一点—确保经济平稳发展。跟访记者观察得仔细：韩正讲了六个“抓”，每讲一个就比划一个数字的手势。会议的最后，韩正说：“可能今天这个报告讲出去明天会有媒体炒，但炒就炒吧，我就希望不要只列好的数据，或者只列坏的数据。让人对现在的形势过于乐观，或者过于悲观。”

“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韩正没有选择保守沉默，也没有选择大口承诺，而是选择带头清醒冷静地陈述。”这篇报道说。

2010年，韩正接待了陈文茜，后者在媒体业工作半生，更曾经担任过民进党文宣部主任（后和该党分手），当选过“立法委员”。台胞、政治人和媒体人的三重属性对任何中共高官都是一个挑战。

陈文茜对《东方早报》回忆了这次采访：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远远超出了计划，事后她才得知，韩正为了完成采访推掉了后面两档工作。

“他不仅没有回避任何一件事，还提醒我上海世博会的筹办过程中，有些事情被忽视了，比如上海世博会选址市中心黄浦江两岸，这个主意其实来自于一场中外学生交流会。”陈文茜说。这次采访以后，她忽然觉得上海这座城市“以后不得了”。

韩正或者他的团队知道媒体想要什么，他们提供细节、谈资，也把自己希望传播的东西揉进其中，奔着蜜来的蜜蜂都会带走花粉，那才是花的目的。

韩正的坦诚在《财经》的专访中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坐在记者对面的“韩市长”身着衬衫，没有打领带，也没有穿西服，手边也无任何材料。

采访时间：2010年5月26日

媒体：台湾中天电视台

地点：上海世博园区

话题：上海世博会

韩正说：“我读小学的时候游过黄浦江，读中学的时候两次游黄浦江。渡黄浦江不是这么简单，它有潮流，你一次游到下游要很远的地方才上岸。那个时候，水质还没有恶化到很严重。”

“整个谈话很轻松，不是一问一答，而是聊天一样。感觉韩正非常自信，‘水话’少，跟大陆的一些官员相比，与媒体接触的经验明显要强。”参与采访的《财经》记者马国川告诉《博客天下》。

“他应对提问非常娴熟。”另一位参与的记者苏琦说。当时，记者提了一个采访提纲之外的问题，韩正马上给出了回答，没有犹豫。

解下领带、脱掉西服，这是西方非正式会晤中常见的画面，代表着交谈双方将坦诚相待、没有间隙。

2010年4月6日到9日，韩正赴台“推销”世博会。4天3夜的行程引起台湾各界轰动，这位大陆市长不光占据了大幅台湾媒体的版面，甚至成为模仿秀节目的模仿对象，掀起“韩正旋风”。

其中，对媒体的开放态度，为韩正加分不少。访台期间，韩正多次顺应台湾媒体习惯，接受了记者自由问答的联合访问：在刚刚抵台的欢迎晚宴后、在参观故宫后，甚至是搭乘捷运后。即使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韩正也始终保持着“招牌式的微笑”。这次访问被称为“庶民之旅”。

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用上海话称赞他“面相交关（非常）好”，振兴医院董事长辜严倬云说他“风度翩翩”。韩正被认为“完全没有台湾民众印象里中共高官的高调严肃”，而树立了“温文儒雅亲民好学”的形象。对韩正的赞誉，用台湾媒体的话说，多得好像“说媒一样”。

面相确实是韩正的加分项，就任上海市长时，他就被市民称为“面相好”。

但在2010年，这位“风度翩翩”的市长，也面临着不得不放下“面子”的危急时刻。2010年11月15日，上海静安区高层公寓起火，造成58人遇难，70余人受伤。事故由无证电焊工违章操作引起，相关部门安全监管不力。上海市政府和市长韩正分别向国务院作出了“深刻检查”。

一周后，俞正声（时任上海市委书记）、韩正等上海市领导在死者“头七”时，手持白菊花在现场悼念了遇难者。韩正在随后的市政府常务会议上说，“上海建筑市场表现出的混乱现象以及监管不力，是造成‘11·15’特别重大火灾事故的重要原因之一，我们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深感内疚和自责。”上海市政府决定将每年的11月15日设为上海的“城市公共安全日”。

2012年11月，韩正升任上海市委书记，进入中央政治局。据《博客天下》的不完全统计，2012年11月到2014年11月间，韩正先后接受了4次官方媒体的专访，2次市场化媒体的专访，以及数次媒体联合访问。谈及自贸区、房产试点、官员财产申报、食品安全等多个话题，向外界释放信号。这样频繁地与媒体互动，在政治局委员中实属罕见。

这时的韩正已经富有经验。“韩正比我预料的要放松很多，没有回避任何问题，答问时也无任何迟疑。”张力奋说。

“早些年，多次在公开场合‘堵’到韩正，最大的印象是（韩正的）紧张和侷促感。”《大公报》记者倪巍晨说。2013年1月上海市政协会议结束后，《大公报》记者再次“堵”住了韩正，这一次，韩正一面穿上外套一面对他“侃侃而谈”。

