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思考和谋划

摘要：邓小平是我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改革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实验”、“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一个标志”、赶上时代“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三个有利于”是改革的判断标准，都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的重要观点。正是这些重要观点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深入思考和战略谋划——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思考和谋划。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关于改革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改革理论的重要观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邓小平；社会主义；改革；观点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5-0082-008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下简称“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极大地调动了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使我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历史转折，推动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跃上新台阶。今天，一个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吃水不忘挖井人。在我们尽情地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诸多成果时，我们应当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理论、特别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指导下向前推进并取得成功的。邓小平是我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改革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内容，而且这一理论本身也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实验”、“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一个标志”、赶上时代“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三个有利于”是改革的判断标准，都是邓小平改革理论的重要观点。正是这些重要观点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深入思考和战略谋划——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思考和谋划。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10周年之际，重温邓小平关于改革的重要论述，深刻理解和把握邓小平改革理论的重要观点，对于进一步深刻理解和把握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在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努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广阔的前景，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这是邓小平关于改革的必要性的一个重要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改革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普遍形式，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P693）。这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使然。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性就深藏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之中。

早在“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就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认为实行改革既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使然，更是严峻现实形势的需要。早在1978年9月，邓小平就在“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2]（P128）如何才能使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逐步得到满足，以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出路就在于实行改革。

基于这样的认识，同年10月，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致词中又深刻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2]（P135-136）“三中全会”前夕，他进一步强调，要通过解放思想，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同时明确指出：“现在，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机构臃肿，层次重叠，手续繁杂，效率极低。政治的空谈往往淹没一切。这并不是哪一些同志的责任，责任在于我们过去没有及时提出改革。但是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2]（P150）正是在此基础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

“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还在反复阐述为什么要实行改革的问题。他曾经明确指出：“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社会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这种情况不改革行吗？所以，从一九七八年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确定了我们的根本政治路线，把四个现代化建设，努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个基础上制定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主要是改革和开放政策。”[3]（P237）这就从根本上阐明了改革的必要性。

二、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这是邓小平关于改革的重要性的一个重要观点。

改革开放是在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重大历史决策。在实行改革开放之初、特别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多方面地阐明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3]（P368）。endprint

改革之所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从根本上说，是因为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3]（P138）。

人类社会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生产力是决定性因素。革命的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因为只有经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反动阶级的统治，改变旧的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才能解放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进步。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正确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对这些矛盾的具体表现和基本国情的判断出现失误等原因，曾经脱离生产力发展的实际一味追求提高生产资料公有化的程度和企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发展，结果遭到了严重挫折。“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正确认识国情的基础上，强调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同时，通过改革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而解决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他明确指出：“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3]（P131）“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3]（P268）

改革之所以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还因为过去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这样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走上了新的道路。这些政策概括起来，就是改革和开放。”[3]（P266）这也是“三中全会”以来形成的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主要内容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早在1985年9月，邓小平就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实现改革“是一件大事，表明我们已经开始找到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子”[3]（P142）。30多年来的改革实践，更是一再证明这条路子是完全正确的。

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性质的一个重要观点。

1978年10月11日，邓小平在中国工会九大致词中，是把实现四个现代化作为一场革命的。1982年1月13日，他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中央机构精简问题会议上的讲话中又提出“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2]（P396）1984年10月6日，他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全体中外代表时的谈话中则指出：“这几年进行的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革命意义的改革。”[3]（P78）同月10日，他在会见联邦德国总理科尔时的谈话中又指出：“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3]（P82）。1985年3月28日，他在会见日本自民党副总裁二阶堂进时的谈话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3]（P113）的命题。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改革与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个重要环节。改革是社会基本矛盾自我调整和社会制度自我完善的举措，是对社会具体体制与机制的变革，体现了社会发展中的量变或部分质变。革命则是社会基本矛盾根本冲突的反映，属于社会基本制度的变革，体现了社会发展中的根本性质变。因此，在本质意义上，革命可解读为“根本改革”[4]。邓小平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当然不是指变革社会基本制度的革命，也不是指“文化大革命”那样的革命，而是革命的转义即通过对社会各方面体制与机制的变革，推动社会的发展进步。

“改革是一种革命”（或“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首先是就改革的性质而言的。改革所以是一种革命，主要是因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3]（P370）“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3]（P135）改革所以是一种革命，还因为改革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变化。“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工作方式和精神状态的一系列深刻变化。”[3]（P142）这无异于是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当然是相对于中国的“第一次革命”而言的。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国后完成了土地改革，又进行了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那是一个伟大的革命。但是在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以后，多年来没有制定出为发展生产力创造良好条件的政策。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得不到理想的改善，国家也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这种情况，迫使我们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三中全会”上决定进行改革。相对于过去的那场革命来说，改革当然是一场新的革命，即“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四、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这是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性质的又一个重要观点。

社会主义改革既有与其他社会改革相同的一般原因，又有不同于其他社会改革的特殊原因。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与先前的社会不同。在以往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中，社会制度的更替是先形成新的经济关系和经济形式，而后代表新经济关系的阶级起而革命，夺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则是先夺取政权，而后依靠政权的力量改造旧经济，建立新的经济制度。在这里，一方面，上层建筑的力量、主体的能动性，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另一方面，新建立起来的、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具体制度，“根本没有什么早经试验合格的东西”，一切都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实践既创造社会主义新形式，又不断检验这些形式；经过检验，要纠正不适当的形式，坚持和发展正确的形式，同时又要为进一步的前进探索新的形式。所有这些，都表现为自觉改革的过程。社会主义只有在这种不断的改革中才能建立起来，也只有在不断的改革中才能完善和发展。[5]endprint

社会主义本来就是改革的社会。邓小平的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加以区分，阐明了“体制”的范畴，从而明确了社会主义改革改什么。他认为，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是优越的，但有一些具体制度（即“体制”）存在着弊端和缺陷。这些体制上的弊端和缺陷是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的，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因此，改革就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克服体制上存在的弊端和缺陷，使社会主义制度日臻完善。所以说，改革既不是要用一种社会制度取代另一种社会制度，也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性变革，而是为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因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3]（P142）。

改革之所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从根本上说是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不是对抗性的，而是非对抗性的。毛泽东曾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一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6]（P213-214）正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非对抗性，决定了社会主义改革决不是要根本改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而是、也只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对具体制度（即“体制”）的变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改进、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

强调和坚持改革的这一性质，对于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实现改革的根本目的和目标，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五、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实验”

改革“是一场伟大的实验”，这是邓小平关于改革的特性的一个重要观点。

“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是对社会主义发展新路子的伟大探索。邓小平在强调改革是“一种革命”、“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的同时，又强调改革是一个试验，是一场“伟大的实验”。只有通过改革这场伟大的试验，才能走出社会主义发展的新路子，干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事业。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试验，而且是“最大的试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场伟大的试验”；对外开放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国际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3]（P135）

改革之所以是一场试验，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是一项全新的事业。首先，马列的书本上没有“现成的答案”。马克思、恩格斯依据唯物史观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但是，他们并没有、也不可能在当时就未来社会中如何进行改革以促进社会发展的问题给出具体、详尽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50年、100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其次，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进行这样一场伟大的改革，在我国的历史上确实不曾有过的。建国前的历史上不可能有，建国初期的历史上也不曾有。毛泽东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并且试图进行改革，但他却没有能够在实践中推进改革。再次，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干过。确切地说，是没有干成过，“没有现成的经验”。此外，我们的改革试验又是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里进行的，这在世界上更是“没有先例”。所有这些，便决定了改革的试验特性。

改革的试验特性决定改革会有风险。进行这样一场伟大的试验，我们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具体原则呢？关于这个问题，邓小平有很多重要论述。总的来说，他为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首先是要坚定不移地搞下去；其次，是要敢闯敢“冒”，敢于试验。所谓“步子要稳”，首先是决策要慎重，要讲究科学性；其次，要走一步看一步，及时总结经验。所以邓小平在改革方法论上始终坚持“摸着石头过河”，强调“发现问题赶快改”。这样，我们就能够避免犯大错误，保证改革的最终成功。

六、“改革是全面的改革”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这是邓小平关于改革的广泛性的一个重要观点。

改革改什么，或者说改革的内容应该包括哪些，这既取决于现行体制所存在的弊端，也取决于改革所要达到的目的和目标。邓小平认为，我们的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为达此目的，不仅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的体制改革。只有使各方面的体制改革相配套，形成一种全面、系统的改革态势，才能有效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因此，邓小平强调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3]（P237）

全面改革首先是经济体制改革。其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经济体制。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是先从农村开始的。农村的改革见成效后，我们开始了城市改革。城市改革实际上是全面的体制改革，不仅涉及经济领域，也涉及文化、教育、科技领域，更重要的还是涉及政治体制改革。

“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3]（P178）围绕这个目标，要理顺党政关系、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下放权力、转变政府职能，进行机构改革、精兵简政，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等。

此外，还包括对外开放。“对外开放也是改革的内容之一，总的来说，都叫改革。”[3]（P256）邓小平指出，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P78）“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济方式、管理方法。”[3]（P373）因此，我们的对外开放也应该是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endprint

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

“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一个重要观点。

正确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而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又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大问题。“三中全会”以来，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这种转变，遇到了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传统观念的障碍。面对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市场经济对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巨大作用，迫切要求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探索新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邓小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密切关注改革进程，深刻分析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以及新的情况和特点，及时总结我国改革实践创造的新经验和理论探索取得的新成果，率先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的思考长达12年（从1979年底到1992年初）之久，并且多次直接论述过这个问题。1979年11月26日，他在会见美国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人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2]（P236）