潜水者

在互联网世界中，几乎已没有什么是韩正看不到的了，上海每出台一个政策，韩正都会注意网上的评价，并据此“对所有政策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

从一位“不善言辞者”成为应对媒体高手的十年，也是互联网蓬勃发展的十年，韩正对新生事物采取了接纳和学习的态度。

在接受张力奋的专访时，韩正坦言自己非常重视搜集和了解外界信息，他的团队每天早晨都会将一份“高度浓缩”的全世界网络和全国所有媒体当天报道的主要内容放在他的办公桌上，“批评我们的，表扬我们的，都让我们知道，特别是批评意见。”韩正说。

他不担心团队会将负面信息扣下来，因为“网上都有”。韩正说自己每天用在互联网上的时间起码要两三个小时，经常看的栏目有三个：新闻、体育和评论。“从信息量来说，我认为网络对我的帮助很大，通过网络，是我们和市民沟通非常重要的渠道”，韩正在一次与网友交流时说。

杂志出版时间：2010年9月13日

媒体：《财经》

地点：上海市政府大楼

话题：上海城市转型中面临的各种问题

韩正说：“我不赞成把上海称为‘东方纽约’或者‘东方巴黎’，上海就是上海。”

但就在2003年，韩正就任上海市长后不久的一次联合采访中，“新市长”还向外界介绍了自己了解民情的“四渠道”：每年的“两会”，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间了解；阅读人民来信；各方面的同事朋友向他提供情况以及政府网站上刚刚开通的“市长信箱”。

最重要的改变发生在2008年，那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借此契机，上海市政府网站率先创办了“在线访谈”栏目，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韩正作为首期嘉宾，在线回答了网民的提问。

“这次在线访谈，即时在线网友超过1.5万人，提出问题5800多个。因为反响出奇好，栏目被保留下来，此后每年年初，韩正都会做客直播间接受网友“盘问”。2009年，这个栏目因为网友的建议，从周五挪在了周末。

在互联网世界中，已经没有什么是韩正看不到的了。上海每出台一个政策，他都会注意网上的评价，并据此“对所有政策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估”。

采访时间：2013年10月25日

媒体：财新《新世纪》周刊

地点：上海康平路市委1号楼韩正办公室外的会议兼接待室

话题：上海自贸区成立四周

韩正说：“自贸区的做法既是国家战略，上海也要实施。如果上海都不能推广，还推到哪里？”

2010年3月，世博会开幕前夕，有媒体称上海世博会投资了4000个亿，“网上有关于最贵的世博会，我看了标题以后就点入看，我这个上海市长都不知道有4000亿。我就说把上海世博会花了多少钱，怎么花，钱怎么来，如实向所有网民，把这本账交出来。”在接受人民网专访时韩正回应。7个月后，《中国2010年上海世博会跟踪审计结果公告》在上海门户网站和上海审计网上发布。

2011年11月，上海市政府政务微博“上海发布”开通，第二年的两会上，韩正亲自做起了“推销”：“我天天都浏览，期望在座的各位媒体朋友，多多关注‘上海发布’。”

近些年，韩正在多个场合提到政府要善用网络和新媒体。2010年，在上海九届市委十次全会上，韩正说，“信息公开是一种社会进步，各级政府要尽快适应网络时代，学会与媒体打交道，并建立和完善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的体制、机制。”就任市委书记后的2013年，韩正在《中国监察》发表署

名文章《“严字当头”抓紧抓实反腐倡廉工作》中提到，“要善用网络反腐这把利器，要回应不要回避”。

就像这位资深古典音乐发烧友努力尝试听流行音乐一样，感叹“纸媒不行了”的韩正正在适应网络和新媒体时代。

“我觉得新媒体发展是趋势，作为一个承担了一定领导职务的官员，你必须高度关注新媒体的发展。我和他们讨论最多的就是新媒体，关注最多的也是新媒体。”他在《金融时报》的采访中，用“这个社会离开新媒体简直不可思议”来形容后者的重要性。

当然，行动早已开始。“微信，我没有设立个人账号。但微博，我‘潜水’。”韩正说。

能约到的领导人

政治局委员甚少接受采访，即便有，往往也局限于党报和官方通讯社。有时候最高领导人会选中某家外媒或者某个记者。能够接受这种采访挑战的，往往都是舆论高手

对张力奋和胡舒立而言，专访到韩正这个级别的高官也很不容易。

在中国专访领导人并不是易事。在特殊时期，因身份原因，境外记者更容易接触到中共领导人，报道也相对容易刊发。采访中国领导人几乎成为境外媒体的专利。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是第一位采访到毛泽东的外国记者，1937年10月斯诺的采访报道被结集成册，以《红星照耀中国》为名出版，成为那个时期鲜有的详细介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书，被美国国务院列为美国官员了解中国的20本必读书之一。