1982年7月26日，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又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缺点在于市场运用得不好，经济搞得不活。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1985年10月23日，他在会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问题是用什么方法才能更有力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们过去一直搞计划经济，但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3]（P148-149）此后，邓小平又多次论及这个问题，强调计划和市场“都是方法”，“都是手段”，“都得要”。

1992年初，邓小平在其著名的南方谈话中，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出发进一步强调：“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3]（P373）

据此，党的十四大明确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条高速通道，为中国社会主义注入了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八、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一个标志”

政治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一个标志”，这是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地位的一个重要观点。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7]（P32-33）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科学地阐明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政治发展必须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相协调，政治体制改革必须与其他领域的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早在1978年我们党开始提出改革任务时，邓小平就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上，阐述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一起变革、经济与社会政治共同进步的思想。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正在形成中的新的经济体制及经济的发展与原有的政治体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充分暴露出来。在分析这方面矛盾的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时代课题。1986年6月10日，他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的谈话中指出：“我们要精兵简政，真正下放权力，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把人民群众和基层组织的积极性调动起来。现在机构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机构多、人多，就找事情干，就抓住权不放，下边搞不活，企业没有积极性了。……解决这个问题从何入手，要很好研究。1980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但没有具体化，现在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3]（P160）

此后，邓小平从经济体制改革中所遇到的这种问题出发，一再强调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他说：“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搞不通，因为首先遇到人的障碍。”[3]（P164）“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3]（P176）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是改革的组成部分，“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3]（P160）。“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3]（P164）

九、赶上时代“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

赶上时代“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这是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根本目的一个重要观点。

邓小平作为我们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既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在领导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始终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既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又把目光投向世界，既立足于今天，又着眼于未来，自觉地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置于时代的大环境和世界的大坐标中加以考察，以确定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赶上时代”，就是邓小平为中国改革和发展所确立的根本目的和目标。endprint

关于改革的根本目的，邓小平从不同的角度作过很多论述。他说过：“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3]（P108）“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2]（P322）“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3]（P177）他又说：“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3]（P134）1987年6月12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的谈话中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突飞猛进地发展，科技领域更是如此，中国有句老话叫‘日新月异，正是这种情况。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3]（P242）为了能够早日“赶上时代”，他还明确提出了“改革的步子要加快”的要求。

所谓“赶上时代”，实际上也就是要实现现代化。“三中全会”为什么要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从国内现实看，就是我们的境况太落后、太困难了，也就是邓小平说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了；从外部环境看，就是当时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拉大，面临着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只有通过改革开放，才能加快发展，追赶时代前进潮流。

此外，赶上时代，实现现代化，也并不只是要在经济和科技方面赶上时代，实现经济和科技方面的现代化，同时也包括政治等方面的现代化，包括制度层面的现代化。没有制度的现代化，也是很难实现经济和科技方面的现代化的。所以，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提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3]（P372）这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关于制度现代化的一个战略构想。通过改革实现制度的现代化，既是改革的重要目的，也“赶上时代”的应有之义。

十、“三个有利于”是改革的判断标准

“三个有利于”是改革的判断标准，这是邓小平关于判断改革成败标准的一个重要观点。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曾经常遇到姓“社”姓“资”的困扰。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3]（P372）“三个有利于”的提出，为我们衡量和评价改革开放成败得失提供了根本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是由生产力标准发展而来的。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由自身内部规律所支配的“自然历史过程”，而生产力的发展在其中具有首要的意义，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衡量和评价一切社会制度和人们的社会活动的根本标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重申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和生产力标准。他强调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检验一切改革得失成败的最主要标准”[8]（P564）。党的十三大进一步指出：“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9]（P13）在此基础上，又根据几年来的实践发展和理论进展，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把生产力标准进一步阐发和扩展为“三个有利于”标准，从而把“判断的标准”讲得更周延、更全面、更精确了。

“三个有利于”标准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即“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阐发和扩展，它所包括的三个方面之间的关系是内在统一的，其统一的实质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力标准。因为在三个方面之中，“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首要的也是最根本的一条，而“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则应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直接结果。同时，由于“三个有利于”标准不仅强调了发展生产力，而且明确地将发展生产力与增强综合国力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联系了起来，强调了三者不可分割的统一关系，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生产力标准。

“三个有利于”标准作为生产力标准的进一步阐发和扩展，是衡量和评价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根本标准。坚持这一根本标准，我们既不能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本来姓“社”的东西，错误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也不能把那些合乎“三个有利于”、既可为“资”所用又可为“社”所用的东西，简单地判定为姓“资”而加以排斥；即使是一些确实姓“资”的东西，只要合乎“三个有利于”，也可以有条件地为我所用。这就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有力地促进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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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梦 玮）endprint