另一位深入访问过毛泽东的记者是美国女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1946年到1947年间，她多次采访毛泽东。“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就是毛泽东在斯特朗的采访中提出的。

1937年时，毛泽东需要让更多人了解“红色延安”；在国共之战中，他需要掌握舆论主动权。

改革开放以后，领导人专访在中国逐渐被认识，但因为种种限制，首先开路的还是境外媒体的知名记者。

1980年，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在人民大会堂专访了邓小平，成为那个时期国内外，对邓小平诠释最为全面的一次采访。6年后，1986年，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华莱士获得了在中国专访邓小平的机会。两人握完手后，华莱士对邓小平说：“我把今天同您的交谈看成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因为像您这样的人物，我们记者不太容易得到专访的机会。”

即使18年后，华莱士依然对这次专访颇为得意。2004年，他在接受中国记者的采访中说，“邓小平曾经接受过法拉奇的专访，但那是平面媒体。我们就是要成为第一个对他进行专访的电视媒体。事实也证明，那是他一生、至少是晚年辉煌期间所接受的仅有的两次专访。我一直为此感到骄傲。”

江泽民出任总书记后，领导人的专访逐渐多了起来。2000年8月，江泽民在北戴河和华莱士谈笑风生，4000万人观看了这次专访，不久后，江泽民与克林顿在联合国千年峰会相遇，“你现在风靡美国电视节目了”，克林顿这样告诉他。

在2003年出版的《电视外宣策略与案例分析》中，“华莱士专访江泽民”成为了“中国对外宣传的一大突破”案例。事隔9年后，2009年，CBS News在官网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文章，称江泽民“以惊人的坦率广泛地回答了一揽子问题”。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曾经在2003、2008和2010年接受过CNN的专访，也以坦率而著称。

采访时间：2014年11月15日

媒体：英国《金融时报》

地点：上海康平路中共上海市委一楼会客室

话题：沪港通、上海自贸区、GDP、韩正的互联网生活等

韩正说：“我现在不太关心GDP，但确实很关心环境。我早晨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看空气质量，看不同来源的空气质量数据，睡觉以前也一定是看的。”

但在中国，除了最高领导人和某些开放的官员，多数官员仍对媒体保持着警惕。很长一段时间，对境内媒体而言，除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官方媒体，市场化媒体很难有机会面对面地坐下来访问到重量级官员。

有着十几年采访经验、采访过数位政府高官的香港《文汇报》北京新闻中心执行总编凯雷告诉《博客天下》，他成功采访到的部级以上高官，多数都是在两会、人代会等场合，通过“围追堵截”“追访”到的。“在他们进门、去洗手间、喝茶的工夫，‘堵’到，问几个关键问题。但真正通过正规程序申请获得许可，坐下来面对面采访的官员并不多。”

也有一些官员对媒体表现出友好，被外界称赞，比如中央政治局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和前卫生部部长陈竺。陈竺因为在两会期间耐心回答记者提问，险些迟到，被媒体称为“面慈心善人好”。但即使是他们，接受媒体专访的次数也屈指可数。

一些媒体有更多的机会，比如总部在香港的凤凰卫视。1998年，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一次中外记者会上表示喜欢看凤凰卫视主持人吴小莉的节目，使后者一夜成名。2007年，凤凰卫视为吴小莉开通了高端访谈节目《问答神州》，专门采访国内各大省市的一把手和政坛精英。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凤凰卫视记者告诉《博客天下》，吴小莉的名气为她获得采访对象资源提供了很大便利，但即使如此，“双方沟通也需要很久，采访提纲更要经过严格审查。”

进入互联网时代，网络展现出惊人的力量，网民能推动政治事件的发展，媒体能主导其中人物的命运。“近年来，我国各地政府大都被动地卷入政治媒体化进程。所以，急需提高党政领导的‘媒介素养’。”《人民日报》前副总编周瑞金说。

“韩正接受市场化媒体采访其实是再正常不过的现象，只不过以前中国官员能做到这一点的非常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胡泳告诉《博客天下》。

“《金融时报》专访韩正，意义非常大，因为是外媒，而且还是以网络媒体的形式呈现。以前，政治局委员很少接受这样的专访。韩正这次采访有标杆的作用，也给地方官员一个启示，这样的采访可以借鉴。”凯雷说。

不过在张志安看来，经济领域的官员对媒体的开放要更加明显，“因为要搞经济做市场工作，在对待媒体方面还是比较积极的”。

韩正也确实在给自己的同行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比如赶紧关注互联网。

“对互联网这种新媒体，如果你不关注，你就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就没有发言权。如果不了解，我们就会被淘汰。”韩正在《金融时报》的专访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